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价值系统以及人的价值系统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1 次 更新时间:2021-10-30 23: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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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用顾肃教授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中对罗尔斯的观点的概括和转述,来说明罗尔斯期待看到怎样的情形,而他在我们假设并列举的事例中,真正看到的又是怎样的情景吧——

   罗尔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正义原则,把社会看作人们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联合体,人们 在相互关系中认识到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并且基本据此而行动。这些规则详细规定了一种合作体系,以促进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利益,而社会的特征是,它既有利益冲突的方面,也有利益一致的方面。“之所以有利益的一致,是因为社会合作有可能使共同生活比单独生活更好;而之所以有利益的冲突,则是因为人们对于他们合作所产生的较多的利益不是无动于衷的。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每个人都要求多多益善。”因此,需要一系列原则来确定社会组织的分配。“这些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责任的一种方式,并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负担的合理分配。”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条件是:不仅促进其成员的利益,而且由一种共同的正义概念有效地支配着。在这个社会里:一、每个人接受并知道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二、各种基本的社会机制普遍符合并普遍为人所知地符合这些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产生不同的目的和要求,但共同的正义概念架起了友好的桥梁。

   思想家们的理论阐释,往往既有对社会实践的归纳和总结,又有对社会实践的提醒和预警,我认为罗尔斯所强调的,是对社会实践的提醒和预警,也就是说,在他正面阐释的东西的背面,往往隐藏着他的忧虑,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他铿锵有声地宣称“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一定是因为有人侵犯了每个人都拥有的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一定是有人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逾越了这种不可侵犯性。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情:所有对于罗尔斯强调的正义原则的背离都意味着,在这个社会里,一、每个人都不接受正义原则;二、各种基本的社会机制都不符合普遍为人所知这些原则;三、在人们坚持不同的目标和要求时,正义原则无法在他们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无法沟通和协调他们的利益要求。这种情形,很显然已经比较严重了,不仅罗尔斯这样看,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会这样看。

   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景呢?我想用“社会死亡”四个字来形容它。

   为了真切地看到“社会死亡”的情形,现在我们把事情往前捯到案件还未审结、各利益相关方都在为最大化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串通奔走的时候,结果我们看到:张三的律师突然变脸,抓住小鸡子一样瘦弱的张三的衣领子,说:“赢了,我拿拆迁款的百分之九十;输了,咱两不相干,就等于你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转身就找开发商去了:“咱们这么说吧,我保证让张三放弃所有要求,你就直说你给我多少吧!”法官对开发商说:“怎么判?咱们都是道儿上的人,这话还用我说吗?那就看你想怎么判了。”于是事情就像我们那前面说的那样判了。

   从关于张三的这个假设中,你难道闻不到弱肉强食的“社会死亡”的味道吗?假若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正义”(它必须体现为一整套程序)站出来,那个可怜的张三也就有所依靠,不至于以瘦骨嶙峋的小身子板儿面对壮硕的“强力”了,他的房子也不太可能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推土机推倒,那个吸血鬼一样的律师也不至于如此猖獗……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然而这同样仅只是一种假设,“正义”在哪里呢?如果关于它来了的传说是真的话,那为什么张三的遭遇还总是一再发生呢?在我们列举的示例中,“法”尚未独立成为凌驾在三者之上的超级力量,三者中的强者即权力和资本左右了案情的发展,而羸弱瘦小的张三的个人利益则顺理成章地被割了韭菜……这里通行的依然是“强者为王”的逻辑。

   罗尔斯正是从张三的处境和遭遇中,从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背离中,看到“社会死亡”的灾难,感觉到“社会死亡”的恐惧的。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他才从灾难和恐惧的反面,用浩瀚的篇幅(通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两部巨著)乃至于他整个一生的学术探求,反复论证所谓的“正义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原则,“正义社会”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社会的。

   笔者无意于做社会批判,因此我把话头截在这里,还是说价值系统,说“社会死亡”本身。

   有必要指出,就像完美社会不常见一样,“社会死亡”也不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以常态存在着,换一句话说,“社会”既不那么完美,也没那么糟糕,在自然状态也就是在不受强制的条件下,“社会”甚至是具有天生美德的,这就是我们总是能够从“社会舆论”中寻找到依傍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对于人世间善恶美丑是非曲直的判断,往往要比人更准确,更能让人相信。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我们在事情的发端处反而更能够感受到和谐和暖意,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样,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的观点也是适用于社会的,同情弱者、厌恶强力是“社会”的基本品性之一,“社会”从来没有失职到对“恶”无动于衷的程度,它总是通过社会舆论彰显出它的主张,而它所彰显的东西,就是社会价值系统,一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慰藉和温暖的宝贵之物。

   罗尔斯煞费苦心的论说,无非是想让它们变得更可靠一些、不至于被什么力量轻易抹了去罢了。

   我们应当感谢罗尔斯以及与罗尔斯类似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这件事上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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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所说的“价值系统”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呢?

