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
1919年4月30日，受邀来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抵达中国，几天后就发生了五四学生运动。这个几千人的游行及其后续之事，对时人的冲击甚大，也改变了中国历史。此后在中国各地频繁演讲的杜威说，他在思考布置教育哲学的系列演讲时，“不知不觉中有一个意思常常在脑子背后”，那就是“学生运动的影子”；自己在“讲演中虽然不是处处说到，但却处处想到”。这一坦承告诉我们“五四”如何存留在很多人心中，其影响有时可能仅在字里行间，却也实实在在。
因为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杜威对运动的观察也仔细。就在这次演讲中，杜威说到了学生运动的不足，首先就是“偶然的，因为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其次“感情的，因为实在愤激了，忍不住了，遂起来的”；第三是“消极的，因为是阻挡禁止一件事体，不让它做去”。所谓“消极”，当从胡适关于民族主义的三个层次看，亦即“抗议”。杜威希望学生能“做有恒的事业”，即“从偶然的归到根本的、永久的事业上去，从感情的归到知识的、思想的事业上去，从消极的归到积极的、建设的事业上去”，最终“把中国逐渐革新”。
这样看来，杜威所说的三项不足，毋宁是学生运动的三个特点，即突发的、感性的和抗议的。而在胡适划分的三层次里，杜威希望学生运动能从民族主义的最低层次转向最高层次。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三点被视为杜威对“五四”的“诬蔑”，而胡适也被株连，因为他对“五四”的态度和杜威一样，都是负面的。杜威不通中文，他对“五四”的看法一定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影响，有些看法可能还是这些中国人“提供”给他的（不必就是胡适）。反过来，胡适对学生运动不少看法确与杜威相近，也不乏直接、间接的引用。但说他们师徒唱“双簧”，共同“表演了一幕滑稽的‘二重唱’”，或亦稍过。
在杜威看到的三个特点中，“抗议的”更多是学生运动的性质，而“突发的”和“感性的”则的确是运动鲜明的特点。由于过去每将广狭两义的“五四”并论，而又不知不觉把“五四”说成启蒙运动，后者的关键词“理性”成为认识和描述“五四”的一个重要视角，导致“五四”感性的一面被压抑，尚待更充分的展示。而“五四”那突发的“偶然”一面，也常被忽视，至少也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的斟酌。
引言：“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
1947年纪念“五四”时，流传着胡适关于五四运动是“自发”“偶然”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不满回应。当时有几次胡适关于“五四”的谈话记录，媒体刊发的都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其中既有表示五四运动是偶然的，也有明说不是偶然的。大约同时胡适也在《大公报》刊发了自己的文章，可知他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偶然的，但的确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无组织而自动爆发的。
先是《观察》在当年4月下旬采访了胡适，他在其中明言，“五四运动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自动的爆发的”运动；是当时“一个秘密而可靠的消息，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大运动”。唯在胡适自己，之所以强调“五四”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而没人领导地弄出来的”，是一种表示“谦虚”的意思，——“为了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以为是胡适来领导的”。
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反弹，有人从五四运动是“全无组织而且突然爆发的”的说法中看出胡适“对这个纪念日颇为淡漠”，且“窥其不尽语气，对于此一运动还深有憾焉”（说“五四”“无组织”就相当于淡漠，甚可见“组织”在时人心中的重要性，详后）。作者进而引申说，“今日对‘五四’淡漠的，大都是在政治舞台上已获成功的人；反之，却是还没有地位的人，想鼓起‘五四’的情绪，让他们再有一次争取的机会”。就此言，“胡适之淡漠，原因是‘当了过河卒子’”。似乎是先把胡适划在亲官方的一边，然后提出批评。还有对胡适讲话不满的人，把五四运动当事人许德珩的说法与胡适的对应起来，好像是许德珩在反驳胡适。
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全无组织而且突然爆发的。许德珩教授则对这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五四是有组织，有远因的。国外欧洲革命、国内军阀横行刺激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倡导在先，蔡孑民先生到北大对旧的不合理的事作无情打击，带来新作风”。随后学生自己也办了《新潮》和《国民》，两刊“各出版四期后，五四才来到”。这是《大公报》的“地方通信”栏，文章1947年4月28日寄自北平，说是许德珩在“五四”纪念日一周前的谈话，与上引胡适谈话基本同时而略晚一点。两人的谈话在报刊公布都晚，但通信者显然当时就得知了胡适的谈话内容，故意把许德珩放在“反驳”胡适的位置上。
这方面许德珩的看法是一贯的，他在两年前先已说五四运动“不是仓促间一种乌合之众的行动，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期准备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其所说的“准备”也大致相同，尽管他承认自己所在的《国民》杂志“单纯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是不及当日的《新潮》《新青年》之引人注意”的，但“若从学生运动和民族意识之表现来说”，这刊物的实际影响更大；尤其学生运动中“许多努力的人，多半是这个刊物里面负责任的份子”。而他自己参与的学生活动，包括南下联络他处学生，则表现出运动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整体看，关于“长时期准备”的一面，许德珩说的正是胡适想要说的内容。而在运动是否“有组织有计划”一面，两人所见确实不同。这牵涉到五四运动的广、狭两义，广义的“五四”当然不是偶然的，而狭义的“五四”则不无偶然的一面。我们先看看胡适的说法。1947年“五四”纪念日前夕，胡适又和媒体有谈话，其中明确指出：
在“五四”前两年半当中，以北大教授为中心，年轻的学生也都来附合。那时教授办了《新青年》杂志，学生办了《新潮》杂志，因这些文字的作用，引起了全国守旧分子及青年学生的注意，所以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有两年半的新思潮、新文艺做背景。
