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6:55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性   人民性   民主集中制  

莫纪宏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最大的理论特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内在理论逻辑在于坚持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践第一的原则立场来发现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真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公共权力有效运行的内在的动力机制,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辨证统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综合地看待法治的社会功能,主张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思想等等。要精准把握作为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透彻理解其内在理论逻辑。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党性;人民性;实践第一;民主集中制;综合治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运用学术化的语言科学地表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以及理论逻辑,科学地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法治思想和学说之间的本质差别,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品格和中国风采。本文旨在通过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归纳和总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及特征,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可资参照的理论研究视角,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学术化、学理化,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融会贯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学研究事业中,进一步突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基于中国的实际问题产生的,其基本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本本出发,更不是“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随便抄袭古今中外的法治学说,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契合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生动活泼的理论特性。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法治理论和学说相对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巨大理论优势首先在于方法论上的先进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其思想的源头、理论的出发点、重要的理论命题、重大的政策主张等等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则,是支撑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大厦的理论基石。

   中国古代的各种法治思想和学说,虽然对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政权起了一定保障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是低于和次于封建礼教的。即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极力主张法治思想,也不过是在“法、术、势”意义上来使用法律,法律并没有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专注或首推的方式。“德主刑辅”、“民刑合一”、“律、令、格、式”等构成了中华法系最主要的特征。及至中华民国时期,虽然表面上行“五权宪法”之名,并且在制度上还推出了较为体系化的“六法全书”,但法律自身应有的规范功能和社会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展现和发挥,更遑论从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法律的功能和作用。

   法治思想在西方社会中一直有着内在的逻辑上一致性的演化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优于人治”的思想。他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上述论述已经涉及到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本身的“治”的状态与功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法律思想家,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对封建特权思想和欧洲中世纪宗教神权法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法治概念、理论和学说。其中最经典的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卢梭强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主张制定法律的权力必须集中在体现人民主权地位的民选的议会手中。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与自由思想密切关联,一方面,他提出了理想的法治状态应当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状态,通过权力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力、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三种。近代德国法律思想家卡尔·施密特还提出了制宪权理论以及人民的政治决断理论等等。但不论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家如何包装其法律思想和学说,都无法掩盖这些学说背后所体现的“阶级本质”,所谓的“人民主权”、“公共意志”等等法律正当性的观点和思想也都是脱离了具体社会形态的、没有探讨阶级社会法律自身阶级性特征的、基于自然法和抽象正义的假说所产生的。代表了当代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发展趋势的西方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等,更是替以多党制、一人一票、轮流执政、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为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体系不遗余力地辩护,形成了较为强势的法治领域的“西方学术话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法治理论。首先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则立场以及坚忍不拔的党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前提和出发点。早在浙江省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在《之江新语》系列政论中的《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一文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各项法治工作的首位,并明确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这一坚定的法治立场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地方工作实践中对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所形成的科学认识,也深刻地影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的核心命题和要义,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法学思想在当代的生动体现,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指南。在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全面、系统和辩证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突出地显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所遵从的党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论述法的特征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时,坚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政治与法治放在两个紧密联系的逻辑链上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和特色。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上述讲话集中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是有机统一的,并构成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政治基础。在讲到政治与法治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基于上述关于政治与法治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总之,坚持政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基本理论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离开了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本质特征的考察,就无法有效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区别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法治理念、学说的根本理论价值,也就无法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内涵之独特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了实践第一的法治理念

   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生动活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命题和重大的理论判断既不是依赖于法律逻辑上的简单演绎和推论,也不是法治实践中获得经验的简单归纳、总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实践第一的理论品格。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更多地表现为对法治实践活动的政策要求和政策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确立下来,并且明确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都是针对法治工作重点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具体实践活动得到体现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法治概念的逻辑循环上。因此,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性的检验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法学的概念体系、命题机制和判断方式来简单地推导出“理性化的法治要求”或者是“应然的法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不能就法治论法治”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积极主动地回应现实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并且以获得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最佳制度方案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着力点。

(一)关于科学立法的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制度建设要求,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立法质量”这个重要指标。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影响立法质量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关于“科学立法”的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说明中强调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在立法中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处理立法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此,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对于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基本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从“科学立法”原则出发,提出了“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重要理论论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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