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五四运动为何会突然爆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0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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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那种不知不觉就起来的状态,恰带某种“偶然”的意味。前引国民党说五四运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一语,应是针对着他人以为运动就是偶然发生的认知。如杜威关于学生运动“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的“偶然”说,即与不少运动当事人的看法相近。

   北大学生黄日葵就明言:“外国的进化,是先经过多少年的笔墨的鼓吹、文化的运动,慢慢的涵养、训练、演进,而后结果才有某种运动的实现。今我国的运动则不然,不是涵养的,是冲动的;不是演进的,是急转直下的;不是安产的,是坠胎的。”“坠胎”一语形象地表述出了“五四”的“突如其来”,然而此前也有好些年的笔墨鼓吹和文化运动,才慢慢地涵养、训练、演进出了学生运动。

   综上所述,“五四”是一个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具有明显的“一触即发”特色,的确可以视作“偶然”的。然而“五四”也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当年学生的不满已近于一种喷薄欲出的态势,久等一个导火索。就此而言,五四运动也就是这些不满得到宣泄的一种表征。合两者而共观,“五四”的偶然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其差别不过是什么成为引燃大火的契机而已。

   《大学》指示我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五四”尽管事出有因,却也有其远近先后。认识到从蓄势到骤发的转变,是理解运动何以发生的一个要素。其所蓄之势当然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相关,但内则失望与希望不断轮回,蕴涵着大量的感性积累;外则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思想资源交替而来,正负兼具。因此,最后的“引爆”仍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过少呼应了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说法。而此前青年的苦闷更多是情绪上的酝酿,尚未及活动步骤的安排,故在时人和后人眼中,运动又呈现出“无组织、无计划”的特色。

   前述胡适与许德珩的分歧正在于此。他们两位都承认五四学生运动前有“酿成”的渊源(具体描述不一),唯对于5月4日当天运动的发生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德珩是当事人,而胡适那时并不在北京,理论上应是许德珩的说法更有依据。然而这里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计划”和“组织”,特别是后者。盖除非以小时为单位说“计划”,否则那次运动真只能说是无计划(详后);而“组织”的有无,其实也看各人对“组织”的认知。除了初始时期带有期盼的肯定,以“无组织、无计划”为五四运动特色的看法后来确实更为流行。这方面的考察,对理解和认识学生运动应有助益。

   二、组织的有无与程度:认识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

   据当时的报道,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可能签字的消息传出,国民外交会在5月3日开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同时,这个胡适所说“秘密而可靠的消息”传送到了北大,当晚学生开会至深夜,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了。这个“等不及”就是指原定5月7日举行活动,可知两个会议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以“等不及”来修改前一会议当天刚刚作出的决定,特别能体现事件的突然性。

   傅斯年是5月4日集会游行的指挥者,他在1946年将昆明学潮和五四运动进行对比时说,“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即“非政治性的”和“政治性的风潮”;后者又“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而“五四”与后来学潮的“大不同”在于,“五四全是自动的”,当天是“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傅斯年所谓内动或外动,应指是否学生自己做主而动,故“自动的”“五四”当然也是内动的,却又是没什么具体计划的。

   这个描述应是实话实说。王统照也回忆说,5月3日“忽由北大选派代表至各大学专门学校、各中学,言明第二天都于十二点到天安门内集合,开学生全体大会。至于为何目的开会,开会后有何举动,事先未曾详细宣布”。而“大中各校的学生们也是顺流而趋,出于自然”。究竟是主持者有计划而不愿事先说明还是并无计划,他“不能断言。不过,据当时身经,却以后说为是”。王统照在行动中未见依据事先计划按步进行的征兆,只是基于“青年热情在临时迸发出来的一场热烈举动”。

   比中国人更知道何为“运动”的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一开始就提醒说,运动需要“指导得宜,组织有法,趋向有方”,才能有成。该报瞩目于已居指导者地位的“昔日学生”,特别是“从英美留学回国之学生”,希望他们起到指示和监督作用。首先就要“组织全国学生机关”,以“罗致全国学生”并“支配学生”,大家“团结进行,不存党见”,以为“一致之行动”,则可达改变中国之目的。若“无机关,则此行动未能有成”。

   西人寄予希望的留学生,在那次运动中全未起到指示和监督作用;然若就机关的有无而言,“五四”是符合外国运动标准的。北京一开始就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不久就发展出全国的学生联合会。李剑农后来说,五四运动后“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的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

   李剑农当年是倾向于联省自治的,本不太喜欢国民党,这话或有故意“吹捧”的嫌疑,其意更多在于否定国民党。当事的学生自己,就没有他那么乐观的感觉。北大学生会稍后说,“当‘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学以为中日外交是最重要的运动,所以才下了决心努力作有组织的进行,如是唤起全国的响应”。可知“有组织的进行”虽已在意识层面并有所尝试,仍不过是“努力”的目标而已。