这个记录大体准确，《益世报》的报道稍详一点，也记有胡适表示“人家说五四不是‘偶然’的，我也说不是偶然的”。胡适自己大约同时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的文章则明说，作为“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预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活动”。
简言之，胡适想强调的是，五四运动是以“思想文化运动”而“震动全国”，但他那时似乎对政治的意义也较为重视。我们都知道，胡适曾以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晚年尤乐道之。但在壮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也曾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文化走向政治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据说在1947年的谈话中，“胡氏郑重地说：‘我们的思想文化的运动变为政治的，变质了。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政治冲击使文化运动“变质”的说法，是胡适自己曾经提出后也重复的，故不排除这是记录的错误，但也可能他真这么说了。
因为当时北京正有学潮，而胡适曾就此在当局面前批评政府，并为学生辩护。在1947年5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中，保留了一篇题为《李主任昨约平津教育界交换学潮意见》的剪报，内容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市院校长和主要教授开茶话会商讨解决学潮等问题。同时存留的还有一篇《经世日报》5月20日的剪报，是记者对胡适的采访。在两次谈话中，胡适都重申了他关于在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里，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的“公律”。且他不仅批评了政府的举措，更说“青年不满政治，或对政治感到兴趣，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
特别能表现胡适态度的是，日记中也保存了《华北日报》那天关于采访的简报，胡适附注说：“此是官报，故删去我批评政府的话。”随后他收到陶孟和来信，对胡适的谈话表示呼应，胡适从中看出了“一般朋友的心绪”。尤其胡适对“南方报纸也有发出我批评政府的话”，感觉“甚可喜”。这些现象都表明胡适当时的政治倾向，则他正式肯定“五四”之后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各种新的政治活动”，应是有的放矢。
可以看出，胡适其实有点向青年靠拢，已引起“一般朋友”的注意，唯尚少进入青年的视野。且胡适对人说“五四”而只字不提许德珩所在的《国民》杂志，是有明显偏向的，表现出从“五四”当时就已形成的“家派”意识仍有影响。所以上引对胡适言说不满的人，或也因派别不同而未必注意到胡适政治倾向的某种“改变”。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此前就认为“五四”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则说“五四运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受了世界潮流的激荡，随着客观环境的需要而发生的”；再则说，“‘五四运动’那决非偶然的????激起‘五四’运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二十一条，酿成五四运动的是几十年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提醒五四运动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世界革命潮流激荡，所以这运动不是偶然的、无意识的”。两说都是国民党的“官方”立言，后说既是前说的延伸，也是前说的“完善”。
上引国民党人的言说大致针对的是狭义的“五四”。运动既然是被“激起”，已多少带有偶然的意味，而世界潮流的激荡下的“酿成”则指向不偶然的一面，并以处于两者之间的“提醒”证成其“不偶然”的论旨。这样的不偶然是相当开放的，且开放的尺度很宽，从不久前的“二十一条”到几十年的帝国主义侵略，皆为运动的渊源。我们或可说，五四学生运动以蓄势待发、瞬间点燃为特点，运动本身确实带有一些“偶然”的特色，而其所蓄之势则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如果把晚清以来的中国视作一个过渡时代，其间的任何一个运动，无论多么偶然，都是前有渊源后有余波的。近年文学界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也阑入史学界，不过那更多涉及广义的“五四”。至于狭义的“五四”，则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大失望，应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而最直接的导火索，当然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待遇。但不论是“酿成”还是“激起”，这些事物都与其他因素关联互动，共同促成了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是一个几乎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不少亲与其事的人，过后也不断有所评说。上引胡适和许德珩对“五四”追述的异同，当然是受到具体语境影响的言说，却也体现出运动本身的丰富面相。故对五四学生运动那蓄势待发与瞬间点燃两面的探讨，仍需回到当时、当事之人的持续言行之中，注重他们本事与言说兼具的感触，从感性的一面理解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以及因此而生的对“五四”的某种特定认知。
一、蓄势骤发的运动
具体而言，“五四”不论广义狭义，其发生与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希望与失望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运动次年说：
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
