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21-11-17 13: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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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只有史语所和数学所图书馆跟去,其他都留在大陆,而且史语所只有一半的人去,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由,很多去的人是终生不用退休的,所以石璋如先生在我进所之后还没有退休,他过世的时候一百零二岁,到那一天也还没有退休。即使到了一百岁,成了全世界最老的公务员,他的学术野心还是大得不得了,每天都在想下一个研究主题。有一个时期他在研究商朝的建筑,每天早上跟太太散步,看到工地,就要去旁边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他了解商朝建筑。石先生病逝时我是史语所所长,当时他的心脏已经停了,眼睛却还没有全闭起来,他的助手马上跑过去附在他耳边说:石先生,你那几本还没有完成的书,所长已经叫某某、某某人接手了,这时他眼睛闭了起来。我不在场,那是听人讲的。我觉得石先生这个结局非常有意义,展示了一个学者强韧不懈的学术追求。那时候要做民族调查,傅斯年先生都会说多照相,不要乱照相,底片非常贵。石璋如先生很有意思,史语所到四川的时候,他拍了很多当地人的农具,一九三几年在四川乡下那些农民的农具,有很多是非常古的,现在大多消失了;还照了那边的乞丐,他儿子花了几年时间整理出来,叫《龙头一年》。有一次,我们带了一本到龙头,当地人看了非常惊奇:你们居然有张乞丐的照片,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他是当地有名的一个乞丐,他的穿着、打扮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些都很有意思。又如他不只写商代的考古报告,他还写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百个工人的传。可惜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出版。很多人认为石先生不是最聪明的人,我最近看《夏鼐日记》,他提到石先生时也有这个暗示。但我必须说他是最有成就的人之一。

   这让我想起史语所另一位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高先生非常聪明,但也有人认为他懒惰,可是他有件事我非常佩服。他编《侯家庄》的那八册巨书时,全部写梁思永遗著,高去寻“辑补”。梁思永先生从事发掘时实时写下来的每每只有薄薄一叠记录,史语所的仓库里还有。梁先生老早就去世了,高先生最后怎么处理,梁先生也不知道,但他最后花了几十年做成八部书,封面上署的还是高去寻辑补。

   回到严耕望先生,他每天反复编排纸片。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严耕望先生做《唐代交通图考》的时候,有两个限制,第一个是当时两岸不通,他没办法亲自看实景,只能依史料一张一张连缀起来,还没有机会跟现实核对。那时,他如果能来走一趟,跟古书相验证,恐怕更好。第二个限制是没有文化史的关怀,交通跟文化、物质的关系最为密切,当然,这不是他要处理的,但总觉有些可惜。这是部巨著,花了几十年功夫,无数张卡片,细腻比缀而成。

   竞争与趋同

   我们大多都读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典范”(paradigm,通译为“范式”)确实是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不过我从思想史研究中也发现另一个模式。思想世界林林总总的现象不总是一个简单的、在“典范”下面解决问题的情形,有许多时候是在一个松散的价值层级下调动各种思想资源。这个价值层级有它的最高层、最优位的思想,也有属于下位、边缘的思想,它微妙地在调动、驱策思想资源的升降与聚散。随着时代的变动,这个价值层级会变。在一个个价值层级下,存在很多发挥、竞争。价值层级随时代而变,譬如“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居于主流,人们觉得这个思想好,那么以科学与民主为最高层级的思想框架便到处调动思想界的变化,各种资源向它趋近或轶离,连带的很多旧的东西也跟着变。如果全部用库恩的“典范”来说,我的感觉是说起来比较实,但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个东西框住,每个人都在解决其中特定的问题。这种现象确实很多,特别是清代考证学盛的时候。像《周官禄田考》,就是在周官的题目典范下解决问题。宋代欧阳修说《周礼》里面官多田少,就是把全国收税发给官员也是不够的,可是清代沈彤的《周官禄田考》就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考究,并令人比较信服地解决了周官俸禄来源的问题,这就是在典范下解决其中个别问题的例子。

