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当今真正的大学就是一大堆书而已。——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对于真正的藏书家来说，图书馆就是圣殿，是神龛，是犹太教堂，是朝圣之所。图书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中尉军官托勒密（Ptolemy）及其儿子在亚历山大开办的大图书馆。该图书馆的藏书估计大约在20万册到50万册之间，据说碰巧在一场大火中烧毁，这场大火是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附近的港口燃放的，在这场战争中，他站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王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一边反对其哥哥托勒密八世（Ptolemy XIII）。世界伟大图书馆应该包括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索邦大学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interuniversitaire de la Sorbonne）、大英博物馆、梵蒂冈图书馆（the Vatican Library）、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巴尔的摩皮博迪音乐学院图书馆（the Peabody Conservatory Library）等。

很多图书馆最初源于个人藏书，经过几十年不断添加和积累具备了雏形，有些持续若干世纪。热爱藏书的人能够幻想自己是图书馆馆长，拥有甚至监督管理藏在这些机构里的众多图书。与此同时，不爱藏书的人甚至包括市侩也常常希望附庸风雅，和图书馆攀上关系。图书馆首先是读书学习的象征。欧文·豪（Irving Howe）在其自传《希望的边缘》中回顾了亚伯拉罕·萨查尔（Abram Sachar）如何召集富裕的犹太人慈善家开会，希望筹集资金为新创立的布兰迪斯大学盖一座图书馆。他用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在学生中的重要地位来极力取悦这些富豪，“哈佛学生去图书馆时，他们不说”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他们说‘我们去怀德纳吧。’”豪能想萨查尔召集来富豪们会怎么想：“有一天学生们或许会说‘我们一起去夏皮罗（Shapiro）吧。’”萨查尔没有费多大劲就筹集到建设布兰迪斯大学图书馆的资金。

我自己对图书馆的第一个独特记忆是在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肯塔基州垦荒先驱，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拓荒者之一）小学读五年级时的故事。芝加哥公立图书馆派了一位代表到我们学校宣讲图书的辉煌。那是一位胸部丰满的妇女，身上散发出浓厚的香水味，这位图书馆女士开始讲述书的故事——她的发音似乎“book”这个单词有五六个字母O一样——书是我们的朋友，将我们带到异国风味的遥远海岸，带给我们想象不到的珍宝。她接着说，书是如此宝贵的朋友，我们一定不能在书页上做标记，折弯书脊，在书里写字或污损书籍，以这样的方式持续讲了20多分钟的样子。在这次讲话之前，我对书没有多少兴趣，讲话之后，我对书的厌恶反而增加到了接近反感的地步。

18世纪初，图书馆首次求助于安静法则并在图书馆中实施，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图书馆，读者进门都会看到这样的招呼话语：

读者朋友，欢迎进入图书的殿堂。请您不要用力摔门，走路也不要发出大的声响，以免打扰了缪斯女神。如果您看到座位上有人，鞠躬点头无声地打招呼即可：请不要交头接耳聊天：这里是死者给读者讲话。

在由另一位体格魁梧的霍尔姆斯女士（Miss Holmes）在管理的布恩学校图书馆，如果发现你在交谈，不久就会有人拍拍你的肩膀，她慢条斯理地低声告诉你，“再说话就请离开。”

上中学的时期，图书馆显然不是我的藏身之所。操场、网球场、游泳馆等比图书馆舒服多了。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图书馆大厅里，似乎到处都是负责监督管理我们的老处女，她们看我们的时候什么地方都觉得不顺眼。（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图书馆员基本上都是女性，85%的美国图书馆管理员都是女性。）如果你的生活混乱不堪，就像我显然处于的状态，常常会遇到从图书馆借的书超期了才去归还的情况，往往需要交逾期和污损罚款，数额尽管不大，但很令人恼火。（有关图书馆罚款的话题，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刚刚搬回他长大的社区，妻子试图取出借书卡时意外得知，他有一本书已经超期14年，那是一本有关墨西哥革命者埃米利亚诺·扎帕塔（Emiliano Jesus Zapata）的传记书。如果她询问是否可能续借这本书，这个故事应该有个很好的结尾，不过，我猜想她肯定没有续借。）