这段话表达了相当一些人当时和后来的心绪——希望和失望是连续的，虽有不断的失望，却也仍存希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民初“各方面的失望”其实源于“民国不如前清”的认知，这当然是政治上的失望，却更多在“意”不在“治”（章士钊语，详后），指向非政治的方向。这样一种大失望的意态，正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辛亥鼎革后，中国进入“尝试共和”的新时期。历史上对新年、新朝，常以万象更新为盼。或因过去几十年中外交往的频频失利，那时国人对新的共和充满期待，甚或寄予了太多希望。如蒋梦麟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一班革命家都兴高彩烈”，因为“他们都以为革命成功，中国就能发达”。唯期望高则失望甚，从民国二三年开始，不满情绪就逐渐累积，与日俱增。鲁迅就曾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他自己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比他年轻的傅斯年曾形象地描述了时人心绪的急遽逆转——在“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
这师生两代人，一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一是《新潮》的主要创办者。他们的共同感受，应有相当的代表性。可知民国代清不过几年，就曾引起一些士人的高度失望。我们今天有了后见之明，知道帝制转共和是数千年一遇的巨变，也是一个类似“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新尝试，任何当局者都需要一些时间。但鲁迅实际只给了民国一年的时间，傅斯年的耐心稍胜，也仅多给了一两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不给新兴的民国多一点时间，颇费斟酌。
对那些不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近于“哀莫大于心死”的心绪，即政治状态的整体不佳让人感到彻底的悲哀。章士钊在1914年说，“君子之观国也，不于其治，而于其意”。“一载以还，风声所播”，使人只能“不言效果而言希望”了。面向未来本是近代新胜于旧的一大法宝，而这样一种不得不面向未来的心绪，反映出对现状的绝望，——出问题的不仅是政治的形式和运作，乃是其背后更本质的“意”，这就让人乐观不起来。
黄远庸在1913年指出，清季与民初的大不同，就在于“今日吾国大患”在于“人心之枯窘无聊、希望断绝”。反观“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和革命党虽主张各异，却对各自的取向充满信心。如今“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历史叙述中体现危机或“倒退”的标志性事件，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此时都还未发生，而人心的不满已经如此之甚。民国最初几年的历史是我们研究的薄弱阶段，很多事情恐怕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没出什么大事时就让人“心死”，不肯给新兴的民国多一点时间，需要非常认真的探讨。一些人或不过未见面目一新，遂感觉万事如故，甚至不如从前（详另文）。
当然，黄远庸所说的“全国之人”，其实仅是数量不多的一部分人。即使在台面上，那几年也还不乏感觉不错、跃跃欲试的人，如从政热潮的一度涌现，政党组织的风起云涌，那股风至少多持续了两三年。在台面下，更多的人或者还是维持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心态继续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那一小部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是承续着从前“清议”的群体，有着不可以人数计的影响力。
虽然有很多不满和失望，政治体制毕竟已根本转换，而晚清时期传入的进化论也常给人以希望。1914年黄远庸继梁启超主编《庸言》，便因“进化之说”而稍乐观。因为“造化为物，实合无量时期以成一大机轴”。一切社会及人物，都“组织于此大机轴之中”。其中任何“国家或个人”，皆有“自然日趋进于良美之组织之公律为之宰制”。他所说的“大机轴”在时间上似乎是永恒的，在空间上近于今人所谓“全球化”，适用于所有“国家或个人”。这样的进化规律，似又给人以乐观的希望。
希望与失望相互交织，此起彼伏，是那一时段的常态。很多心中有天下的中国人，就这样在波动的心绪中过活。整体言，或因几年前的革命成功得太容易，使人维持着希望的一面；同样因为革命似乎轻易成功，也可能让人不容易接受“不成功”，更不愿接受“失败”。然而更直接也更严重的挫折，马上就出现了。先是欧战于1914年爆发，若从黄远庸所说“大机轴”的视角看，欧战与中国密切关联，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也非常大。在战事初起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作壁上观。到日本随后对德国宣战并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进而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外患。彼时北京政府的应对，在技术层面其实不算太差。但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的进程；从签订条约的结果看，则正是名副其实的丧权辱国。
敌国外患通常有助于人心的凝聚，但对那些几年间习惯了平和局势的人，仿佛突如其来的外患，重新点醒了国家对外不能竞争的现实，也因而扩大了心怀不满的群体，加重了人们先已存在的怨艾。而袁世凯不仅未曾利用可以对外的民气，反在此时积极称帝，更使人感觉他的确是在倒行逆施，使人心的不满冲上新的高峰。
既存历史叙述主要是从政治一面的“倒退”看袁世凯称帝，唯从章士钊所言看，如果出问题的是“意”而不仅是“治”，则对所谓试图澄清天下的“君子”来说，返回帝制当然绝非小事，实际冲击却也未必像既存研究所说的那么严重。毕竟在当时读书人中，“民国不如清”已是相对普遍的看法，更不用说本来就习惯皇帝在的普通百姓了。如果把眼光过度集中于此事的政治层面，就很难理解帝制被阻止的事实并没给时人带来多少“胜利的喜悦”。
真正让中国人一度乐观的，是世界大战（时人仍称“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而给人以希望的，是革命后疾速改变了国家面貌的新俄。那时威尔逊和列宁都曾提出过民族自决观念，但巴黎和会最终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巨大的失望，近看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导火线，长远看就是使一些人逐渐转向了列宁的方向。
作为近代新教育的社会产品，学生这一群体从清末开始就受到特别的重视。或因被人看重，学生遂也自视不轻，渐生群体的自觉，分享着士大夫那种想要澄清天下的责任感（而非普通人那种“匹夫有责”之感），更容易分享社会的不满。同时因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他们可能比成年人更加迫不及待。这些因素汇集而成一种引而不发的“跃如”之势，很容易一触即发。亲身参与学生运动的瞿世英，次年就把运动的原因回溯到民初的不满：
为什么有学生运动？是单为山东问题吗？是单为福州交涉吗？不是，不是。学生运动的近因可以说是外交问题，而远因却不是的。然则学生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旧社会的组织是有病的，旧社会的历程是逆世界潮流的。所以我们不满意这旧社会的旧生活，要想改良旧的，使他变成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这“不满意”三个字，便是学生运动的真因。
