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6 次 更新时间:2003-05-16 1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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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珉  

  

  “北京大学”肯定是一所“大”学——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但我对“北大”之“大”却另有一种感悟和理解。

  

  早听人说,如果你去北大,不能不去听“北大讲座”。于是我在10年前初到北大时,就去听一个系列讲座。北大的讲座太多,已经记不起是什么系或是什么中心亦或是什么社团举办的,一人一讲,哲学、经济、法律什么都讲,前后各人讲的观点不一,甚至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甚至有的演讲者还互相“骂”起来。当时我纳闷:难道真理不是唯一的吗?我在基层部门工作多年,平时听的大都是“一致”的话,虽好读书学习,了解一些不同的观点,但在我的思想里,总是一种观点打倒和战胜另一种观点,哪里见过“北大讲座”上那种什么观点听起来都似乎有道理,都有人鼓掌和反对,谁也打不倒谁的情形。有一次演讲刚完,一位听者向演讲者提问:“为什么您们的讲座让我越听越昏头?”这位北大教授回答说:“搞昏你的头正是我们的目的,一旦你从这混沌之中清醒过来,你就会站到一个制高点上;而能否清醒过来要看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北大”之“大”。什么观点都有人讲,都有“市场”,谁也打不倒谁,各种观点自生自灭,或讲完即完,或长生不灭,永放光芒!

  

  其实“北大”之“大”早在七十年前的“北大”那里就已经存在,诞生于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思想。“有容乃大”,这即是“北大”之“大”。据说那时的“北大”比现在还要“大”得多,比如在那样一个的十分专制的社会里,竟允许研究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人在那里有藏身之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精读”了“赵靖”和“冯友兰”,从“物质”到“精神”,两个恢弘博大的“世界”都融于北大,更令我叹服“北大”之“大”!

  

  在中关园41楼赵靖先生家里“读”赵靖。三两学子围坐一张方桌,年届古稀的老先生翻开经史典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阐幽发微。人们曾经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济思想。先生认为,中国古人有过丰富的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军事思想,他们不可能没有思考过经济问题并著述立说。在赵先生的学说中,物质是第一位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今天的物质。他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富国强的历史,孙中山以前的中国人想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追求民富国强,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推翻三座大山才可能追求民富国强。在先生的著作中,古人追求物质的成功范例被剖析得淋漓尽致,勘为经典,读起来使人不思掩卷。就个体人而言,先生引述明代理学泰斗许衡的名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我当时准备报考先生的博士生,他很细致的给我分析和建议怎样在北京安排全家人的生计问题,可见先生是以“治生”为“为学”之先务。

  

  我在汗牛充栋的北大图书馆里“读”了冯友兰。在冯先生的学说中,精神是第一位的。冯先生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动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最崇尚的是天地境界,而鄙弃功利境界。冯先生去世时有人著文纪念他,标题就叫《天地境界中的伟哲》。冯先生活了将近一百岁,他是一个人如其文的人,从他的著作理论分析,他至少在天地境界中生活了半个世纪!在冯先生生前,我好几次散步到燕南园那著名的“三松堂”前,但那时我的大脑还是“昏”的,且自感渺小,不敢造访那个最高境界中的伟大哲人。

  

  冯先生教导人追求天地境界,赵先生则教导人追求功利境界。他们都是“北大”的“大”人物。那么作为“北大”学生一员的我应该追求那一个先生呢?我的大脑被两个先生搞昏了一年多。但后来我清醒了,并有了自己的观点,这其实也是北京“大”学教给我的。

  

  我把世界上最杰出的两个民族——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进行对比。这两个民族就好像上述两位先生——冯先生在美国留过学,博士论文和一本中国哲学简史都是用英文写的,但他的思想却是“中国的思想”;赵先生没有去过美国,他一生都是跟中国古文打交道,但他的思想却是“美国的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美国民族是一个生活在动物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民族。美国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它以成功论英雄。中华民族也追求成功,但并不把成功当作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中讲究的主要是“仁”。我想这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区别。

  

  冯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但中国哲学足以救世界。中国哲学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为中心,因此中国哲学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看问题,能够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为什么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呢?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整体之中的个体,部分、个体则以生存为核心,要生存得好必须追求功利。中国几百年来一直生存得不好,中国哲学恐怕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认为,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补功利这一课。中国已经有了救世界的道德和天地理念,但光有这个理念还不行。中国人救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以实运虚”,“虚”是我们的道德和天地理念,“实”是国家和人民的富强,而富强必须要追求功利才能达到。如果中国没有“实”,就会空怀救世之志,欲达目的而不能。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但它没有中国哲学这样伟大的“虚”。美国只想以“实”救世界,结果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只要补上功利这一课,具有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实”,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不仅有救世界的思想,而且也有救世界的实力。中国哲学是最能帮助人们去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人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的哲学。但是中国必须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物质,才能让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中国文化的福荫(以实运虚),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人家就不喜欢听你那伟大的“虚”。

  

  于是在“北大”的教导之下,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研究治生之学,实践治生之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苟有余力,则于精神家园修习形而上之道,并又以“道”反过来大济天下——美哉!善哉!

  

  “北京大学”正是把“冯先生”和“赵先生”加起来构成的,我想,这即是“北大”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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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园评论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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