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人本佛教是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1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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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  
这种模式恰好加深了我们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认识,对“人间佛教”在中国大陆总是踯躅不前、语焉不详、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有所醒悟。

   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大陆佛教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并非没有改革,只是它的改革方向几乎是与佛光山背道而驰,建设性甚微,破坏性极大。从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里,虽然不再破坏了,但是方向仍不明确;虽然在建设,但是几乎不清楚为什么建设;而且其目标定位,也根本不能按照“三大革命”的指向前行。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绝不可能容许出现一个个像佛光山那样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客观现实、客观环境、客观条件。

   导致这种客观现实、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产生“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间佛教”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基本予以实现。中国大陆对社会现实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采取民意积极推进的,其中也包括了信仰佛教的民众。背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去实现另外一种“社会理想”,几乎没有可能。而这样不可能的事,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从理论角度、逻辑角度去思索、去探讨、去研究,“人间佛教”已经讲了接近八十年,世事沧桑,焉能以此不变应彼万变?

   我们应该意识到,“人间佛教”理论的历史逻辑推演已经基本结束,中国佛教正在迈向新世纪,面临着客观的不能随意改变的现实环境条件,聆听着“以人为本”的时代最强音,应该如何走下去?中国大陆需要什么样的佛教?我们必须回答。

   三、中国佛教在新世纪应该树起“人本佛教”的旗帜

   树起“人本佛教”的旗帜,是对新世纪最好的回应。

   “人本佛教”是对“人间佛教”的继承和发展,是“人间佛教”向新世纪的延伸。“人本佛教”延续了“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即面向现实社会,承担历史责任,使佛教在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同时,“续佛慧命”,成就如来家业。

   “人本佛教”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溯佛教之本意,面社会之现实。当今社会,政治日趋昌明,经济日趋繁荣,生活日趋安定,“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虽然仍需不断改革,但已不需要轰轰烈烈的“革命”,而且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限定和制约,不可能坐等这些“革命”完成之后再来谈佛教如何面对当今的社会。中国佛教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面对现实,确定自己现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在履行历史使命的进程中生存和壮大。因此,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佛教当下必须与全社会同步,把“以人为本”作为历史新进程的指路标。

   “以人为本”不仅是中国大陆佛教的指路标,即便是已经基本实现“人间佛教”“三大革命”任务的中国台湾佛教,同样面临着实现任务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样需要树起“人本佛教”的旗帜。在这一点上,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本是同根生的一个佛教,又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以人为本,四众和合,契理契机,依法弘教”,是对“人本佛教”的全面表述。

   (一)“以人为本”是人本佛教的核心

   “以人为本”,契合于佛教的本怀。触动释迦牟尼产生出家修道动机的,正是人的生老病死无常痛苦,解脱这些痛苦,成为佛祖修持的目标。释迦牟尼初转*轮,宣讲“苦集灭道”四圣谛,是针对所有人的。佛教的基础理论,包括“五蕴论”、“十二因缘论”、“三科论”、“三学论”、“缘起论”,无一不以人为主体。尽管要破“我执”、“法执”,但是“我执”、“法执”作为被破的对象、作为现象的存在,佛教从来没有忽视。以人为本,奠定了佛教对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基本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身及环境由社会存在而决定的;佛教则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人的自身及环境终究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人是业报的制造者、承载体和衍生物,是“正报”的主体和“依报”的因体;人不仅要对自身所造的生生世世负责,还要对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负责。以人为本,既是对人的重视,“人身难得”;也是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向往“常乐我净”。

   “以人为本”,契合于时代的机缘。释迦牟尼是教主,佛是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是一位成功的大修持者、大觉悟者,是一位大写的人。从真谛来看,释迦不同于任何其他宗教的造物神,他不相信世界是谁创造的,他只相信“诸法因缘生,缘尽法还减”。以人为本与以佛为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统一的。对于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理性的时代,佛教是真正可以做到真心以人为本的宗教。

   “以人为本”,契合于佛教的修为。中国佛教以大乘着称于世,普渡众生,其中就包括了对自身的修为要求和对他人的超度责任。“人本佛教”希望每一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转向追求生命真理,以实修实证来恢复佛教的清净庄严,自度乃至度人。与“人间佛教”着眼于创造人间浮土有所不同,“人本佛教”更强调自心净土,强调每个人自身实修实证的群体价值和深远意义。