因为“新”的希望而对旧社会的旧生活不满，暗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揭示出青年不满情绪的累积与同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后来《大公报》的一位读者就说：“当民国六年，袁帝制运动既然失败，国会恢复，政治仍然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大家对于政治都发生厌倦，而转注意到思想精神的根本问题。”于是陈独秀“组织《新青年》杂志，鼓吹青年思想的复活”，到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对于青年才有大的影响”。
这是一篇探讨青年苦闷原因的来稿，作者的理解与实际史事的先后次序稍有不同，——陈独秀和胡适的努力，都始于民国六年之前。无论如何，他们的努力都侧重于“思想精神”方面，其鼓吹的主要对象就是已在苦闷中的青年。如郑振铎所说，那时青年的烦闷，即因前几年许多学者“提出了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家庭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向顽强的封建势力进攻”。大体上，当年那些趋新者通过描绘美好的未来，强化了现世的不足，结果是“新思潮的鼓荡”反增进了青年的苦闷。所以《大公报》后来说，五四运动的发生实因当时的“有权者不了解思想之势力与青年之情绪，不能疏导于先，致令横决于后”。换言之，那些年的“思想势力”助推了青年的不满情绪。然若有权者在思想方面尚能疏导，便不致“蓄势”，或也就未必有爆发式的“横决”。
据沈仲九在学生运动当年的分析，北京学界“一二年来把旧思想的束缚，逐渐打破，渐渐向新思想一方面进行”，于是出现比以前好得多的“思想的自由”。正“因为思想自由，所以学生才有自觉心，才能知道世界大势，才能不顾一切，凭着良心做事”。一言以蔽之，“因为有新思想，于是遂有‘五四运动’的事实”。这就点出了“蓄势”的另一关键面相——世界大势。而更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相关的外交问题。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一份英文罢课说明书清楚地描述了国人的心态：“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就像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受此影响的中国人努力“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威尔逊带来的新希望之破灭，直接助长了久已积蓄的“不满意”，进一步酿成了学生运动。
这就是说，促成学生运动的原因，颇含外来成分。外交问题固是近因，“世界大势”也是远因之一。前者更多是负面的，后者却以正面为主。如陈独秀所说，在中国人对各方面都失望的时候，外国局势发生大变，“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军阀和人民一句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恐怕陈独秀自己先前也尚无此想），其说仍清楚表出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学生运动甚或广义五四运动的关联互动。杨贤江稍后说，1919年“是学生界大活动的时期”。那时“社会上正忙着闹新思潮及德谟克拉西，而内政外交，又处处令人失意。自山东问题归中日直接交涉的警耗传出，全国各界都通电反对，学生界尤为激昂”。
北京“五四”游行的参与者王统照后来说，“学生界因受腐败政府历年来丧权辱国的种种事体之激刺，以及媚日借款的恶果，又经新思潮的鼓荡，风声播振，早有‘山雨欲来’的必然趋势”。不过，那时北京的学生“虽然同心愤慨”，却“不晓得应取何种步骤向全国表示出他们的爱国热情与震醒麻木的社会的方法”。与日本相关的几个外交“大事件”，就成为恰好出现的“正当题目”，运动于是爆发。
也曾参与五四运动的郑振铎有着类似的回顾：当“一般青年们正在彷徨苦闷，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正遇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参战之胜利国，而尚受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拘束”，于是“这一把火，便把整个火药库爆炸开来”，青年们也“借此为由而掀起了五四运动”。上面所述是当事人的身受之感，《大公报》在1930年也指出，五四运动自“表面言之，固有种种事实，实则其背景不外为久经抑制之青年思潮，借一种口实为机会，一发而不可遏止”。
媒体在事过境迁之后的分析，与当事人现场的感受及事后的总结大体契合，虽或稍过“理性”，亦实有所见。可知运动前不少学生确已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态势，仿佛山雨之欲来。而这种压抑的心态，真有些像是一座“火药库”，等待着可以突破的“一把火”。不论是“一种口实”还是一个“正当题目”，多少都带有从压抑中得“解放”的突破意味。
尽管有着各方面“酿成”运动的因素，或即因希望仍在，1919年“新思潮的发生”虽“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开个新纪元”，似又起于不知不觉之中。如胡汉民所说，“我们还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起，他已经起来了”，而其“以后进化到怎样，大家现在还不能具体的讲出来”。胡汉民是在讲学生运动时说“新思潮”的，那种不知不觉就起来的状态，恰带某种“偶然”的意味。前引国民党说五四运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一语，应是针对着他人以为运动就是偶然发生的认知。如杜威关于学生运动“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的“偶然”说，即与不少运动当事人的看法相近。
北大学生黄日葵就明言：“外国的进化，是先经过多少年的笔墨的鼓吹、文化的运动，慢慢的涵养、训练、演进，而后结果才有某种运动的实现。今我国的运动则不然，不是涵养的，是冲动的;不是演进的，是急转直下的;不是安产的，是坠胎的。”“坠胎”一语形象地表述出了“五四”的“突如其来”，然而此前也有好些年的笔墨鼓吹和文化运动，才慢慢地涵养、训练、演进出了学生运动。
综上所述，“五四”是一个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具有明显的“一触即发”特色，的确可以视作“偶然”的。然而“五四”也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当年学生的不满已近于一种喷薄欲出的态势，久等一个导火索。就此而言，五四运动也就是这些不满得到宣泄的一种表征。合两者而共观，“五四”的偶然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其差别不过是什么成为引燃大火的契机而已。
