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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期以来，每当看到“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语句，我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叮咬了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无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从社会上看到的大量事实，所谓“不要让”之类不过是人们制造的噱头而已，在改变孩子的命运问题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输了的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甚至输在距离起跑线很远的娘胎里，这几乎是不可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泛流传着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以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的俚语，就真切地描述了这种情形。有鉴于此，我曾经写《血统论是有道理的》一文，指证并辨析了隐藏在我们社会深处的某种机理，揭橥了大多数人实际上所处的社会位置。

　　 “某种机理”是什么机理呢？实际上就是社会公平还是不公平的机理。血统论当然是典型的不公平的机理，这种机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达到顶点，成为一部分特权阶层家庭子女的精神支撑。我这里之所以用“精神支撑”四个字，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绪普遍比较激昂，具有表面化的特点，而真正潜行于社会运行深层的小部分人大量占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问题，并没有被注意到，更不要说被清算了。换一句话说，历史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为人们提供深刻思索和改变这种状况的条件。血统论横行的年代，人们还以为那只是一些年幼无知的孩子们的吵吵闹闹，没有将其上升为社会本性的反映的高度。只有极个别思想先行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于是有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全面分析和批判了产生血统论的文化土壤，即其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结果遇罗克被杀掉了。遇罗克之所以被杀掉，我认为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指出了这个淤积起来的社会症结，或者说，触碰到了社会最要命的病灶，结果被触碰到的“病灶”感觉到疼痛，于是痛下杀手了。

　　 杀了遇罗克以后，“病灶”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显然是没有，它只是不再疼痛了而已，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民众的普遍麻木中继续惬意地存活下去了。是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血统论”在表面上当然是没有了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寄生在社会机体内部的毒菌消失了，实际上毒菌所产生的病灶还在，还在不断对社会肌体的健康造成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长时期以来，学界都小心谨慎地躲避着关于血统论的话题，血统论无论在观念层面作为社会机理，还是在实践层面作为社会运行样态，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和遏制，它仍然发挥着作用，并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本文标题所示“堵塞社会上升通道”的消极社会后果。

　　 只要你没有丧失对于现实的感觉，你就一定能够发现，截至目前为止，“爹”在人们的命运状态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远远不是不具备“爹”的条件的人通过宵衣旰食、夙兴夜寐的努力就可以抵消得了的——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如果你出身寒门，比如说你是工人后代、农民后代、下岗工人后代、农民工后代、小商小贩后代，无论你怎么奋斗，你最终都将无法拥有“官二代”、“官三代”以至于“无穷代”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那些拥有这些资源的人合情合理地形成了垄断，他们合情合理地在政治上站得了先机，成为了像他爹那样的权力者；他们合情合理地在经济上成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受益者，有的已经裘马轻肥、重裀列鼎、富可敌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被政治、经济的锦被包裹着，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走入他们命运的反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起点的不公平”。“起点不公平”很大程度将决定遭遇不公平一方的整个人生都处在不公平状态，所谓“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所谓大面积的“阶层固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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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着重指证的，是另一层社会状况，那就是各行各业大量存在着的“近亲繁殖”现象。

　　 “近亲繁殖”现象和“血统论”有一定的关系，但它还不是“血统论”本身。如上所述，“血统论”的危害主要来源于“血统高贵”的人对“血统不高贵”的人的社会空间的排挤和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与社会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的排挤和垄断，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来得更残酷更血腥——它甚至成为了社会通则，人们深恶痛绝的“赢者通吃”、“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来没有被完全禁绝；“马太效应”始终都在发挥着效应（“马太效应”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与此相对照，“近亲繁殖”现象则带有更典型的权力社会的体制性、制度性特点，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体制、制度保证，或者说没有体制、制度性缺陷，“近亲繁殖”是很难“繁殖”起来的——这样看来，问题显然比较严重了。