书籍也不是我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父母虽然都很聪明也善于辞令，但在其繁忙的生活或我们宽敞的公寓中并没有书籍的位置。父亲经常看《芝加哥每日新闻》，该报的众多驻外记者队伍都觉得这是当时中西部有思想的人的选择，《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每周都会送到家。不过，我想不起来家中有任何一本书，甚至连一本字典都没有。

是芝加哥大学让我变成了爱读书的傻瓜，我从来不是好学生，却意外地成了书呆子。在从不讲授二流作品的芝加哥，我逐渐明白没有什么能像好书和伟大著作那样扩展我的经验和加深我的认识了。直到今天，虽然很喜欢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改编的电视和电影，但我从来不读也不能读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阅读是要专门留给更严肃作品的。

虽然我开始喜欢看书了，但我想不起来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什么时候。有了喜欢的书，从图书馆借出来就够了。轻装便捷的旅行从来不是我的渴望，但是，作为独自生活的单身汉，若借用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话，书从来“不能装饰我的房间。”在我刚结婚的那些年，书也没有装饰房间。现在我不敢肯定什么时候头脑里有了占有我读过的书或想看的书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确来了，我现在生活在一个拥有十二个书架的公寓里，每个书架都装得满满的，那些堆放书架上面的书或公寓桌子上或平坦地方堆放的书，若要摆放整齐至少还需要一两个书架。

个人图书室可能反映主人的严肃兴趣，可以充当了解其思想自传的钥匙。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创办人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希望图书室里没有“闲书和谁都明白的书”（riffe raffes），在他看来，这个类别包括莎士比亚。博德利自己的书大部分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我想起一个故事，我和朋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他从前的毕业生公寓里吃饭时，爱德华看见咖啡桌子上放着700页左右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传记不由得表现出十分失望的表情，似乎在说，怎么有人竟然浪费大量时间去阅读毫无价值还这么厚的书。

按照粗略的估计，希尔斯自己的图书室有16000册书，英语的、法语的和德语的，没有一本“闲书”或“谁都明白的书”。（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显然拥有个人图书室，藏书不少于7万册）。一天，我进入爱德华的公寓，发现他在从一本书中撕下来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的绪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说，“我不想让这个犹太人呆在我家。”（希尔斯本人也是犹太人。）他在遗嘱中要求将这些书赠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他还送给我他26卷本的《威廉·哈兹里特文集》（William Hazlitt）和雕塑家雅各布·埃伯斯坦（Jacob Epstein）的两个半身像。）作为爱德华的遗嘱执行人，我联系了希伯来大学工作人员谈及其慷慨捐赠的事宜，却意外得知该图书馆无法接纳这么多书，因为光运输费用和制作目录的费用就需要花费大约10万美元。不过，图书馆还是接受了我送的一千册书籍，放置在以希尔斯命名的专区。我后来将其剩余的书全卖掉了，所得款项16.6万美元被划入希尔斯基金会。

爱德华·希尔斯非同寻常的个人图书室以及一些书籍的命运并不算多么稀奇。我自己的家人就没有谁希望获得我个人图书室的2000册图书。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些书肯定会被卖掉。所有这些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个熟人在刚出版的书中看到有人吹捧了我，我问他能否送我一本看看。他说这不可能，因为他读完一本书之后——无论什么书，无论是精装本还是简装本——-都会扔到垃圾桶里。我大为吃惊，不过，他的观点有没有可能是正确的呢？

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和阿瑟·德·韦杜文（Arthur der Weduwen）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图书馆：脆弱的历史》，这是对图书馆机构的起源到如今现状的精彩研究，回顾了图书馆多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包括其起源、革新和解体，无论是个人图书室还是公共图书馆，无论是学术性图书馆还是借阅性图书馆。副标题中的脆弱性触及到图书馆历史的不确定条件。任何地方的书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丢失、被盗、故意破坏、或因疏忽导致毁坏，而整个图书馆也一直遭遇被抛弃、被系统性地抢劫、放火焚烧、甚至被故意炸毁的命运。