《大学》指示我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五四”尽管事出有因，却也有其远近先后。认识到从蓄势到骤发的转变，是理解运动何以发生的一个要素。其所蓄之势当然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相关，但内则失望与希望不断轮回，蕴涵着大量的感性积累;外则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思想资源交替而来，正负兼具。因此，最后的“引爆”仍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过少呼应了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说法。而此前青年的苦闷更多是情绪上的酝酿，尚未及活动步骤的安排，故在时人和后人眼中，运动又呈现出“无组织、无计划”的特色。
前述胡适与许德珩的分歧正在于此。他们两位都承认五四学生运动前有“酿成”的渊源（具体描述不一），唯对于5月4日当天运动的发生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德珩是当事人，而胡适那时并不在北京，理论上应是许德珩的说法更有依据。然而这里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计划”和“组织”，特别是后者。盖除非以小时为单位说“计划”，否则那次运动真只能说是无计划（详后）；而“组织”的有无，其实也看各人对“组织”的认知。除了初始时期带有期盼的肯定，以“无组织、无计划”为五四运动特色的看法后来确实更为流行。这方面的考察，对理解和认识学生运动应有助益。
二、组织的有无与程度：认识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
据当时的报道，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可能签字的消息传出，国民外交会在5月3日开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同时，这个胡适所说“秘密而可靠的消息”传送到了北大，当晚学生开会至深夜，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了。这个“等不及”就是指原定5月7日举行活动，可知两个会议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以“等不及”来修改前一会议当天刚刚作出的决定，特别能体现事件的突然性。
傅斯年是5月4日集会游行的指挥者，他在1946年将昆明学潮和五四运动进行对比时说，“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即“非政治性的”和“政治性的风潮”；后者又“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而“五四”与后来学潮的“大不同”在于，“五四全是自动的”，当天是“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傅斯年所谓内动或外动，应指是否学生自己做主而动，故“自动的”“五四”当然也是内动的，却又是没什么具体计划的。
这个描述应是实话实说。王统照也回忆说，5月3日“忽由北大选派代表至各大学专门学校、各中学，言明第二天都于十二点到天安门内集合，开学生全体大会。至于为何目的开会，开会后有何举动，事先未曾详细宣布”。而“大中各校的学生们也是顺流而趋，出于自然”。究竟是主持者有计划而不愿事先说明还是并无计划，他“不能断言。不过，据当时身经，却以后说为是”。王统照在行动中未见依据事先计划按步进行的征兆，只是基于“青年热情在临时迸发出来的一场热烈举动”。
比中国人更知道何为“运动”的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一开始就提醒说，运动需要“指导得宜，组织有法，趋向有方”，才能有成。该报瞩目于已居指导者地位的“昔日学生”，特别是“从英美留学回国之学生”，希望他们起到指示和监督作用。首先就要“组织全国学生机关”，以“罗致全国学生”并“支配学生”，大家“团结进行，不存党见”，以为“一致之行动”，则可达改变中国之目的。若“无机关，则此行动未能有成”。
西人寄予希望的留学生，在那次运动中全未起到指示和监督作用；然若就机关的有无而言，“五四”是符合外国运动标准的。北京一开始就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不久就发展出全国的学生联合会。李剑农后来说，五四运动后“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的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
李剑农当年是倾向于联省自治的，本不太喜欢国民党，这话或有故意“吹捧”的嫌疑，其意更多在于否定国民党。当事的学生自己，就没有他那么乐观的感觉。北大学生会稍后说，“当‘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学以为中日外交是最重要的运动，所以才下了决心努力作有组织的进行，如是唤起全国的响应”。可知“有组织的进行”虽已在意识层面并有所尝试，仍不过是“努力”的目标而已。
实际上，当时学生的感觉是相互隔膜而缺乏谅解。五四运动两年后，潘光旦曾说清华学生深感“二三年来的学校生活太干枯了。最大的原因，在组织、分子太各自为政，于是隔膜越多，谅解越少”。师生间也彼此猜疑，故在代理校长召集的同学茶话会上，“有人提议组织一个专为传递消息的机关”。这是在1921年说“二三年来的学校生活”，则应包括“五四”所在的1919年。清华虽然不是学生运动的中心，然学生的感觉也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类似的想法在“五四”时并不偶见，张东荪当时就感到“现在干文化运动的人没有一个团结”，特别是“出版物很多，好像是互相竞争”。以这种态度“来做文化事业”，便和“前代的举子事业没有分别”。他提出的“修正办法，就是要灭去竞争，大家统集起来求一个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进行”。这一点得到郑振铎的呼应，他回想起不久前北京有一个新闻界杂志界的聚会，他们《新社会》编辑部的瞿秋白也应邀出席，本拟提议“组织一个周刊、月刊的联合机关”。然而瞿秋白临时有事未去，事遂搁置。郑振铎认为此事可以继续提倡，“如全国的联合一时办不到，不妨先就各地方去做也好”。他希望张东荪来推动上海方面的组织，至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可知沟通机关的需要是一种得到分享的感觉，折射出各界对“组织”的向往。若与其他各界比较，学生的组织还是相对成功的。张东荪就认为“中国人最欠缺的就是群性”，而“此次学界上居然成了许多的联合会，已经是好现象”，而商界、工界不久必会继起。工界运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团结，所以组合是非常需要”的。他希望“先要集合成一个工界大同盟，普遍于全国，就是全国劳动者的组合”，具体方法可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一个样子，先以学校为单位，次以地方为团结，最后始联合于全国”。陈独秀也说，北京的劳动者很多，但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办事的力量”。现在“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他希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