   可是,思想界的事有很多时候不能用“典范”来解释,而要用一个松散的架构和思想的层级来把握,这个架构与层级使得某些是上位的,某些是下位的。譬如“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科学的或胡适所代表的东西是上位的,而保守思想家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下位的。我觉得每个人生命都有自己的方案,没有一个人要过别人的生活,即使在一个极权时代,也还是维持一个尽可能属于我的生活方式。我这个生活方案可能把这个极权的要求包括进去,但里面还是我自己的生活。每个人自己都有一个方案,他一定是用自己的办法,在当时的价值框架下为自己找到一个优势的位置:我要比你伟大,我要比你想得更好。然后,在这里面形成自己的思想。所以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和服从,而是在价值的层级下,人们像鱼一样向层级的优位处游,从而形成一个时代的思潮。

   竞争会使得人们处心积虑地想要突出自己,这当然会带来一些差异化的发展,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人们都认为自己要往当时人们认为好的部分去突出自己,所以到后来整体地看,往往是使得思想界变得更加一致。我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在《苹果日报》进驻台湾以后,台湾的所有报纸都面临极大的威胁。就像出现一个大思想家,所有人都觉得不得了。所有的报纸都说:我要和《苹果日报》竞争,《苹果日报》有很多食色性方面的图片。没想到过了一两年,所有的报纸都跟苹果几乎一样。实际上,所有报纸都是要和它竞争,要把《苹果日报》打垮,可是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一样。思想史上也常常出现竞争使得大家越来越像而形成一个大思潮的现象。高去寻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曾经请教他傅斯年先生对钱穆的看法,各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高去寻只跟我描述一句话,说傅斯年跟他讲:钱穆反考据,最后怎么还都跟我们一样做考据。照我的解释,就是竞争使得他们越来越同。钱穆当然不以考据为最终目的,他还有更上的义理要讲,可是在那个崇尚考据的时代,他为了要与考证派竞争,最后看起来竟让人觉得他与他的反对者极为相似。梁启超也是一个例子,胡适日记有几段批评梁启超,写到梁启超原来是反对考据学的,怎么后来竟跟我们一样做起考据学了?这是因为在当时流行的价值层级下,考据是主流、是优位。他们都竞争墨子考据,虽然结论不一样,但考据墨子已蔚然成风了。

   竞争在思潮的形成中很重要,模仿当然也很重要。明朝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模仿到最后,居然有时跟汉朝的文章就只差一两个字而已。最好的文章汉朝人已经写了,现在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换一两个字。由此可见模仿的力量了。

   来回往复

   我们在处理历史和思想问题的时候,对于因果关系的问题,往往只注意某方对某方的影响,而忽略了“来回往复”的现象。事实上,这些因果关系常常像风吹来吹去,并不完全是单向的东西。譬如,英国的盖尔纳(Ernest Gellner)写了《民族与民族主义》,他认为国家在民族之前,有国家之后才有民族。在此之前人们则大多说先有民族再形成国家。在我看来,“民族”与“国家”,或“国家”与“民族”之间是“来回往复”的关系。事实上,它们是不间断地交互影响,像漩涡一样,一直在转,一直在交互影响。

   “五四运动”百年时,有人让我写一篇关于“五四”跟台湾民主发展的文章。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漩涡般不断地来回往复,“五四”的东西影响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又回去影响对“五四”的发掘和诠释,使得风潮越推越高。台湾早期对“五四”有一点了解,但不是很深。可是从胡适、傅斯年、殷海光这些人开始,人们更了解“五四”,人们把图书馆里原先没人看的杂志翻出来,这个思想氛围点燃了台湾的早期民主火炬,接着民主运动又回头深化对“五四”的了解,两者之间就像苏东坡说的是“不能以一瞬”的往复来回的关系。

