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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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  

   内容摘要: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应基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进行反思,为此提出问名、问需和问策这三个“时代之问”。“问名”即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问需”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之问,“问策”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之问。就名称而言,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或“(计算)数据信息+法学”,而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从内涵来说,人工智能法学需要探讨“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这两大维度及智慧法治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应贯彻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和新文科建设的内部整合。未来我国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以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方案。人工智能法学始终是“面向人”的研究,其实质是“AI+HI”(人工智能+人类智慧),它永远是且只能是“以人类为本”。

  

   关键词:人工智能法学 法律大数据 智慧司法 新文科 未来法治 二级学科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039-(2021)05-0032-42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然成为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方向。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法学研究将发挥理论支撑、政策支撑与应用支撑的关键作用,其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法学研究予以理论回应,比如情感计算、脑机接口、数字孪生等技术引发的伦理与法律困境; 〔1 〕另一方面,法治建设领域的智能化实践也需要法律人提供专业的知识支撑,比如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虚假诉讼预警系统的开发都离不开法律人的专业知识。因此,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新时代法学研究成为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法学创新的现实需要。

  

   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工智能法学方兴未艾。域外主流国家的顶级科研机构都在这方面有所布局;在国内,从我国现阶段各高校、法学院所的战略布局上来看,以“数字”“智能”为核心的法治研究已渐成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所法学院校先后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不少省份已经开始着力布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工作。至于法学界对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如火如荼且成果丰硕。

  

   在肯定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重大现实意义与既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还面临着非常显著的问题。其一,领域名称不统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特别具有涵括力的概念能够被所有参与主体的一致认可。至少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学、计算法学、智慧法治、数字法治等高度多元化的称谓。其二,领域内涵不清。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由于称谓的高度多元,使得每种称谓之间的边界也高度不确定,具体指涉内容不尽相同。比如从字面含义上看,数字法治和智慧法治就存在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人工智能法学与计算法学也是如此。其三,学科归属不明。从法学学科的内部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几乎横跨了所有的法学学科,比如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研究涉及刑法、民法等诸多部门法学科;从人文社科内部而言,人工智能法学中的伦理问题也使得法学与哲学等内容产生交叉;从“文理工医”大交叉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实际上还涉及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实践中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使该领域难以对标某一具体的学科。

  

   一、问名: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

  

   人工智能法学领域名称不统一、领域内涵不清和学科属性不明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之问。其实需要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人工智能法学是什么,人工智能法学从哪里来,人工智能法学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人工智能法学需要解决好“时代三问”。

  

   在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中,首先要解决“问名”,亦即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智能时代法学发展的第一问是问名,也就是身份之问。它是解决用什么称谓来涵盖当前如此多元交织的研究领域的问题。“人工智能法学”是一个具备高度概括性和时代性的概念,具备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潜质。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泛化和泛在的趋势之下,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前沿技术都会被打上“智能化”的标签,人工智能技术就是未来社会所有技术的底层技术,人工智能法学支撑人们对无尽前沿技术的法学探索。

  

   (一)“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易言之,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范式不是人工智能再辅之以部门法的研究,或者是在部门法领域内研究人工智能法学,这种研究至多只是各部门法对人工智能法学跑马圈地式研究,而不是有关人工智能法学自身的穿透式研究。

  

   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民法学”或“人工智能+刑法学”或“人工智能+行政法学”等。当前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恰有演变为“人工智能+部门法学”的趋势,对此必須予以警惕。以刑法为例,刑法虽然被公认为“最后法”“保障法”,但“人工智能+刑法”第一个主题便是“人工智能是否为独立的犯罪主体”,这种讨论冲在了其他部门法的前面,显然具有鲜明的“未来法治”特色。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泡沫化”问题严重。〔2 〕其实,“泡沫化”并不是源于“人工智能法学”,而是源于对“人工智能法学”身份定位不清,由此导致人们对“人工智能刑法学”该如何发展缺少自我身份上的清晰认知。“人工智能+刑法”的研究视野一定不再是“刑法学”,如果要肯定“人工智能是刑事责任主体”,那么也必须同时承认它在整体法秩序内是一个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并应妥善处理好“人与AI”的法律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刑法层面论证它是否具有受刑能力、是否能够实现刑罚目的、应当处以何种刑事刑罚措施等问题。否则,在某个部门法内循环套用传统框架,就会带来诸如人工智能在某部门法内可能不是责任主体, 〔3 〕而在另外部门法中又是独立法律人格体等相互矛盾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一定会制造更多的法律秩序矛盾。

