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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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桢  

   内容提要:对官制的记叙、考释,是古代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其兴起的背景和过程亟待阐明。儒学的演进,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崛起,激发了东汉中后期学者对当代制度的关注。鉴于“汉典寝而不著”的状况,他们提出模仿《周礼》记述汉代官制的构想。受此启迪的胡广在识字教材《小学汉官篇》的基础上,就百官的起源、沿革、职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疏释,撰成首部官制研究专著——《汉官解诂》。因学术上的开创性以及胡广的政治地位,这部著作引起知识界的剧烈反响:同类作品集中出现,胡氏的视野、方法也被遵奉与拓展。在政治生活中,官制撰述充当着日常行政、制度建设的参考和指导,这一经世价值是官制之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官制撰述  古文经学  小学  胡广  《汉官解诂》

  

   精细严密的官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围绕官制的记叙与考释,也是帝制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从历代书目对官制撰述的著录便可见一斑。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在图书分类中创立“职官部”,收书“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数量丰富①。《隋书·经籍志》在史部设“职官”之目,且谓六朝时期“其书益繁”②。自此以降,职官类典籍在官方和民间的藏书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官制研究向来是中国史学科里的热门领域,不过,针对官制文献的考察还不够充实,尤其是对官制撰述何以兴起这一基本问题尚缺乏讨论③。

  

   在初创王朝体制的秦汉,记录官制的行为已经萌芽。尽管时代悬隔,部分篇章仍得以留存至今。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作西汉职官述要。卫宏《汉旧仪》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单行本制度书籍。律令中针对职官设置、官员待遇的成文规定也可视为一种书写制品,如睡虎地秦简《秦律》中的《置吏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秩律》等,这些法则又充当着官制著作的资料来源。至东汉后期,官制撰述才真正成为一条引人瞩目的文化进路。顺帝朝以降的数十年间,论叙官制的风气骤然昌盛,在胡广《汉官解诂》的带动下,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应劭《汉官仪》等一批具有研究性、经世性的制度专著集中出现。这不仅带来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一片未被涉足的学术领域也由此开辟。以之为起点,中国古代官制撰述的传统逐渐形成。

  

   本文意在阐明官制撰述兴起的背景和过程,同时也将关注官制文本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价值,希望可以充分揭示这一文化新潮的历史意义。

  

   一、汉末以前的官制文献

  

   胡广是官制书写兴起的决定性人物(详见后文)。在《汉官解诂》一书中,他曾详细交代撰述当代制度的动因。这一当事人的自叙,是了解相关背景的重要材料。接下来我们由此切入,综论汉末以前官制撰述的发展情况。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解诂》曰(编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A)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B)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C)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④

  

   我们按文意将引文分为三个部分。胡广首先在A中引用了安帝时人樊长孙致刘千秋的书信。樊氏于信中回顾了职官文献的情况,他颇为遗憾地指出:截止东汉中叶,有关汉家官制与礼制的内容仅在律令中存在,此外便无人纂录。另可作为参照的是,稍早的章帝时期,班固在谈及礼制文献时也有类似观察。《汉书·礼乐志》“礼”的部分末尾叙述东汉光武、明帝朝礼制进程,其中有言:“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⑤

  

   我们对班固、樊长孙的语义稍作解说。首先,如二者所云,汉代律令的确包含与职官设置、朝廷礼仪直接相关的内容。传世文献曾提及的《秩禄令》《品令》就属于“定位分职”方面的条文。《汉书·文帝纪》臣瓒注曰:“《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并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⑥臣瓒虽然只引用到《秩禄令》内官部分,但不难推知,朝廷众职官的官秩都应是该法令规定的对象。又据如淳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可知⑦,《品令》是有关员数、职掌的法规。另外,汉初叔孙通“定汉诸仪法”,涉及朝觐、宗庙、舞乐等朝廷礼制⑧。尽管这些礼仪是否属于汉律的“傍章”还存在争议⑨,但按照班、樊二人的论述,它们早已被吸纳为律令的一部分,具有法的性质。班固于章帝朝所献“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应该就是从律令中辑出⑩。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使律令的原貌见知于世。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是对多种秦律的摘录。据其中留存的三条《置吏律》律文可知,该律以官吏任免为主要内容(11)。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早期吕后二年(前186)正在施行的法律。其中《秩律》通篇由“某官,某官……若干石”这样的语句组成,罗列了朝廷百官及其禄秩(12)。这篇近两千字的律文让我们看到,汉初曾用“律”的形式规定了官员的秩级位次。秦汉简牍中也可见有关朝觐、祠祀等礼制的律令(13)。

  