   我们常注重前面的事情影响后面的发展,总忽略了后面事情影响前面的事情,这种情况多得不可胜数。“中研院”有一个所,后来的人给前面的老同事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后来人把学术标准垫高了,弄得前面的人几乎不能生存。先是前面的人影响后面的人,后是后面的人影响前面的人,后面的人坚持要在SSCI、国际刊物上发表。所以影响不一定是A到B,有时B又回去影响A……

   谈到“影响”,我曾经很仔细想过“影响”这件事,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思想史里谈很多影响,但是大多从施行者角度在谈,我们一直都只注意影响是被动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每一次被影响都是一次 再创造。我接受你的影响是我的一个创新,或是自我的扩充。影响我的人不知多少,在他们的视野里并没有我的存在,而我的被影响事实上对我而言是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同样的,思想的每一次扩散,每每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再诠释或创新——接受者的再诠释或创新。

   不变与变

   前面提到思想界有时候很平,如唐代很多聪明的人都是去做高僧,做文人,儒家的思想就相当平,较难看到跌宕起伏。可是到了晚明清初或晚清民国,跌宕起伏就非常厉害。根据我的经验,每经一次大变动,不仅变的那部分变了,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变的那部分也可能变了。不仅变的部分值得研究,没有变的部分也值得研究。这方面可能性很多。譬如它既然能安然留下来,恐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有的留下来,有的就没留下来,此其一;它的内在可能悄悄变化了,此其二。就像一个瓶子,可能拿起来放下,开水已经变成汽水;或者它仍然是开水,但是当开水仍然是开水时,却能在新环境中安然留下来,有时候是它在棋盘上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故不用变即可以留下来,或者它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存在样态找到一个新的说理的方式等,不一而足。这里只是举两种情形,事实上情形是很多元、很复杂的,值得深入探讨。像我们觉得熊十力够保守,但是他说上海很多人认为他是维新派、趋新派;我们觉得王国维够保守,可王国维的几个朋友,像孙德谦就觉得他太求新了。

   动荡前已存之事

   经过我观察发现,其实很多激烈动荡之后有的东西,之前已经有了,只是没人注意。经过一番大的动荡,人们才回去看前面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余英时先生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台湾的媒体上,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在台湾报纸连载了很久。当时,大家非常震动。后来人们才发现图书馆老早就有很多他的著作,以前没什么人注意,这时大家开始回去看他其他的著作,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有一年台大研究生图书馆作了一个比较负面教育性的展示,就是期刊里有很多文章被人用刀子整篇割去了,因为那时影印不便宜。一查,都是余英时的文章。不知道是谁,经过那一次震荡之后,回去搜罗余先生的文章,太喜欢了,所以一刀割之。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出很多书,也在台湾纷纷被重印出来。有一次吃饭,人家问余先生,早期有一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这位“艾群”是不是您?余先生想了一下:大概是吧。事实上,“艾群”那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老早就随“仙人掌丛书”进入台湾各书店了。可是,没有经过那次动荡,这些东西不会被震出来,不会被认真注意。这里有很多复杂的曲折,不是平铺直叙的发展。我们受近代线性历史观影响太大,把事情都看作线性平滑的发展。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很细心地观察时代风气、细心体味一些不为人们注意的世相。譬如台湾流行过一波脚底按摩,是一位瑞士籍吴神父发明的。我小时候没见过脚底按摩,现在台湾遍地脚底按摩。那时候台湾突然出版了很多中国古代医书,尤其是里面有关脚底按摩的东西,而吴神父也承认自己其实是从中国的医书中发展出来的。但是要经过这一次震荡,那些书才从图书馆的角落被震出来。

   思想的物质条件

   图书馆书很多,看的人很少。有一年,我读的大学的读书馆要把过去一百年没有借过两次以上的书,送到分馆,结果送掉很多书。图书馆那么多书,并不表示每本书都有人看,所以他们所发生的现实影响也就不一致。很多书在图书馆躺了几百年没人看。

我们常常用现代的图书馆多如山积的书的景象去投射古人,往往忽略了古人得书很难。各位仔细读清初的李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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