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3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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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新青年》启蒙知识人的天下,然而,也有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物。在前期,主要是晚清最早的启蒙者“旧派中的新派”,而在后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以学衡派知识人最为典型。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所谓“旧派中的新派”,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杜亚泉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罗家伦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人为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与启蒙派的论战,是新派知识人的内部较量。为什么同样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文化立场截然相反?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活动场域与“文化惯习”有何关系?学衡派与启蒙派各自接续了晚清以后什么样的知识传统的精神脉络?为什么学衡派在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不是启蒙派的对手?作为受过新学洗礼的古典主义者,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紧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留美学生的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主要是三派知识人的角逐:“老新党”(旧派中的新派)、“新青年”和学衡派(新派中的旧派)。从年龄和出身来分析,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三派知识人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年龄断层之人。“老新党”之中,梁启超和杜亚泉都是1873年生人;“新青年”之中,陈独秀1879年生人,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胡适1891年;学衡派之中,陈寅恪1890年,梅光迪1890年,吴宓1894年,汤用彤1893年,胡先骕1894年,张鑫海1898年。整体而言,“老新党”是1870年代之人,“新青年”是1880年代之人,而学衡派,则是1890年代之人。虽然也只是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中,三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老新党”们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接受的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私塾和书院教育,之后自习西学,虽然吸取了不少新学“词汇”,但“语法结构”依然是传统的。“新青年”们是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清末接受的教育,最初是在亦中亦西的学堂,后来是去日本留学(留学美国归来的胡适是个案),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人,“语法结构”已经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传统“词汇”。而学衡派,除了柳诒徵等特殊的个案之外,大都有机会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现代的,但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

  

  

   从家庭与学校出身分析,“新青年”四位主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皆出身大户人家,但早年都有不幸,不是父亲早逝,就是家道破落。陈独秀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后来破产,被陈独秀称为“白胡爹爹”的祖父望孙成龙,方式粗暴,经常毒打他,他后来多次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胡适和李大钊的童年都是孤儿寡母,胡适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李大钊甚至是遗腹子,家庭的残缺不全与童年的不幸,刺激出四位“新青年”领袖的叛逆性格。除了胡适留美之外,其余几位皆留学日本。相比之下,学衡派几位核心人物多为贵胄之家出身,成长之路多受祖荫庇护。胡先骕祖父为清末重臣,钦点探花,后来出任贵州学政。其父出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他本人在民国建立之年即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梅光迪出身于宣城望族,入学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考取庚款留美。汤用彤的父亲是晚清进士,先是在北京顺天府学堂读书,后顺利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吴宓也是官宦家庭出身,虽然母亲早逝,成为叔父的继嗣,但也衣食无忧,少年在陕西弘道书院求学,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随后考入清华,成为汤用彤的同学。

  

  

   在民国初年,就有“一流留美、二流留日”的说法,显然,学衡派比启蒙派的留学经历要光亮得多。学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除了年长的柳诒徵之外,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特别是吴宓、汤用彤、张鑫海,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清华的学生,多富家和官宦子弟,大多注重学业,仅在谋取个人前途之发展。但吴宓等人,显然有更大的志向,他们对政治无甚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十分关心。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研讨中西文化。他们对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人士,都不甚满意,吴宓在日记中说:“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这段话,奠定了后来学衡派的文化基调,一方面要“适合世界现势”,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的两全途径,乃是调和中西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予以新的理解与诠释。时年吴宓方才19岁,虽然方向明确,但是尚不知如何着手,他相信:“此等视野,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随之”。这个他愿意追随其后的“人者”,后来他到了哈佛,果然出现了,这便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

  

  

   五四时期,在留美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个群体:“哥大帮”与“哈佛帮”,前者属进步主义,后者则属保守主义。在1910-192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当中,也有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对立。“哥大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下简称哥大)求学、拜杜威为师的中国学生。杜威当时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魅力吸引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据统计,民国265位教育家当中,有142位有留学的经历,其中34位有在哥大求学的经历,其中包括三任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南开校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东南大学两任校长郭炳文和罗家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河南大学三任校长凌冰、查良钊、邓萃英、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等。这些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留学生,虽然大多并非杜威的学生,但都共享进步主义的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哥大特征。而作为杜威学生的“哥大帮”胡适、蒋梦麟等人,更是与学衡派的“哈佛帮”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竞争。胡适、蒋梦麟一开始都是学农,后来转向人文,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并非偶然。

  

  

   如果说“哥大帮”敬仰的是进步主义的杜威的话,那么“哈佛帮”崇拜的便是保守主义的白璧德。“哈佛帮”的核心成员除了来自清华的吴宓、汤用彤、张鑫海、梁实秋、楼光来之外,还有梅光迪、陈寅恪、俞大维、顾泰来等人。他们修白璧德的课,成为白的弟子,与白的思想非常亲近。在白璧德的学生当中,唯一与其格格不入的,是来自贫苦的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他看不惯“哈佛帮”的贵族精英气,与胡适的新文化气质更接近,他后来嘲笑“哈佛帮”的高傲说:“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吴宓将虽然身在哈佛的林语堂视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称“林君独与我辈见解不同”。

  

  

  

   在“哈佛帮”之中,在见解和学问上高人一头的,是陈寅恪。吴宓第一次见到他,便为其学识深深折服,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情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后来吴宓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所言不虚,从吴宓日记记载的与陈寅恪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到陈寅恪不仅有专深而广博的知识,而且打通古今中西,有超越脱俗的大见识。1919年年底,陈寅恪在闲聊时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与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首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寅恪未满三十岁,一百年后重温,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中国文化可以造就一流的商业和技术,富强发达,雄傲天下,唯独过于注重实用,缺乏科学和形而上精神,“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陈寅恪虽然不参与《学衡》的具体事务,但他的观念通过吴宓的中介,奠定了学衡派的基本精神。

  

  

   留美学生分化,“哥大帮”与“哈佛帮”的分道扬镳,最初并非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念分歧,而是从“文化惯习”开始的。这些读英文书、吃洋面包的留洋学生,即使到了美国,依然保留有传统文人的习惯,以诗会友,互相唱和。“哈佛帮”喜欢作旧体诗词,吴宓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与陈寅恪互赠新诗。陈将诗词写示吴宓之后,即刻撕成碎片,不作保留。但吴宓过目不忘,回家之后,即在日记中诵录。《学衡》创办之后,文苑版的主编是胡先骕,他是南社会员,推崇“同光体”,邀约了众多喜欢宋诗的南社会员在《学衡》发表诗作。然而,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就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的同时,他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胡适提出:“文学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称要从写作白话诗歌开始。梅光迪与胡适本来是安徽同乡,早在出国之前在上海就认识,成为好友,在美留学期间来往书信不断,争论也不断。梅光迪强烈反对胡适的白话革命的主张,劝胡适:“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胡适因此后来说文学革命是被梅光迪逼出来的。

  

胡适以倡导文学革命一夜暴得大名,回国以后与陈独秀一起,掀起了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潮。昨天还是齐肩并行的留学好友,今天胡适已经领先一个身位,在国内大出风头,这让自命不凡的梅光迪、吴宓非常眼红妒忌,比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还要痛恨胡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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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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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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