   实际上,当时学生的感觉是相互隔膜而缺乏谅解。五四运动两年后,潘光旦曾说清华学生深感“二三年来的学校生活太干枯了。最大的原因,在组织、分子太各自为政,于是隔膜越多,谅解越少”。师生间也彼此猜疑,故在代理校长召集的同学茶话会上,“有人提议组织一个专为传递消息的机关”。这是在1921年说“二三年来的学校生活”,则应包括“五四”所在的1919年。清华虽然不是学生运动的中心,然学生的感觉也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类似的想法在“五四”时并不偶见,张东荪当时就感到“现在干文化运动的人没有一个团结”,特别是“出版物很多,好像是互相竞争”。以这种态度“来做文化事业”,便和“前代的举子事业没有分别”。他提出的“修正办法,就是要灭去竞争,大家统集起来求一个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进行”。这一点得到郑振铎的呼应,他回想起不久前北京有一个新闻界杂志界的聚会,他们《新社会》编辑部的瞿秋白也应邀出席,本拟提议“组织一个周刊、月刊的联合机关”。然而瞿秋白临时有事未去,事遂搁置。郑振铎认为此事可以继续提倡,“如全国的联合一时办不到,不妨先就各地方去做也好”。他希望张东荪来推动上海方面的组织,至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可知沟通机关的需要是一种得到分享的感觉,折射出各界对“组织”的向往。若与其他各界比较,学生的组织还是相对成功的。张东荪就认为“中国人最欠缺的就是群性”,而“此次学界上居然成了许多的联合会,已经是好现象”,而商界、工界不久必会继起。工界运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团结,所以组合是非常需要”的。他希望“先要集合成一个工界大同盟,普遍于全国,就是全国劳动者的组合”,具体方法可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一个样子,先以学校为单位,次以地方为团结,最后始联合于全国”。陈独秀也说,北京的劳动者很多,但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办事的力量”。现在“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他希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

   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对学生组织的肯定是与“他界”比较而言,且也更多是学生运动初起时的一种期盼。张东荪在学生运动前数月就表达过希望“创造一个青年结合”的希望,他认为“改造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造成一个青年的大结合,超越于各党派以外,普遍在全国之内”,可以“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而五四运动似乎就是这希望的“实现”,不过实现的只是“青年结合”的倾向,如何能形成“一种组织,作为比较长期的机关”,以及“这个会如何组织”,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张东荪为学生运动设计了四条办法,首先也最重要的,是“通电全国高等小学以上的各学校,求为同一的运动,并各举代表,组织全国学生的大结合”。但不过十多天,他已放弃“先以学校为单位,次以地方为团结”的办法,反主张“不可以学校为单位,也不可以一地方学生联合会为单位,应当就全国的学生全体行普通选举”,以此为“练习自治的机会,可以造成一个‘雏形的民本主义国家’”。故学生会“不可取单独制,而应该取合议制”,亦即“不要会长副会长,而要一个多数的合议机关”。他甚至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就是“不用机关的组织”而由全体“人人自动,不举代表,没有委托,没有首领”,并明言“这个原则于各地国民大会及各地学生会可以适用”。

   因为想要“创造一个青年结合”来改造中国,让学生会的组织形式演化为一个自治的“民本主义国家”雏形,张东荪对学生组织寄予了太多期望。但这初期的乐观不仅太理想化,且也并不持久。到1919年秋,他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改造的前途”的不乐观,因为“这回大战把世界的什么都变了,只是变不动中国人的思想力和组织力”,——“从烈烈轰轰的五四运动以来,依旧发生不出支配社会的宏伟思想和发挥人力的健全组织”。这当然也包括他曾寄予厚望的学生会。又一年后,张东荪有了重新的思考,认为:

   自“五四”“六三”以后,大家早觉悟社会上没有紧的组织而只有松的组织是不行的。中国社会虽非无组织,然而太松,不能做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之基础,所以要先建筑基础,就是要先把组织紧起来。于是有两种提议,一种是以职业为范围而重新组织,一种是以地方为范围而重新组织。第一种虽未发现,大约不久必可产生。

   对社会组织的考量和判断从“有无”变为“松紧”,或算是中国的一个“进步”。然而以“紧”的标准看,“以职业为范围”的新组织应当包括学生,竟然还是尚未发生的事。则从“组织”视角言,张东荪对学生运动是相当失望的。

   上面所说都是相对看好学生组织的人,从他们的观察看来,李剑农所认为的“完密”和“灵敏”,与实际颇有些距离。不过,若把他的看法打个较大的折扣,或也所见不孤。有些人可能带有期盼和鼓励的意思,他们对学生组织的好感或因此而不完全“实事求是”。

   作为“学生运动的精神上支持者”,沈仲九在运动当年也认为五四运动“足以表示北京学生组织的能力”。这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带来的“教育解放所造成的”,因为蔡先生“把束缚学生的东西尽量解放,无论出版物,无论结社集会,都任学生自由行动。各种的学堂亦受他的影响,也主张学生自动自治,于是学生的能力渐渐恢复增进起来”。这话可能真带有某种“精神支持”的意味,盖若以学生自治来证明学生的“能力”,蔡元培自己恐怕就不会首肯。

   蔡元培一向关注学生运动的组织和计划,他在五四运动次年说,“五四”以后的“新觉悟”之一,就是搞运动要“有计划”:“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若是“不经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话说得委婉,五四学生运动本身究竟是否算得上是有组织、有计划,蔡元培并未直说。

上述分歧的看法,可能与各人对“组织”有无和优劣的标准不同相关。“组织”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看得很重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长而中国短的标志,正如学问之有无“系统”。胡适在1931年写自传时重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就认为其“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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