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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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在今日大众心目中不那么出名的小说,来作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端,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发表时间比较早,1902年,刊于中国早期小说期刊《新小说》 [1]上。第二,梁启超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之一。就在《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民族”这个概念 [2]。第三,政治幻想小说这个文类在中国十分罕见,梁启超之后传承者也不多,可谓稀有品种,今天亦少有实验,所以特别值得保存。第四,也因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后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

  

   一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幕礼

  

   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小说准备的开幕礼是非常戏剧性的,序言之后,《新中国未来记》正文第一句:“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3]这一句中的“2062年”是笔误,梁启超太激动了,他想的是1962年,也就是小说写作的60年以后。“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这个世博会场地比后来2010年真的上海博览会还要大。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篇,竟然是一个政治幻想,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军舰上,舰长送了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给梁启超消磨时间。没想到,梁启超喜欢上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幻想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很多这类小说。到日本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翻译《佳人奇遇》。几年以后,他试笔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思想不如康有为有系统,革命又不如谭嗣同那么有决心,但是,文笔、文风、文才却是当时第一人。毛泽东后来和友人谈起梁启超,说他有点虎头蛇尾。 [4]“蛇尾”大概是指梁启超后来在北洋军阀时期政治立场摇摆,“虎头”显然就是佩服梁启超办《清议报》《时务报》时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小说本身未完成,也有点虎头蛇尾,但小说写在梁启超生龙活虎的前期,和他的理论一起,替20世纪中国小说开了个“虎头”。

   除了上海博览会以外,小说中对于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多“神预言”。写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比辛亥革命晚了一年(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确是1912年)。定都南京,实行共和制,完全正确。领袖人物叫黄克强,本意大概是炎黄子孙克敌自强。正好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字克强。至于还要和后来其他领导同名,那应该是纯属巧合。预言、巧合不是我们重读这小说的主要理由。政治幻想小说看似神奇,其实非常难写。假如邀请今天的一线作家,请他们每个人写一部小说,描写10年、20年以及60年以后的中国,看看他们怎么写?难度太高。梁启超自己很清楚,所以事先声明,“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但是,“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政治幻想,不可能料事如神,而且自己政见也在变化之中:“人之见地,随学而进,因时而移,即如鄙人自审十年来之宗旨议论,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矣。”小说发表时,梁启超29岁,之前他已有很多惊天动地之举:考科举、拜康有为为师、公车上书、维新救世、变法见皇帝、“顶层设计”、主张君主立宪等等。为人为文轰轰烈烈,与时俱进充满变化。梁启超也料到自己“前后意见矛盾者,宁知多少”,所以小说开篇先说明,“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凌乱矛盾如首句就把“1962”写成了“2062”。这个“2062”,象征中国20世纪小说开端的慌乱青春和粗糙热情。认真读下去,人们会发现梁启超的政治寓言,有的天真可爱、可笑可叹,有的却会令人笑不出来。

   回到1962年的上海博览会,这博览会中心会场,是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的史学部(真是抬举文科地位)。其中一科,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每周讲三次,每次三小时。第一天,“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足有二万人”(等于演唱会或足球场,怎么演讲文学历史?),两万人中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各国人都有”。“看官,这位孔老先生在中国讲中国史,一定系用中国话了”(“系用”——广东官话)。“外国人如何会听呢?原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纷纷派学生来游学,据旧年统计表,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希望外国人能听能说国语,从晚清,到春晚,一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闲话休题……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讲如何,请看下回分解”,于是小说进入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小说沿用旧式章回体,叙述中加入小字,是作者点评,有点张竹坡加布莱希特的效果。

  

   二 梁启超的神预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主讲的孔先生,字曲阜,身穿国家制定的大礼服,胸前悬挂国民勋章与各国所赠勋章——“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这三件事便算是我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我们今天如果站在广场上参加纪念大会,也是第一感谢人民爱国,第二感谢烈士奋斗,第三感谢……当然,不是“君主立宪”。孔曲阜(或者说梁启超)回顾中华民族兴盛六十年:“三件里头,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诸君啊,须知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俱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孔觉民将1902年到1962年中国历史,分成六个阶段。一是预备时期,从八国联军破北京到广东自治,之后清朝灭亡。下面还有五个阶段:自治,设全国国会;第一个大统领时期,影射光绪的退位;黄克强任大统领时期;之后又有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孔老先生面对两万人作演讲,也不只是喊口号煽情,而且逐条排政治流水账:“诸君啊,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