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对学生组织的肯定是与“他界”比较而言，且也更多是学生运动初起时的一种期盼。张东荪在学生运动前数月就表达过希望“创造一个青年结合”的希望，他认为“改造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造成一个青年的大结合，超越于各党派以外，普遍在全国之内”，可以“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而五四运动似乎就是这希望的“实现”，不过实现的只是“青年结合”的倾向，如何能形成“一种组织，作为比较长期的机关”，以及“这个会如何组织”，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张东荪为学生运动设计了四条办法，首先也最重要的，是“通电全国高等小学以上的各学校，求为同一的运动，并各举代表，组织全国学生的大结合”。但不过十多天，他已放弃“先以学校为单位，次以地方为团结”的办法，反主张“不可以学校为单位，也不可以一地方学生联合会为单位，应当就全国的学生全体行普通选举”，以此为“练习自治的机会，可以造成一个‘雏形的民本主义国家’”。故学生会“不可取单独制，而应该取合议制”，亦即“不要会长副会长，而要一个多数的合议机关”。他甚至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就是“不用机关的组织”而由全体“人人自动，不举代表，没有委托，没有首领”，并明言“这个原则于各地国民大会及各地学生会可以适用”。
因为想要“创造一个青年结合”来改造中国，让学生会的组织形式演化为一个自治的“民本主义国家”雏形，张东荪对学生组织寄予了太多期望。但这初期的乐观不仅太理想化，且也并不持久。到1919年秋，他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改造的前途”的不乐观，因为“这回大战把世界的什么都变了，只是变不动中国人的思想力和组织力”，——“从烈烈轰轰的五四运动以来，依旧发生不出支配社会的宏伟思想和发挥人力的健全组织”。这当然也包括他曾寄予厚望的学生会。又一年后，张东荪有了重新的思考，认为：
自“五四”“六三”以后，大家早觉悟社会上没有紧的组织而只有松的组织是不行的。中国社会虽非无组织，然而太松，不能做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之基础，所以要先建筑基础，就是要先把组织紧起来。于是有两种提议，一种是以职业为范围而重新组织，一种是以地方为范围而重新组织。第一种虽未发现，大约不久必可产生。
对社会组织的考量和判断从“有无”变为“松紧”，或算是中国的一个“进步”。然而以“紧”的标准看，“以职业为范围”的新组织应当包括学生，竟然还是尚未发生的事。则从“组织”视角言，张东荪对学生运动是相当失望的。
上面所说都是相对看好学生组织的人，从他们的观察看来，李剑农所认为的“完密”和“灵敏”，与实际颇有些距离。不过，若把他的看法打个较大的折扣，或也所见不孤。有些人可能带有期盼和鼓励的意思，他们对学生组织的好感或因此而不完全“实事求是”。
作为“学生运动的精神上支持者”，沈仲九在运动当年也认为五四运动“足以表示北京学生组织的能力”。这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带来的“教育解放所造成的”，因为蔡先生“把束缚学生的东西尽量解放，无论出版物，无论结社集会，都任学生自由行动。各种的学堂亦受他的影响，也主张学生自动自治，于是学生的能力渐渐恢复增进起来”。这话可能真带有某种“精神支持”的意味，盖若以学生自治来证明学生的“能力”，蔡元培自己恐怕就不会首肯。
蔡元培一向关注学生运动的组织和计划，他在五四运动次年说，“五四”以后的“新觉悟”之一，就是搞运动要“有计划”：“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若是“不经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话说得委婉，五四学生运动本身究竟是否算得上是有组织、有计划，蔡元培并未直说。
上述分歧的看法，可能与各人对“组织”有无和优劣的标准不同相关。“组织”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看得很重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长而中国短的标志，正如学问之有无“系统”。胡适在1931年写自传时重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就认为其“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其中就包括“自治”“合群”与“政治能力”，也就是“有组织的集团协作之努力的能力”。戴季陶更把“组织能力”看得极高，视为“一切物、一切生物、一切人类、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生成原起的大力量。如果没有这组织能力，便不能成一个东西”，不仅是“不能够救国”，也“不能够做人”。
一向乐观的梁启超“五四”前后到了欧洲，经过比较，更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所以欧美人能做“大规模的事业”，而中国人只能单打独斗。“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场糊涂了结。”本来“组织团体，是人类独具的良能”，中国人“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濬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都不可知。
类似的看法或可代表近代不少人。以胡适为例，他少时在澄衷学堂里就曾主动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也经历过民初中国公学初创时的真正自治。但他对“五四”前后的学生自治是失望的，并曾引用杜威的话，强调学生自治就是自我管束，故“学生自治，先要留心这个‘治’字”，知道“自治不是无治”。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自治而不能治，那可就丧失自己的人格了”。重要的是胡适眼中“自治的要点”首先是“注重秩序与组织”，故“议会法的知识必不可少”。开会时“如何提议，如何表决，如何修正”，形成并维持“会场秩序、会议规则”是“最重要”的，需要有方法上的训练。简言之，“有一种好的组织法”是“学生自治问题中极重要的”第一件事。