   按照樊长孙的说法,针对汉廷官制的记录只存在于律令当中。樊氏因而批评道:“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与律令同录”为何会导致汉家制度“暗而不彰”?原因当与律令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相关。汉代的律令,是规模异常庞大的文书群。《汉书·刑法志》叙武帝时法制,提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14),内容竟多到连管理者也无法卒读。此后各朝被迫多次删修,如元帝曾下诏曰:“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15)但这些措施成效不大,成帝河平中的诏书就再次提出“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问题(16)。上引文又数次提到律令有其“典者”,这其实就是樊长孙所谓的“理官”。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曰“理官,即法官也”(17),指的是司法官员。律令“臧于理官”,专门由司法官员主持、保管,加之体量巨大、难以遍览,散落其间的与官制相关的部分故不易为普通吏民所熟悉。当然,在秦与西汉,由于统治者的推重,律令之学曾一度兴盛,为官为吏者多少有所涉猎(18)。不过,这种风气在两汉之际发生了转折。依据邢义田的研究,律学进入东汉以后渐为世人所轻,此趋势在章帝、和帝以降更为强烈(19)。樊长孙于安帝时叹息律令被束之高阁,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在卑视律令刑名的大环境下,附于律令的汉家制度自然难逃“寝而不著”的境遇。

  

   就实际情形而言,在东汉中期以前,律令并非官制的唯一载体。作为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基础的东汉“官簿”,登载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职官的名称、员额与秩级,这提示我们注意行政运作中形成的簿籍文件(20)。出土简牍提供了相关实物。里耶秦简中有一枚题为“迁陵吏志”的木牍,记录了迁陵县吏的职位设置以及定员数、实际人数(21)。在尹湾汉墓中发现的《集簿》列有西汉晚期东海郡府诸职官的员额,《东海郡吏员簿》则是对东海郡及下辖县、侯国吏员人数、秩级的详细统计(22)。司马彪依照的“官簿”,很可能就是朝廷根据各级官府上呈的簿籍所作的汇总(23)。另外,刘昭注《续汉书》之《郡国志》《百官志》多次引用一部名为《汉官》的文献,其中含有对众职官员额、禄秩及选用条件的记录(24)。该部分本为东汉前期形成的职官类簿籍,在性质上与“官簿”相同(25)。在汉代的文书行政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官署都须定期制作各类统计簿,吏员设置的情况是不可缺少的项目,职是之故,行政文书中当蕴藏有丰富、细致的关于汉代官制的内容,但应注意,这些资料毕竟是直接服务于行政运作的公牍档册,并不能自由传阅、流通。能够接触它们的,大概仅限于负责制作、审验、保管文书的官员(26)。通过行政文书了解汉家制度绝不可行,故樊长孙在梳理职官文献时,没有提及的必要。

  

   撰成于光武帝朝的《汉旧仪》(27),则是被忽视的著述。从现存佚文来看,是书搜罗广泛,西汉一朝的官制、礼制都是其纂录的对象(28)。《汉旧仪》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制度专书,不过自诞生至汉末魏初,它流传不广,未受重视。直到官制书写的风气兴起以后,该书才被蔡邕、应劭等学者重新发现(29)。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卷上是班固对西汉职官员额、秩级、职掌、沿革的介绍。因问世时间早,后人往往将其看成职官书写的源头。但根据樊长孙、胡广的回顾,《百官公卿表》与东汉后期制度撰述的骤兴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无论从篇幅还是撰作旨趣来看,关于西汉公卿迁转的表格才是《百官公卿表》的重心。《公卿表》与《汉书》其他“表”一样,关注的焦点是西汉历史中某一方面的人事变动。《公卿表》卷上的官制文本只是表格的附庸,它的出现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大回响。汉末以降的纪传体史书以“百官志”取代“百官公卿表”,以及“舆服志”“朝会志”的创立,反倒是受到汉末官制撰述的影响(30)。

  

   接下来看B部分(31)。樊长孙的致书对象为刘千秋。惠栋《后汉书补注》云:“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32)胡广述刘千秋的官历为越骑校尉、宗正、卫尉,又提到他是南阳人张衡的同乡,均与《后汉书·文苑·刘珍传》合(33)。惠栋的说法可以信从。刘珍当时校书东观,且主持国史的编纂(34),无疑是安帝朝文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樊长孙投书,呼吁撰次汉家制度,应该是看重刘珍的地位。胡广复云,刘珍“甚然其言”,遂与当世通人张衡筹划商议。《后汉书·张衡传》叙此事为:“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35)这一系列动向显示,樊长孙关于制度文献现状的批判得到了知识精英的认可。

  

东汉中期学者进而对官制书写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樊长孙将书写的目标设定为彰显两汉王朝在官僚制度方面的成就,并主张应让天下吏民都能习得相关知识,即所谓“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樊氏还指陈,最理想的书写形式是“依拟《周礼》”,以做到“定位分职,各有条序”。过去依存在律令或簿籍中的官制文本,从性质上看,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公牍文书,出现的根源在于行政需求。而按照樊长孙的构想,制度书写将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行为,由此生产的著述必然与以往完全不同。张衡在顺帝朝的书写计划,正是对樊氏观点的实践,而非简单地扭转“臧于理官”“寝而不著”的窘况。顺帝初年,张衡“请得专事东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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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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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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