《图书馆：脆弱的历史》按顺序记录了图书生产的变化，从纸草纸到羊皮纸（大约3世纪和6世纪）到印刷书，1450年代古登堡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到：“这个人通过活字设备缩短排字工人劳动解聘了大批人员，解除了大部分国王和参议员的职位，创造了全新的民主世界，他发明了印刷艺术。”）这些变化的影响都是渐进性的；古登堡发明90年之后，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图书馆已经不再收藏印刷书籍了。

就个人收藏家而言，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多的个人图书室更有名了，他谆谆教导亚历山大大帝热爱图书，而不是“积累相当大规模的个人藏书。”（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或 阿基米德（Archimedes）实际上包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很多人都是使用图书馆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儿子费尔南多·科隆（Fernando Colon (1488-1539)）是16世纪最伟大的收藏家，试图在塞维利亚（Seville）附近复制亚历山大图书馆。科隆死后，其图书馆由对此不感兴趣的侄子继承，他将图书馆转让给修道院，后来又转给塞维利亚的天主教大教堂，那里的很多书后来都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销毁了。

人们从《图书馆》中了解到拿破仑“聘用大作家司汤达代表法国国家图书馆挑选意大利和德国图书馆的精华。”歌德曾经担任魏玛共和国和耶纳共和国公爵图书馆的管理者。重要作家担任图书馆长的除了担任英国赫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ull）图书馆长多年的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之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是最后一位拥有专职图书馆管理员职业的作家了。他在1955年成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工作他一直持有到1973年，虽然他开始在1950年代末期就丧失视力了。就我所知，博尔赫斯创作了唯一一本以图书馆作为背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里面包含了一些篇幅“宇宙得到辩护”和“人类的根本秘密可能被揭示出来”，但没有人能确定。你可能说，多么具有博尔赫斯的典型特征啊！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发现的很多希腊和罗马著作都是靠僧侣拯救和恢复的，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抄写书籍。很多其他作品都遗失了——如列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作，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作品。正如《图书馆》作者所写“这是我们看到的异想天开的就像购买彩票一样偶然的例子，有些书幸存下来丢弃在巴伐利亚某个修道院，而其他书则永远丢失了。”14世纪时，薄伽丘（Boccaccio）报道说，在修道院图书馆遭遇看起来很有前途的文本宝藏，仅仅发现这些著作中很多都已经遭到破坏“其纸张被剥去被撕掉了，被用来制作诗篇；其他一些则被撕裂、烧毁、抛弃或者任由虫子撕咬和气候侵蚀。毕竟我们都知道塞涅卡现在已经遗失的随笔或许被用来包装两根有黄瓜的三明治。”谁知道有多少重要著作已经在亨利八世时解散修道院中被毁掉了呢？

在更早时，书——实际上都是卷轴——都保存在箱子和板条箱里。后来，在其更像书的形式中，书籍常常固定在书桌上，多亏了富有的收藏家用来修饰的银色和插图页码，它们可能被盗走。当书架开始发挥展示图书的作用时，它们首先水平摆放，只是后来才垂直摆放，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这样了。大部分图书馆仅限于所有者和大学学者使用。鉴于很多书有华丽的装饰，它们已经变成了地位的象征。关于个人图书室的命运，《图书馆》的作者写到：

从亚历山大到现在的图书收藏历史中并没有改变的问题：没有人关心图书馆的藏书，更关心的是管理图书的人。只有图书馆创立者记录偶然购买书的场所，友好捐赠者的身份或某个特定文本改变其生命或观点的成员。只有他们经历追踪到长期以来搜罗珍本的快乐以及在寻找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朋友圈。

《图书馆》回顾了贵族家庭图书室的重新设计，“人们能够接待客人来访和谈生意，与此同时给客人留下主人学识渊博和财富惊人的印象。”这里，人们想到那些多卷本文笔如司各特、萨克雷、狄更斯等，上个世纪其他人甚至购买一种昂贵的墙纸来装饰富豪的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旧书店中有时候还能看到这些东西。

购买头版书或早期版本的狂热最初是从发现古版书或15世纪印刷术初期出版的书开始的，这些书偶尔流传到现在，有时候赋予头版书高得离谱的价格。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告诫儿子的话似乎仍然适用于今天：“买好书，然后认真阅读；最好的书是最普通的书，新版书总是最好。”