  

   要摆脱“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的研究思路,必须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决定所有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开篇之问。当前已有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AI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AI数据财产的保护、算法歧视的规制、自动驾驶汽车、AI侵权法律责任、AI辅助裁判以及AI法律人格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所能解决的,必须全部置于“人工智能法学”之下,才能回答好这个目的定位问题。用“人工智能法学”来组织多元交织的研究领域,才不至于在身份认知的混乱中盲目地开展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也只有在“人工智能法学”的统领之下,才不至于在法律规制中重蹈“先民后刑”还是“先刑后民”等诸如此类的壁垒难题。

  

   (二) “人工智能法学”不是“(计算)数据信息+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不是“数据信息+法学”。易言之,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数据信息,也不是在数据信息基础上再辅之以法学的研究。数据信息是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对海量数据信息的计算即算法只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具体场景辅助的手段。因此,从“人工智能法学”不是“数据信息+法学”的命题中还可延伸出“人工智能法学”不是“计算数据信息+法学”的结论。

  

   第一代知识驱动的人工智能是依托知识、算法和算力三要素构造,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第二代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是依托数据、算法与算力三要素构造, 〔4 〕其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模式。与以知识驱动的人工智能不同,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样本数据进行训练。人脸识别、情感计算、自动驾驶等一系列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得益于海量数据信息的训练。由此,高质、海量的样本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定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对样本数据信息的合理、合法使用就成为法学界密切关注的话题,如何实现数据信息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甚至已经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区域”,尤其是在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或者即将出台的背景下,对数据信息的关注和研究更是前所未有。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数据信息的研究并不能替代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大数据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数据信息的合理、合法使用上。人脸识别、情感计算、自动驾驶等智能化技术本身的应用风险以及可能引起的法理、伦理冲突不能也不可能通过数据信息的合法化讨论予以解决。况且,智能化应用对司法属性的消解、智能技术侵权引起的归责困境、大数据侦查对正当程序造成的挑战等一系列问题本身就不是数据信息使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数据信息+法学”的模式会导致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与外延遭受不当限缩。

  

   同样,对海量信息的计算再辅之以法学的所谓“计算法学” 〔5 〕也无法概括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与外延。数据信息技术的本质固然是计算,计算的法则亦即算法,已然因为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的具体化应用而日显重要。但是,算法只是辅助人工智能决策的工具。比如,自动驾驶中AI在左道有数位行人,右道有一位行人时,如何作出左转弯或是右转弯的选择,必须依靠算法进行选择和判断。但是,无论如何选择转弯方向都会发生致人死伤后果,此时已并非简单的算法规制问题,而是必须置于人工智能法学的独立领域解决其事故如何避免、事故发生后如何追责等一系列问题。算法只是工具,计算只是手段,以之为名代替人工智能法学乃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因而不可取。

  

   要摆脱“人工智能法学”不是“(计算)数据信息+法学”的研究思路,必须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内容”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大数据智能时代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可以生产出与人类智能相似的自动化反应机器,还在于智能技术科学的进步将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现存生产工作和交往方式,出现一个以新的技术结构支撑新的社会结构的人类新时代。〔6 〕在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全新社会结构中,数据信息以及对数据信息计算的法学讨论恰恰就包含在人工智能法学的领域之内。人工智能法学是对全新社会结构的时代回应,研究面向不仅需要回应智能技术对法理、伦理等元问题的挑战,还需要回应智能时代下如何实现对各种要素之间的合理分配与利用,这其中就包括对数据信息要素的合理合法使用、数据信息的算法与规制等问题。总之,“人工智能法学”不是“数据信息+法学”,也不是“数据计算+法学”,以数据法学、大数据法学、计算法学概括人工智能法学有以偏概全之嫌。

  

   (三)技术指向明确、政策导向直接:“人工智能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也不是“数据信息+法学”或“数据技术+法学”,那么,人工智能法学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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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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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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