杨早:有我之史乘,无韵之长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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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时·空

   一九七八年,二十一岁的陈福民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学校校区在离张家口三十公里的宣化县境内,离县城十多公里。从家乡承德到北京,再乘京张铁路去上学,那条线路从丰台站出发,经过著名的居庸关与青龙桥,经过宣化与汪曾祺下放地沙岭子,到张家口,“共计三十一个站点,平均七公里一站”,确实不是瞬息千里的高铁时代可以想象的慢。但它有个好处,能让人仿佛揣想尚不遙远的古代,想见戍边、入侵与逃难的路线。

  

   也许就是以这里为起点,陈福民开始了他对北纬四十度的探寻之旅。这场探寻从陈福民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的“热河省”(也即清末众所瞩目、由朝阳─赤峰─承德为支点构成的“东蒙”)开端,经由京张铁路自西延伸,在三四十年后,替换成了“G6 高速”。这条一般被称为“京藏”的高速公路,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沿途经过居庸关(八达岭)、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临河(现在叫巴彦淖尔市),再拐弯南下。“看来非常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是,从起点东经一百一十六度的北京到东经一百零七度的临河,这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一度这一条地理带上面。”

  

   这条近于一条直线的地理带,便是《北纬四十度》的空间轴。何伟曾在《寻路中国》里,走过一条类似的路线──这种选择并非巧合,从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赵北长城到世界知名的明长城,都蜿蜒在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一度这条地理带上。

  

   《北纬四十度》凡十一章,聚焦的正是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发生的南北争雄,胡汉恩仇。全书叙事线索如下:

  

   赵武灵王(河北)──白登之围(山西大同)──李广、卫青、霍去病(中国内蒙古、蒙古国)──王昭君(呼和浩特)──刘渊(山西)──魏孝文帝(内蒙古─山西─河南)──安禄山(北京)──耶律德光(赤峰─开封)──明英宗(土木堡)──右北平(辽宁、内蒙古、河北)。

  

   历史的幕布哗地一下被拉开了。时间轴渐渐鲜明,并与空间轴构成了完美交错。陈福民称北纬四十度是“中原定居文明的生命线”毫不为过,中原定居文明最强盛的时候,可以深入漠北,封狼居胥,游牧文明一旦奋起,也可能饮马黄河以南。然而更多的时节,双方还是在北纬四十度上下,拉锯式地争夺着寸尺山河。交战也好,和亲也罢,这一条地理带始终是维持平衡的关键。吊诡的是,一旦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稳固的政权,立即又须面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如北魏之六镇,诞生出北周、隋、唐一系列王朝,唐又亡于胡人兵将之反噬,千余年间的反复波折,才是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混合性多元一体文明逐渐成形的次第进程。

  

   因此,《北纬四十度》并非如传统的中原中心叙事那样仅仅关注“边疆”的伸缩进退,而是以时空为经纬,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为主线,着力书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书中主人公,胡汉各半,无非想在完整的中国史框架中去探寻历史的走向,反思人性的幽微。

  

   正是塞外游牧文明与中原定居文明(亦即农耕文明)的进退攻防,塑形了中国文明──不只是疆土的分割,城池的废立,风俗的异同,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浮沉,文化的流变,以至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都与此息息相关。以北纬四十度为弦,弹拨的是三千年国史,一万里河山。

  

   走·读

   陈福民从承德和宣化开始了他的北纬四十度之旅。四十年的时光,让那一点点“思古之幽情”慢慢发酵成了《北纬四十度》这本书,以及书后的无穷未尽之言。

  

   这几年非虚构写作是热门,“行走的写作”更是热中之热。好书奖评奖的时候,每逢行走的写作,评委们总会高看一眼。因为会读书的人太多了,能读会写,又有心情余裕与能力行走的作者,堪称凤毛麟角。然而行走的写作自有其陷阱,亦不可不察。

  

   这是一个作为文体的“游记”已经消亡的年代。鲁迅曾在《估〈学衡〉》里对“游记”这种古老的文体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目下对一个地方、一条路线的寻访,俯拾皆是的并非“游记”,而是“攻略”,那可真是鲁迅说的“游食眠记”,精准地指向何时行止,何处打卡,何地住宿,何物可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旅行也是一样,景点店铺,去的人多了,成了网红,配套的道路设施宣传也会紧随跟进,后来者目之所视,身之所历,不过是被嚼过千百遍的馍,但也足以引发微博与朋友圈的馋涎。

  

   故此,功利性目标性太强的行走,只是“旅”,不是“游”。游,只能是漫游,即陈福民那些“未明所以的西行”。这段北纬四十度之旅的开启,当然是心有所感,有所思,但这种感思落实到行走,只是缘于一段“幽情”,而不是认定了要去做田野调查,要去论证一种理论,开创一种体系,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情绪,一番感喟:

  