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为了适应国民读书识字水平越来越高，英国图书馆才面向公众开放。美国不得不等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才在慈善家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的推动下出现了公共图书馆。所谓的“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在向美国大学和图书馆捐助慈善方面都慷慨大方得惊人，当时，他们并没有依靠捐赠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

大萧条时期对图书馆来说是好事，在物品紧缺时提供了免费的娱乐活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图书馆来说是灾难。在纳粹进行闪电战时，英国图书馆遭到毁灭，事实上被当作轰炸目标。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俄语书籍被销毁了，纳粹系统性地消灭了波兰图书馆，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书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放弃了世界犹太人图书馆的战前计划。（犹太人书籍似乎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在1553年教皇颁布命令，《塔木德经》遭到谴责，意大利各地实施了焚烧该经的活动）。《图书馆》作者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单英国就丢失了大约6千万册图书。

公共图书馆仍然是最伟大的民主机构之一。人们可以回顾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在其自传《黑人男孩》中回顾，他如何在孟菲斯公共图书馆找到书，为他打开一个世界让他决心成为作家的故事。我曾经在1979年应邀做过巴尔的摩普瑞特图书馆（the Pratt Library）的一场门肯讲座，参加听讲的多样化群体中有个人，他自称是门肯最喜欢的宾馆之一的酒吧服务员。他向我展示了一封装裱在玻璃镜框中的信，那是门肯称赞他的水平高超和敬业精神的信。伊利诺伊州斯科基（Skokie）图书馆有很多俱乐部和讨论会，我听说退休的人专门搬家前往斯科基，主要就是要加入那里的社交活动圈。

我住的公寓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埃文斯顿（Evanston）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分支就在离我们不足一个街区的距离。在流媒体播放平台网飞公司（Before Netflix（BN）之前，我常常使用图书馆借阅电影光盘（DVDs）如《乔治·詹利探案》（George Gently）福利斯特探案集（A Touch of Frost）或者《神探默多克》（Murdoch Mysteries）和其他英语侦探电影，偶尔也会借一些书或古典音乐或爵士乐唱片。我逐渐和这里的工作人员成了好朋友，至今仍然如此。

公寓三个街区之外是西北大学图书馆，作为英语系退休老师，我总是去借阅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借不到的书。那里，我从来没有保留图书馆内的研习间，这提醒我们意识到朋友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他是研究古代世界的伟大历史学家，总是携带在我看来至少两英镑重的钥匙，其中很多都是他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占用的研习间钥匙。

机缘凑巧的迹象是有关大型图书馆的宏伟壮丽，在那里，你会发现不认识的东西。在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CD光盘部浏览时，我发现了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一张专门演奏美国民歌的CD光盘。另外有一次，我发现了让·皮埃尔·朗帕尔（Jean-Pierre Rampal）的两张爵士乐CD光盘。在the DVDs光盘中，我偶然碰到了之前不知道的美国性格男演员亨佛莱·鲍嘉早期电影（Humphrey Bogart）《要是她会做饭就好了》。我总是带着快乐的预期进入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仍然使用卡片目录的时代，人们经常遇到之前并不知道的书，后来证明很令人愉快或很重要或兼而有之。未来的图书馆可能提供很少这种意外惊喜了。《图书馆》的作者注意到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城市已经拥有了第一座全数字化图书馆。我心里已经写下一张便条，永远不会去参观这种图书馆。

我拥有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the Regenstein Library）的长久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前者收藏有我担任思想类季刊《美国学者》（这是斐陶斐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刊物）主编20多年的书信和手稿。后者拥有我的“作品”，请原谅我的说法，在它们正式成为我的高档次“作品”之前，我曾认为它们是我低档次的“劣质品、废品和垃圾”。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如果你碰巧住在任何一家图书馆附近，如果你想进去瞄一眼或借出来看看，一定要小心，不要折页，不要在上面写字或污损它以免招徕图书馆女士预料之中的大发雷霆。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自1963年起为《评论》撰稿至今。

译自：Books Do Furnish a Civilization Libraries and their glories by Joseph Epstein

https：//www.commentary.org/articles/joseph-epstein/books-libraries-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