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的战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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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汪婷  
印度致力于主导南亚,不仅利用与中国、巴基斯坦的三角互动维持和其他南亚国家之间微妙平衡,还高调加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为其势力范围,印度海军的大力发展源于对海洋的依赖,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东亚是印度海外利益拓展的重镇,印度与日本有着相通的地缘利益需求,无论是制衡中国在南海崛起的海军力量,还是担忧“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力对地区的秩序建构产生的影响,印日互动不断加强。自万隆会议以来,印度一直通过“不结盟”旗帜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七十七国集团”的领导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大国。

   印度是美、俄、日、澳等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制衡中国的潜在作用受到重视。伴随经济增长,印度的国力和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凸显了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印度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性变量。俄罗斯是印度传统而特殊的合作伙伴,有意将俄印关系提升至与中俄关系同等水平高度。俄罗斯既希望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又要防范中俄印三边合作在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制造裂痕。日本和澳大利亚警惕中国在地区展现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展现出的安全影响力,极力拉拢印度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成为印度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机遇,极大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有鉴于此,印度逐步推行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要点是交好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日本、整合邻国、影响更广泛的周边、扩大传统的支持者。

   2.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印自1950年建交以来,受国际形势变化与边界冲突等因素影响,双边关系发展曲折复杂,经历了友好、敌对、缓和与改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建交之初,两国搁置边界领土争议,在反对霸权统治、维护独立自主问题上密切合作。1954年4月19日,中印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对处理边境领土安全问题进行新探索。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头角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印度连续三年在联合国提出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为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提供了巨大帮助。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战争,双边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别,两国政治、经贸、边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中印关系的缓和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中日的和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结束长达15年仅维持代办级关系的局面。1979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标志着两国高层往来开始恢复。但是,双边关系依旧是脆弱且复杂的,中国宣布对越南开展自卫反击战,瓦杰帕伊以此为由,提前结束访华行程。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使中印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堪称“破冰之旅”。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由两极对抗转向多极发展,中印两国都希望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两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推动了双边关系的改善。1992年,江泽民正式访印。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签署《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中印领土争端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任何一方不得使用武力威胁对方,这为确立双边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年,江泽民访印,两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安全问题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最主要关切。1998年印度的核试验引发中印友好关系动荡,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尽管两国搭建了对话协商机制,但协调的过程多变而漫长,因双方利益诉求差异、信息不对称和域外因素影响而产生诸多变数。历史遗留问题未妥善解决,双边矛盾存在激化可能。有鉴于此,中印高层互访为上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与江泽民达成加快核实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共识,中印边界问题重新放到谈判桌前。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华,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行动制止“藏独势力”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为搁置争议、重开对话开创了新起点。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指导协定,并且通过了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

   3.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演进中迎来曲折

   受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印战略合作中有矛盾,又在矛盾中求合作。矛盾引起的复杂性影响双边合作成效,阻碍两国伙伴关系深化。

   2006年11月,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强调两国面临着共同发展的光明前景,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提出了进一步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系列举措,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达成多项合作共识。2010年是中国印度建交 60周年,印度总统帕蒂尔访华,温家宝总理访印。2011年为“中印交流年”,2012年为“中印友好合作年”,双边互动进一步加强。2013年,李克强总理与印度总理辛格实现年内互访,两国领导人达成推动两国合作持续取得新成果、深化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莫迪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后,中印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2014年习近平正式访问印度,2015年莫迪正式访华,2016年印度总统慕克吉访华,莫迪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习近平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2017年,习近平与莫迪在多边国际会议场合举行两次正式会见。2018年习近平与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2019年两位领导人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和莫迪频繁在中国和多边场合会面,高层会晤为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莫迪2014年执政以来,强调印度外交“周边第一”,而中国同时也更加注重经略周边,双方的地区竞争趋于激烈。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两国的实力差距引发印度的担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华遏华的倾向日趋明显,倚重印度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印度的地缘价值由此陡升。受边界冲突、美国“印太战略”拉拢蛊惑、新冠疫情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度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战略威胁,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有鉴于此,中印关系发展中不乏曲折,尤其是边界矛盾冲突凸显,集中展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17年的洞朗对峙、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和班公湖对峙渐次将两国关系推至谷底。两国就边界冲突举行多次军长级会谈和外长会晤,但因立场相去甚远而难以调和。两国关系现有运行机制与架构效能衰减,难以平稳运转两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印关系到了难以重启的关口。进入2021年,印度对华对抗心态进一步升级,对抗手段进一步强化,双方在经济安全、网络空间、科技出口等领域的争端进一步加剧。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表现和原因