   每次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心中充塞已久又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在那些感动或喟叹无处安放的时候摇下车窗,凉爽的风灌进来,挟带着初升朝晖或者苍茫落日掠过面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之类的句子就一遍遍地默念起来,必将会唤醒一个人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文学习惯。就这样经年累月,反反复复乐此不疲,竟使人忘却身在何处,也不去追究所欲何为。

  

   读来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此前的阅读,会在此时突然被触发,所览所知,与眼前所见所闻,在某个点凿通了虚空,带给一个读书人莫名的激动,嗣后再将这种激动变成动力,在行旅中,或回归书斋后,重行检视典籍,反复爬梳清洗那些残章断简冷凝成的印象,极力剥去时间沉积的外皮,还原出内心认可的“真实”图景。这真是一种极痛苦而又可得大欢喜的游戏,像粮食果物蒸馏成高度的酒液,像汪曾祺引托尔斯泰的名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与单纯读书写作得来的成品不同,这类“行走的写作”是“有我”的写作。前者偏重理性、逻辑、工夫,后者除此三者之外,犹有与古人隔着历史长河两岸对话的在场感,甚至与沉默无言之日月风景默然相通的晕眩体验。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是其谓也。当我们用想象去填补时间的鸿沟时,“我”的加入,让写作不至于沦于寻章摘句的琐细之中,时时提醒作者,这同一空间,却在相隔千年的时间两端并置,分别演绎各自的精彩。如《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结尾:

  

   G6 是最繁忙也最拥堵的高速之一。我启程时从北京一路向西,常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以国产中低档车居多。而回程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了,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引人无限遐思。而西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这一点可以从牧民对摩托车的喜爱得到如天机一般的启示。今天,你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骑马放牧的传统牧民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墨镜,骑着各种品牌的摩托车,悠悠然跟在自己的牧群后面,情绪饱满,兴味盎然。若路况允许时,偶尔加大油门疾驰一把,骑术非常娴熟。也许,渐渐地,骑马对于他们,已经不再是必须,而更多是一种纪念和仪式了吧。

  

   历史,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不断消失,然后重生。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

  

   对于现代人来说,北纬四十度如同长城在大元与大清,全然失去进攻与防御的功能,只是一道少人关注的遗迹—有人以此来为《马可·波罗行纪》全然未曾提及长城辩护。失去了生命线意义的北纬四十度,似乎只剩下分割气候植被地貌的意义,然而,总有一些记得鸣镝烽烟的人到来,将“我”的感喟与怀念投射在每一座丘陵每一条古道上,试图唤醒深嵌在黄土与荒草中的记忆。

  

   诗·史

   记得有一年在西安的乾陵,与陈福民老师讨论过《史记》,对太史公能将文史熔为一炉的境界赞叹不已。鲁迅在东京上章太炎的补习班,回答老师“文、学之分”的问题,说“文以增人感,学以启人思”,话虽简要,实得真谛。

  

   并不是每个作者都能用自己的行走与书写,牵动读者最敏感的神经。文学出身的写史者,首先的难题当然是如何不让自己的文笔玷污伟大的史学传统。写作过程中,陈福民将一些章节发给好友孟繁华,后者不免咋舌于文章知识的密度。我也多次听作者提及面对那些顶尖史学著述的惶恐甚或自卑。

  

   作为资深的文学研究者,陈福民深知过往大多数的历史书写,是如何“无法通过自己认真观察和现实感悟去完成自己的文学构思,却只能用一种‘偷懒式的拿来主义去历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并且通过扭曲、改变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去编造自己的小说”,而民族的记忆就经由大量这样变异的叙述,变得面目全非,“不只是我一个,可能很多人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民间故事开始的。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当然,也太累了”。对这种“被遮蔽的记忆”,作者为自己,也为历史感到委屈,年轻时有多“简单激烈”,现在就有多心存怀疑,比如说到杨家将故事:

  

   这种以民间信仰介入历史的小说叙述,非常迷恋“忠奸模式”。一连串故事讲下来,辽与宋之间战争的实质、历史走向、力量对比、决策失当与否等等,基本是看不见的,只剩下昏君、奸臣与悲剧英雄的低智狗血冲突。历史真相就在对潘仁美、秦桧的痛骂与对杨老令公的赞美惋惜中溜走了。如果无视沉重、惨痛和复杂的历史事实,用一种主观化、游戏化与个人好恶的立场为尺度去书写,非但距真相越来越远,甚至还有自我麻醉之精神胜利法的嫌疑。

  

   如果没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严谨与博雅,历史写作终究是更近于游戏笔墨的玩票。我能理解《北纬四十度》为什么不惮于大段地征引史料,即使阻断本来流畅的叙述亦在所不惜。那种面对纷繁历史的如履薄冰,那种语枯词穷亦无法传递出原文精微的尴尬与为难,是每一个怀抱重述国史野心的写史者都必然经历的挣扎与困惑。

  

然而更大的陷阱在于:写史者是否自我建构起专业的门槛,宁愿丧失抒写心灵、对话公众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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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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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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