   一个国家的价值系统,是由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种族意识、民族心理、现实政治等因素结构而成的,也正是这些因素,会造成不同国家、不同国家的国民在行为举止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上产生巨大差异。

   从群体的角度,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在国民价值系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里甚至没有东西方国家之分——这就是说,“国家”总是在有意识地塑造着它的国民的价值系统。我们可以举例某国人对某国的“好感度调查”之类的东西,例如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对中国的反感度与日俱增,例如台湾岛民“台独”意识一步步增强,难道不是一场严肃的玩笑吗?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最直接证明了国家和政府通过新闻、教育(尤其是教材,尤其是在台湾)媒体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在控制国民、塑造国民上究竟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话,我们甚是有理由认为,“国民”就是“国家”的直接产物,国民拥有的价值系统就是国家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的本质是国家对国民的精神格式化,这种现象在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普遍存在。比如,长时期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所倾慕的西方民主理论,只有在它是一种理论时才是迷人的,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的国家运行,哪怕是在所谓“自由主义灯塔”的美国,也不过是一种装潢,一种招摇。就连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何况是那些专门研究美国社会数十年的类似于罗尔斯的学者,他们是看得到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有必要珍视他们的见解。

   最近一些年,我们历历在目地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媒体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控制与引导的种种卑劣伎俩(他们说我们的时候通常所说的“洗脑”),历历在目地看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频道、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彭博社、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毫无底线的系统性的造谣抹黑,我们第一次对西方社会的所谓“新闻自由”、“新闻客观公正”有了最接近实际的观察与了解。他们面临的绝不是智力问题,事实上,那些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已经将自己的道德水准——无论政治的还是伦理的——降低到了败类和人渣的水准,而这个水准,也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西方政府以及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拜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布林肯等西方政客的政治水准和道德水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不仅通过强大的国家手段塑造了他们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塑造了我们——现在谁还相信西方媒体的所谓“客观公正”?!谁还相信他们所标榜和鼓吹的“普世”的价值理论真的是“普世”的?!谁还相信能够把流氓恶霸特朗普和老年痴呆的拜登选举到总统宝座的选举制度是公平、理性的?谁还相信美国的国家治理者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更高明和有远见?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小粉红”现象其实也是这种双重塑造的产物,限于篇幅,我就不做进一步论说了。

   我们继续讨论人的价值系统构建问题。

   “国家”是无数个体的人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价值系统当然是由无数个人的价值系统相构建而成的,然而我们说某一个国家如何,是不是就是在说那个国家每个人的价值系统都是完全趋同的呢?显然不能这样说。比如骄狂的美国人到了欧洲,尽管从人种上说也许同样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或者斯拉夫人,但是他们仍旧会与欧洲人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尽管也有作为美国人的“类”的特性,但是如果就每一个人来说,其所表现出来的,又会是千奇百怪迥然不同的,这意味着价值系统是分置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构建而成的,这就是个体与个体的价值系统差异以及对接还是不对接的问题,几乎体现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之中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议论是不是太严肃了,有点儿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下面我们轻松一些,消遣一下,说一说《水浒传》吧!

   我不赞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看法,说什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然,毛主席是政治家,他从政治角度解读这本带有历史踪迹的长篇小说完全无可厚非。而在我看来,《水浒传》“好在”的完全不是什么投降,而是在那个栩栩如生的艺术舞台上行走的各路英雄所显示的“义”,“好在”作者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那样一个黑暗无道的世界里,人性中仍保存着一种极为美好的东西,这个“极为美好的东西”,就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七个大字彰显出来的大爱。这种大爱提升了寒冷时节的社会温度,人们正是通过它才互相取得温暖,才活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

   为了强调我没有跑题,我们不妨把这种大爱理解为我们正在说的价值系统——就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既是隐含在《水浒传》这本书中的价值系统,又是这本书塑造的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共同守护的价值系统,更是作者施耐庵所抱持的价值系统。

   那么,《水浒传》以及水浒英雄的价值系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用本文标题的话说,这个价值系统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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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作为“类”即某一社会群体的梁山英雄,都是一些被“不道”的社会排挤出来的“边缘人”,他们的政治理想是“替天行道”,如果不计较时代差距,我们可以把这里的“道”理解为罗尔斯强调的“正义”,他们想在“正义”的呵护下找到人的尊严,找到活下去的办法。“正义”带有理念的性质,某种程度上它是观念性的,必须有一种东西作为媒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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