   所有的成功,全靠一个党——虽然党的名字很长而且绕口,“立宪期成同盟党”。孔老先生解释:“原是当时志士想望中国行立宪政体,期于必成,因相与同盟,创立此党,合众力以达其目的。”后来梁启超真的做过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又加入共和党,又合并成进步党,就是没有这个预言中的“立宪期成同盟党”。他的小说里也有几个不同的党,主张中央政权势力有国权党,主张地方自治有爱国自治党,主张民间事务有自由党,但都不如“立宪期成同盟党”重要,为什么?“诸君啊,第一件,须知道那党是个最温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第二件,须知道那党是最广大的,最平等的。第三件,须知道那党是个最整齐严肃有条理的,他仿照文明各国治一国之法以治一党。”仿照文明各国之法治党,这是关键。而且还有种种具体方法:职务设定、民主投票、干部体制。孔博士说这个“党初办时,不过百数十人,在上海创始”(精准吧,1902年写的,不得不服)。说该党到了广东自治时代,相当于北伐时期,已有1400万人。《新中国未来记》的艺术性如何先不论,20世纪第一部中国小说对后来百年中国的预见性,不得不令人震惊。

   “诸君,且说这宪政党到底用甚么方法,能够做成如此隆盛、如此巩固呢?老夫也不能细述,只把他初立党时公拟的办事条略背诵一回罢。”然后是“(子目一)扩张党势……(子目二)教育国民……(子目三)振兴工商……(子目四)调查国情……(子目五)练习政务……(子目六)养成义勇……(子目七)博备外交……(子目八)编纂法典。”孔老先生把这些冗长的子目念完以后,歇了片刻,重复开讲,赞叹几声道:“诸君啊,你看当时诸先辈谋国何等忠诚,办事何等周密,气魄何等雄厚!其实我新中国的基础,那一件不是从宪政党而来。”小说在“十年后清朝结束”“共和定都南京”“俄国会有革命”等等“神预测”后,最关键一条预言,就是有一个党对中国百年发展这么重要。而且孔先生说,这个转移中国的党,是由一位英雄豪杰造就。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

  

   三 两个朋友,两条道路

  

   小说第三回全是孔老先生复述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人对话(两万听众现场耐心倾听)。黄克强是广东人,父亲是个儒生。据说在甲午海战后,看定中国前途要有大变动,因此打发儿子,和他一个得意门生李去病,一起到英国读书。两人进了恶斯佛大学(Oxford,牛津)。三年后,黄克强、李去病听到戊戌政变失败的消息,一起痛哭。两人曾想回乡救国,但又想到要唤醒民众,先要把自己的预备功夫做好。说到这里,小说里面加了一行小字,“爱国青年听着”,这是梁启超小说在章回体之中的另一种叙事策略,叙事者直接插入点评。值得学习。

   两人后来分别去了德国、法国,一两年后,再一起从俄国搭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眼见关外变成哥萨克殖民地的样子(日俄战争前,东三省一度被俄国侵占),“正是石人对此,也应动情,何况这满腔热血的英雄”。接下来就是两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有一场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冗长的对话和辩论。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抄几段:

   李君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还算得个中国人的中国吗……我中国的前途,那里还有复见天日之望么?”

   黄君道:“可不是吗!但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我想凡是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至理)……但是我们十年来读些书是干甚么的?(青年读书诸君想想)难道跟着那些江湖名士,讲几句慷慨激昂的口头语,拿着无可奈何四个字,就算个议论的结束吗?(青年读书诸君想想)”

   黄君的意思,责任再大,四万万人分担就不吃力。但国人多数还在睡梦里,所以我们要尽自己力量去做,做得一分是一分,“安见中国的前途就一定不能挽救呢?”后来“五四”关于黑房子开不开窗的对话,梁启超早就预见了,而且黄君一个人把鲁迅、钱玄同两个人的话都说完了。

   李去病和黄克强,救国之心一样,但是方法不同。他们有三个分歧。第一,对当时统治者看法不同。李去病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衰弱到这般田地,岂不都是吃了那政府当道一群民贼的亏吗?(是是)……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甚么指望呢?……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奴才”与“奴隶”这两个概念,后来都是鲁迅的关键词。

   黄克强认为:“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没看错,这是梁任公说的,不是近年报纸社论)。李去病强调,我也不是要以暴易暴,而是要以仁易暴,可“那十九世纪欧洲民政的风潮,现在已经吹到中国,但是稍稍识得时务的人,都知道专制政体是一件悖逆的罪恶。(果真人人都知道?)”孔老先生说到这里,作家梁启超没忘记让满堂拍掌如雷,两万人一起拍手。两人又继续谈论法国革命的代价,拿破仑的功过。黄克强认为:“现在朝廷……汉人、满人亦差不多平等了……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

从怎样看“君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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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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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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