   (二)“四众和合”是人本佛教的基础

   四众,传统内涵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很显然,在新世纪里,这四众仍然是发扬光大佛教的主体,但是仅仅靠这四众还远远不够。历史上佛教不是中国的国教,从未来看也不可能唯佛独尊,但是,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由于儒教自失去封建帝王的崇信扶植和政权维护之后,屡遭批判亵渎,“礼崩乐坏”,在当代民众心目中重建信仰极其艰难;道教隔世日久,积重难返,百废待举;而佛教在信仰人数和程度方面,都跃居本土首位。佛教在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仅仅属于佛教自身,而是属于几乎整个民族,几乎所有民众,尽管中国并不是全民信仰佛教,也不是政府规定信仰佛教,但是,对佛教的关注,绝对不仅仅限于信奉者。佛教的兴衰浮沉,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因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或仅仅视为私事。如果只有佛教自己关注自己,他也就失去了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唯一被称为“社会财产”的财产,是佛教的财产。在中国,佛教的信仰是不受教徒登记限制的信仰,佛教的语汇是民族语言中至今俯拾皆是的语汇。佛教及其文化,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心中国佛教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教外人士甚至比教内人士更关心佛教,在家人与出家人一样参禅悟道,这几乎已是司空见惯。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即从杨文会肇始;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离不开一大批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人士的倡导成就;“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更仰赖赵朴初居士力挽狂澜,替天行道,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为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造就了人才。这也可以说是佛陀在世时的优良传统,戒律的出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民众或大德向佛陀提出意见或建议后才制定的。? 因此,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不仅需要教内的自觉,也需要教外的建言甚至监督。? 因此,确认围绕佛教未来的“新四众”,则对人本佛教如何巩固自身的信仰基础、民众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本佛教的四众,包括政界、教界、学界、企业界,大约相应于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在佛教问题上联系比较密切的四大领域。也可以指信仰者、护持者、研究者、当权者,分为四众只是方便,因为四者在外延方面比较模糊,其边缘部分应该是相互交叉的。

   1、信仰者,当然是教界,包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没有明确履行皈依仪式的广大信众。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法,可以统称为“信僧”,无论是比丘、比丘尼,还是优婆塞、优婆夷,都应该是佛教的坚定信仰者。在上座部佛教中,除去佛祖,就是比丘,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而在中国汉地佛教信仰中,就比较复杂。佛与比丘之间,有诸多蓄长发披璎珞的菩萨,还有维摩诘那样的大居士和善知识。从以人为本的立场看,未成佛之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仍旧居于“人”的地位,都应该同样勇猛精进,同样坚定正信。至于是否出家,由个人的因缘决定,无关乎信仰深浅。只有真正的信仰者,才能成为“人本佛教”的支柱。其中比丘、比丘尼的献身精神、持戒功德和法脉主体,必须得到格外的充分尊重。

   从人类社会健全民主与法制的趋向、尊重个人信仰权利的趋向看,“依法不依人”的佛教基本原则将得到更深入广泛的运用,尽管日程无法预计,但是未来佛教组织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将不可避免。虽然以佛教之外的人们看来,其分虽多,终归一佛,多即一;然而以佛教之内的人们看来,其虽一佛,差异实多,一即多。而且,未来中国佛教出现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的原因还在于:“大一统”的“集权”或全国宗教机构在政府的扶持下成为一种介乎“政府”与基层“信教群众”之间的新的行政权威或“准政府”作用,这一方面“弱化了”政府在管理宗教事务上的直接权威性,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上下隔断;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宗教机构在现代社会本不应该再加以保持的“政治”权威,使这些宗教组织在嬗变为“准政府”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其“非政府组织”(NGO)的特色,不能很好地“在教言教”,而变为“在教言政”或事实上的“弃教从政”。其结果是,这些宗教机构会逐渐失去其对广大信众群众的灵性感召力和吸引力,与政府本来为之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或背道而驰。这样,有宗教需求而不是政治兴趣的群众则可能在这种“变质”的宗教机构之外另行寻求新的宗教组织及其崇拜形式。

   佛教存在于新世纪,不能再像封建时代,基本上是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服务。那时虽然也标榜普渡众生,但是“礼有差等”,因此竟引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讥讽之词,并非空穴来风。平民曾是佛教信众的基数,但不是主角。同时,在“礼有差等”、“官有大小”、“人有尊卑”等一系列本位观念笼罩下,四众弟子在人格上也是不平等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本佛教要促进四众和合,就要打破某些传统观念,使出家众与在家众和合一气,变高高在上马打成一片,变颐指气使为诲人不倦,变矜持我慢为虚怀若谷。高僧大德几乎都具备常不轻菩萨的品质,在信仰者之间建立新型的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应该成为人本佛教的基本素养。人本佛教的信仰基础将由此而巩固。

   2、护持者,在经济社会中,主要指企业界,或者说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成功人士。他们可以是信徒,也可以是对佛教感兴趣但是还不到信仰程度的关心者,甚至包括企望通过佛教达到自身的某种目的而客观上却为佛教推波助澜的人士。

   如果以佛教的话语来区分护持者和研究者,护持者着重于财布施,研究者着重于法布施。区分虽略显粗糙,但是基本勾勒出二者身份定位的不同的鲜明特色。

   中国共产党17大报告中的一段话被广泛引用:“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国家、民族、社会、民众做贡献的积极性。大势所趋,经济社会必然会反作用于宗教界,许多护持者就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参与到护持行动中来的。起码佛教界就是这样。

   人本佛教主张大胆开放,接受一切真诚的护持;同时,“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在根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随客观条件而适应,但是这种适应不能以动摇根本信仰作为交换。

   由于本文所指的护持者具有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领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本佛教的民众基础将由此而巩固。

3、研究者,主要指学界。此“学”之义,甚为广泛。以研究佛教佛学为职业的,是通常公认的“学者”。然而,在政界、教界、企业界及其他各界中,也不乏研究佛教佛学的高人。研究者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信仰为基础、为归宿;二类是不以信仰为基础、为归宿;三类是在信与不信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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