从在美国读书时开始，胡适就注意观摩民主的运作程序，此后也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在他的日记中，常见那些搞政治的人不懂如何“开会”而被胡适“救场”的记录和感叹（详另文）。如果类似“议会法的知识”是“组织”的一个关键成分，则“五四”的学生会虽可说有组织，其实也带有无组织的特色。这大概是胡适心目中五四学生运动只能算“没有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说过，学生之所以显得有组织，是和更无组织的他界比较而言。这就提示出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即近代外来学校新体系的确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化，比起散漫的既存教育体系，新式学校本身已是一个更“有组织”的机制。学校设置的区域性，中小学以年龄和程度分班，以及大学以专业分门别类等，都使学生自然处于一种比从前更有组织的系统之中，这应是学生运动在组织方面可以相对成功的一个现代基础。
同理也适用于与其他各界的对比。然而若比较的对象有变，结论便也不同。实际上，何谓“有组织”，与观察者的生活经历直接相关。“一战”后是一个西方运动方式也在变革的时代，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模式对西人言也是个创新，传入中国后就刷新了不少当事人对“组织”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看法。如国民党人戴季陶曾盛赞“五四”学生的组织能力，说“这组织能力可以另外用一个名词讲明他，叫他做‘创造的真力量’，叫他做‘大创造’”。在他看来，那些“各处的学生团、游街、露天演说、各界的联络、在校内的安排、在校外的活动，哪一样不是很有条理，很有精神，很有计划。这条理、精神、计划，便是证明他们的伟大，便是发扬他们的组织能力”。然而十年后戴氏又认为五四运动的学生是无计划无步骤的任情乱做，许多“身与五四运动”的学生，是到社会里来服务之后，才渐渐“晓得无论哪一种运动，如果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步骤，是不行的”。这不啻“任情去乱做，结果一定要失败的”。
这样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前后认知出自同一人，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虽可能基于意识形态的转变，但更多恐怕是生活经历使然。前引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描述已把主义、组织和计划这些运动的要素涵括在内，成为后来说运动者的常言（国共两党尤乐道之）。蔡元培或不过是有意无意间孤悬这些要素，却也凸显出新型的政党参与给学生运动带来的重要差异。——学生虽享有学校这一现代组织的便利，但学校更多是一种“自在的”组织，而具有“主义”的政党则可以说是一种“自为的”组织，两者的差别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自为的”政党组织能力参照下，学校那种“自在的”组织方式尽管有其社会基础，仍然太过散漫，正如学校机制优于前清教育体系。“五四”后直接受到苏俄新组织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在合作期间曾共同“组织”过五卅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所以他们后来便一再强调五四运动有着“无计划、无组织”的特色，视之为一种负面现象。这当然反映出运动本身的事实，却也基于一种知晓了什么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验之谈。如前引北平区联会“为五四运动纪念告青年书”便一面认为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一面强调它是无组织无计划的。故运动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学生没有组织，更没有主义的领导，只有从书面上发出一时的热情，并没有统系的反对政府的计划，所以如荼如火的运动，竟给老奸巨滑的政客们一张空头命令，便弄得消息全无”。
同年国民党中央的“五四”《宣传大纲》，也是既承认五四运动“激起了各地社会很大的革命波浪”，使“因袭的、惰性的、漫无纪律的、毫无组织的民众，便逐渐变为革新的、进步的，纪律化、组织化的民众”，又指出运动“最显明易见的缺点”是“无中心信仰与严密组织”。其发端“纯系一般青年学生为爱国心、救国心所驱使，自动的赤手空拳、奋不顾身，去和军阀国贼民蠹搏击，去热烈反抗帝国主义”。因为“没有鲜明的主义来号召，没有建竖起中心思想为之引导，又没有整个严密组织来统率，所以组织上便非常散漫，民众心理便没有坚定的中心信仰，致形成人自为战、纷紊错杂”的状态。
我们再看共产党人的看法。陈独秀在尚不熟悉苏俄组织方式之前，似乎觉得当时学生并非毫无组织，否则不可能在运动发生之前和发生以后做了那么多事——“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这是在与人辩论时的表述，所以用疑问句式，但其中的肯定意味是明显的。
而在逐渐了解苏俄运作模式后，中共领导人的见解就大不一样了。瞿秋白明言：
以前已有许多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其实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经有政党的领导，不能说是完全自然散漫。但瞿秋白这种把此前各种运动“一网打尽”的气概，当然是基于他对“运动”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所说的“自然”，基本就是傅斯年说的“自动”，它代表了一种缺乏“组织”的运动方式，“五四”不过其中之一。
稍后张太雷也说，“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第二就是“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故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恽代英同样认为，五四运动的缺点是“这次运动没有政党在中间指导，当时参加的，都是一般乌合之众，无团体系统的组织”，所以到次年“学生就散漫不堪了，群众运动的潮流亦低落下去”，致使“民国八年的一番热烈运动，不一年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如此，而国民党人的类似见解似乎还持续得更久。很多年后，一度领导青年运动的陈诚还是认为，“过去青年运动，往往只有个人的关系，而无组织的领导；只见感情的冲动，而不重理智的分析”。他更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之所以不能贯彻持久，也正因为缺乏组织与训练”。如果隐去立言者的身份，上引国共两党的相关看法，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具体所指的政党领导和信仰是不同的）。他们那种视自然、自动的运动为不足的看法，表明一种凡“运动”就要先有组织和计划的思路。综合他们的看法，五四运动的缺点，恰在于其所表现出的偶然、自发方面。