   复杂性是长期存在于中印双边关系。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两国合作领域,多层次跨领域的合作更加频繁,在结构上增加了博弈的来源。多层次合作伴随着两国在各议题中的争议和矛盾上升,中印之间尚乏成熟的对话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小摩擦逐渐累积为矛盾,甚至上升为冲突。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呈现复杂性特征,使得双边关系发展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

   第一,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安全协调机制作用有限。受地缘政治思维逻辑的影响,印度对华战略选择始终无法超越安全困境,担心开放与合作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会提高本国军事防御的安全成本。2003年,中印协商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并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该机制成为中印双方协商解决边界冲突、进行定期战略对话和战略沟通的平台。但是,该对话机制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只对中印既有的边界矛盾与冲突进行协商调解,但预防冲突的发生有效性有限。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背弃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合作共识,深刻表明了两国边界问题冲突性和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与之相对照的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具冒险主义的政策,重新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甚至将边界问题作为发展中印关系的前提条件。

   巴基斯坦作为中印邻国战略地位特殊而敏感。国家安全始终是横亘在印巴缓和之间最大的障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在南亚的肆虐打断了印巴全面对话机制的运行,严重影响了印巴就双边问题进行谈判、协调的进程。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伙伴,印度忌惮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三边关系的交互作用使国家安全因素在双边伙伴关系建构上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印度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现实主义政策,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对接与此短兵相接,形成了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竞争态势,引发了印度更深刻的安全考量。

   第二,政治交往频繁,但战略竞争性日趋显现。2005年双方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印高层互访不断。截至新冠疫情爆发,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往来,在发展中大国协调、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等方面深入合作,高层互访为两国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提供了有效平台。另一方面,随着事态发展和国际形势演变,双边战略竞争态势的态势却愈加明显。中印同时迎来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剧增的时期。随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印度的战略心态变化巨大,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的地缘政治变局赋予印度更大的战略空间,印度逐渐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印既有的战略共识被严重削弱。表现在“一带一路”上,印度成为全球最激烈的反对者。印度认为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巨大挑战,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主导地位的严重挑战,与其他国家携手制衡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其重要战略选项。

   第三,经贸领域合作深度有限,对华经济限制上升。地区间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天然的地缘基础,经济合作是维系战略伙伴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领域寻求合作是中印伙伴关系主流诉求,但其中不乏竞争与障碍。近20年来,中印贸易额从2001年的35.96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875.91亿美元,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频繁的经济交往带来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长期处于双边贸易的优势地位,巨大的贸易差额逐渐成为中印经济竞争的主要原因。印度对此多次采取制衡措施。有专家指出,印度选择不加入RCEP,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担心中国利用经济和产业优势占领印度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印贸易顺差。据统计,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位居第一。

从对外投资角度看,中印都面对外部国家的激烈竞争,在战略信任有限的情况下,有深度、有广度的投资合作不多。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总投资的比重较小,但增速较快;印度对华投资波动比较大,20世纪90年代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保持较高增速,其后分别在2013年和2018年急剧下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中印双向直接投资的领域目前比较单一,以制造业为主。由于中印互信程度低,双方开展合作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投资者缺乏信任和包容性,不尊重法治、市场精神,持续无端限制中国投资,损害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认定自己越是与中国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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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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