　　 我不是随便用“大量存在”这个词来形容“近亲繁殖”现象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近亲繁殖”已经成为我上面说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通行法则。举例来说，有的电影演员或者电影导演的子女往往子承父业，也当了电影演员或者电影导演，至于晚辈电影演员或电影导演是否优秀卓越，完全成为了不得不听天由命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看到过不少思想和艺术上都很平庸的“演二代”、“导二代”；有的专家、学者、教授的孩子往往也站到了专家、学者、教授的位置上，在专业选择上甚至也有了精准的对接；老爸老妈是出版社、杂志社编辑，他们的子女往往也能够在出版社、杂志社谋得编辑的饭碗，顶不济也可以搞搞发行、印制之类的工作，总之可以活下来，并且活得比一般人要滋润。有的老爸老妈是著名作家，那么他们的子女如果因为缺乏天分而没有成为作家，也必定会在作家协会体制内讨得某种生存位置，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官员，虽然在这些人中有的也混得风生水起，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说，这些人进行的不过是一种文学“活动”而已，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造尚有极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说，他们不过是文坛上另一种形式的“侵入者”，他们的作为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与文学的成色好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请注意，我们的“文坛”是带有体制色彩的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这些“侵入者”当然是占据了这个社会组织的某个位置的，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有意无意排挤了有天分成为作家的人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存在，即使是在在最低层面甚至也造成了问题，那就是在就业权利的社会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确实有历史的原因，那就是建国以来曾经将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一项劳动就业制度，可谓是行之有年。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制度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成为很重要的招工方式，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也是当时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80年代末期，这一历史性的就业制度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0年12月8日，劳动部发出《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通知》，指出搞内招、顶替，不仅违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企业选用合格人才，影响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和人员结构的合理化，而且会形成企业内部亲缘关系复杂，给企业管理带来困难；目前国营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一些企业又处于停工停产状态，采取内招、顶替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违反招工原则搞内招、顶替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和纠正。自此，子女顶替这种社会现象基本消失。（参见王爱云：《我国历史上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形成及废除》，2009年）

　　 也就是说，我们议论的话题，并不完全是某种政策凭借着社会惯性自然延伸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扩展了，甚至可以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近亲繁殖”成为了一些人利用体制缺陷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不可回避的社会公平正义与否的问题。

　　 话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不是一直都说社会有自净功能吗？没有资格的人站到了有资格的人应该站到的位置上，社会难道不会将其淘汰吗？答案是，“淘汰”是有条件的，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人群中，有的人遭到了淘汰，譬如平庸的“演二代”、“导二代”丢失了票房，被观众抛弃，被市场抛弃，再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他自然也就会消停下来，把位置让给更有才华的人。这是市场规则带来相应的职业性质和职业特点改变所决定的。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职业”都具备这种“市场”的性质和特点，事实上，相当多的行业是不具备或者说完全不具备这种淘汰功能的，相反，有些行业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对“近亲繁殖”现象的体制性呵护的功能，使这些人可以毫无风险地在原有的位置上舒适地存活下来。大专院校、社会科研单位、包括作家协会在内的各种协会、文联组织之类的官办机构，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信你可以查一查，在此类性质的单位里，有多少人是具有“子承父业”、“近亲繁殖”色彩的。

　　 可能有的读者不以为然，说：“陈行之先生，我觉得你过于敏感了，诸如此类甚至更让人堵心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你说的这些事情难道还叫事情吗？”

　　 我承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中，确实有比我说的这个事情更严重的事情，譬如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阶层固化，权力体系内部严酷的权力斗争以及无所不在的利益纷争所导致的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破坏，更能影响决定社会的存在样态，圈子文化、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之类确实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然而我们也必须警觉到圈子文化、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对社会所起的销蚀作用，这种销蚀作用的严重程度，我认为是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其指标性的结果在于：它严重堵塞了社会上升的渠道，最有才华的人往往被挡在了专业领域之外，社会创造力受到压抑，由此进一步导致阶层固化……这对于一个寻求崛起的民族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么“近亲”究竟是什么“繁殖”起来的呢？它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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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说说“人才”这件事吧，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甚至可以说人才问题更能从实质上体现社会上升通道通畅还是堵塞的问题。

古往今来，人才问题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人们在怎样为人才脱颖而出上可谓是殚精竭虑，想尽了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说某位皇帝做出了什么什么贡献，具有什么什么样的伟大品格，往往都要说到他对人才的尊重，说到他胸襟宽广、广开言路、使贤任能、克己纳谏的道德品性。大家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知人善任、虚心纳谏的一个很好例证。人们津津乐道的把中国农业社会推向鼎盛的所谓“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诸般成就作为支撑的原因，然而你也必须注意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李世民的推动，社会上升渠道贯通，即使贫寒人家的子弟，通过不断完善的科举制，也能够得到发挥才华的机会，找到相应的位置，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的气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