只有胡适在肯定五卅运动与五四运动同是“七年来的‘学潮’”中“最有价值”之时，天真地以为“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缦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或许五四学生运动“自然”爆发的念头已经深入胡适的骨髓了，遇到机缘就会“脱口而出”，几乎不假思索。其实两次运动在爱国血诚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却有一大差别，即第二次的五卅运动并不那么“自然”，显然有比“五四”更多的人为组织；以当年的标准，应是一次是“有组织”的运动。且五卅运动的非学生参与者远比“五四”更多也更重要，恐怕已不是“学潮”所能涵盖的了。
在近代中国，今人所说的“运动”本身也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而运动需要先有设计以示章法的见解虽更为后起，也有其外来渊源。从五卅到北伐，学生运动已可见越来越多的政党介入和“指导”，远非此前那么“单纯”。到广义“五四”的下限即北伐以后，继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很难见到以前那种“自动”发生的学生运动了。
馀论
五四运动十余年后，《大公报》读者论坛的一篇文章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全国青年渴望着思想上的救济，于是各种思想都输到青年脑子里，所以青年的思想都成沌汤面了。”“沌汤面”约指一种“稀里糊涂”的混沌状态，形象地表出了士人的思想状态。不过这里的“自五四运动以后”或是套语，在晚清中国人不得不以“西学为用”而导致中学不能为体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越来越多地带有沌汤面的特色。辛亥鼎革似乎带来一种根本解决，却又让很多人大失所望，更敏感也更容易冲动的年轻人自然更甚。故在五四运动以前，全国青年的思想便已成一锅沌汤面了。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后”之所以能成套语，恰揭示出五四运动那划时代的改变就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无须深究，便于不知不觉间展现。前面说到，五四学生运动是积蓄的各种不满得到宣泄的一种表征。亦即五四运动虽然改变了历史，却也是既成现状的某种表现或表述。而历史叙述中的五四运动，又是先后不一的“我们”用来表述那个有意无意间形成的“事件”。这样的多重认知尽管已有成为符号化认知的趋势，却也不必就是时人所见所说所想的那个“运动”，遑论运动的本事。
进而言之，五四运动的地位虽确立甚早，却也一直处于人们的审视和评判之中。它的重要性何在，便明显可见一个被人不断赋予的进程。而运动到底是否“偶然”、有无“组织”等辨析，既有当下的感受，也未必不是“倒放电影”式的记忆。由于“五四”本事与言说相纠缠的特性，这类持续的思考，特别能体现出五四运动那长期生长中的意义。
上面为了论述的集中，对五四学生运动特点略作偏于条理化的勾勒，实际的情形当然远更复杂和多歧。盖不论是五四运动本身，还是它所表述的时代状况，以及当事人和周围各种人的闻见表述，都是复调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和叙述，也应当是复调的。
学生运动从蓄势待发到瞬间点燃，是一个既连续又断裂的“辨证”进程。而其蓄势和爆发，又都带有一种有意与无意兼具（有时甚或从无意转为有意）的特色。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种种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基本是一种无意的蓄势；其间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种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所引发的失意和烦恼，则成为一种有意的蓄势。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当然是一种无意的蓄势，而欧战、“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的一步步刺激，又是一种有意的蓄势。故五四运动如何蓄势又如何爆发的进程，需要认真面对。
然而学生运动爆发后不久，马上就遇到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原来还让人感觉稍“有组织”的运动很快丧失了其因学校体系存在而具有的优越性，逐渐不被看好，反被指为“无组织、无计划”。本来时人对运动有无“组织”的看法更多是建立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之上，由于一种有“主义”有（政党）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取代了“自在”的组织模式，其实也不过刚刚兴起的新组织形式被更新的组织模式推翻而变成旧的，因纵向的比较而被视为落伍了。
“五四”当事人傅斯年所说的“自动”和王统照所说的“自然”，都表现出学生运动那“自在”的特点。从较长的过渡时代言，与新学堂出现之前的教育体系相比，正是学校体系的存在使学生运动的“自在”成为一种有社会基础的“自在”，这是一个需要留意的要素。若仅从本事言，“自在”的学生组织在一段时间里并未更差，恐怕还略有进步；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自为”的组织模式还是更占上风。而胡适提出的民主要有正当的运作程序才算得上“有组织”的意见，却少有人注意。
时人对“组织”的有无及其长短本认知各异，何以有的长期湮没，有的渐成显说？是历史的逻辑本来如此，还是历史叙述的人为选择？后人可深长思之。
简言之，如果说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它就不应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触即发”，确实带有太多的偶然成分。合两者而共论，“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需要与此前已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合并思考。换言之，只有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学生运动的意义，进而认识到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
一旦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学生运动本身就还有不少待发之覆，如学生及其运动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国家（state）和社会的关联，学生在其间的定位及其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学生运动的锋芒所向，它的发展走向和轨迹，学生运动与改变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关联互动，以及那义不容辞而又难以承担的救国责任，恐怕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整理，并予以复调的再现。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27-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