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王安石与他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4 次 更新时间:2021-10-2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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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门重在反思的学科,它处理的所有问题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呢?为的是立足于现在,更好地展望未来。我去年的春季学期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在那里注意到他们有讲授中国历史知识的一门网络公开课,在课上他们说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制度深深地带有从历史上走过来的痕迹,所以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开启中国的过去,对中国的过去要有所理解,有所认识。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讲王安石生活的时代,这里具体我们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讲庆历新法的推行。在讲到具体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对这个时代大体上做一个了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朝代,我们通常说是从夏商周开始的,但是夏商周没有皇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皇帝是秦始皇,所以我们说的帝制时代,是从秦始皇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这个时段。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大体上中国的帝制时期是两千多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段打一个对折,折线的地方就是王安石曾经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宋代。

宋代是从公元960年开始的,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的时期,在中原王朝的北边以及西北边,一直有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后来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所以宋代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

我们说到宋代的时候,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恨交加。首先宋代在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方面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同时,宋代受到了周边非常强烈的挤压,在这种压力之下它的内政有很明显的因循求稳的特点,这个时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宋代政府在战略格局和政策应对上都有很多问题。

宋代的历史大约有三百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讲到宋代通常会称之为“两宋”,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宋代一开始政治中心在北方,首都在开封,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北宋。而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时,女真的军队长驱南下,之后占领了开封,北宋灭亡了。再重新集结起来的朝廷不敢在北方立足,而是一路向南撤,一直撤到了我们现在说的杭州。那时的政府其实还是有一种想要在以后重新收复失地的愿望的,所以当时并不把杭州称为自己的首都,而是称为“行在”。“行在”是什么意思?就是皇帝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行在”。而当时杭州另外的一个名称,叫临安府。所谓的临安,就是临时安顿在那里,这是表示以后要收复失地,回到北方去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宋代政府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做非常认真的努力,它之后的政治中心,包括活动的区域一直在淮河以南,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南宋。宋代人本身没有南宋、北宋这种提法,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一个宋。南宋、北宋这种提法是后代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所做出的表述。那么王安石生活在什么时期呢,他是在宋真宗的晚年,公元1021年出生的,而在宋哲宗的早期,公元1086年去世的,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真正活动的时期是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北宋的前中期。

对于宋代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许多国学大师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严复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前期给他学生的一封信里就说道,古人呢,喜欢读前四史。前四史就是二十四史最前面的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严复先生说古人喜欢读前四史是因为前四史文字写得好,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为什么要注意宋代的历史呢?严复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所以他认为宋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后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比较起来,方方面面都有不同之处。《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还有一部书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把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都进行了分篇的论述,讲到宋代的部分,开篇他就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都不同,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尤以赵宋为显著。”就是说宋代企图在中国历史上走出另外的一条路,但这条路是否是成功的,这是一个问题,这也使得宋代的特点和其他时期有明显的不同。

海外的学者也有很多研究宋代的著作,有的是通史类的著作,也有专门讲宋代这个时期的,有英文的,也有日文的,还有一些德国学者写的著述。我们比较熟悉的学者可能是费正清,在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一起写的一部著作里面,有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我想换成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不会选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但是在费正清的文章里,写的却正是北宋和南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和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更多的带有民族的情感,特别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框架基本上是近代形成的。而当时学者对于国家时事的关怀,使得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希望去追寻历史上强盛的王朝。而西方学者没有这种民族的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王安石生活的时代。这里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对于宋代历史的基本认识,然后我们会说到,在宋代整体环境之下,其内政的选择、内政的方针以及内政的倾向,以及在宋代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各个王朝疆域中最小的,但这个责任并不能就由宋代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来担负,我们如果和唐代的疆域稍微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唐代的疆域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亚地区。但在唐代中期,75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代政府不得不把其西北部的精锐部队撤回来。经过八年的时间,叛乱被平息。而西北方面,因为部队撤到了内地,所以当时的西北出现了一个政治地理的真空,这个真空很快被周边的民族填充进去了,所以在唐代后期,领土已经收缩了。东北的大部分领土以及西北的大部分领土已经不在唐王朝控制之下了。与此同时,内地出现了很多大的军区,这些大的军区都是在战争中出现的,军区的长官不光是军区司令,掌握着军事的权力,他们也掌握着行政的权力以及财政的权力、监察的权力。所以这样的大军区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半割据、半独立的单元。而这些单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呢,有一些是比较顺从的,也有一些是比较跋扈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了。当时在开封的割据势力叫宣武节度,节度史叫朱温,他逼着唐朝的末代皇帝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这样就离他的根据地开封比较近了。在洛阳,他又逼迫末代唐皇让位于他,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五代时期。

我们知道唐和宋之间是隔了五十三年的,这五十三年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是前后相继的。由于后梁就是开封“军区司令”朱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所以周围的大军区都看明白了:如果你有实力的话,你也可以摇身一变,因此在南方先后出现了九个王国,在北方太原也出现了一个小的王国,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彻底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实并不少,而且分裂的时间也不能说是很短,但是像这样有这么多政权同时分裂的时期还是比较罕见的。五代十国的疆域,实际上就是唐代后期的疆域分裂的结果。而宋代就是把五代十国的疆域重新统一起来,所以说宋代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格局的恢复。在宋建立以前,周边就已经有很多政权了,比如说辽,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制度也相对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宋的建立是晚于周边的政权势力而建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一些概念逐渐在发生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清晰化。“中国”这个概念其实出现得非常早,先秦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但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先民所生活的区域,在先民的印象里,这个地方是居于天下之中的,所以就是“中国”,而这个“中国”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当时的人其实并没有清晰的想象,当时的人会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王的土地,所以说这个边界是相当弹性、相当模糊的。实际上“中国”在当时人心中是一种秩序的概念、文化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辐射的概念。但是到了宋代,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不再是没有边界的了,周边已经被别的政权势力占据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人的很多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空间实际上已经有了疆域的概念。

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中国”是指国家,国家要有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就是疆域;第二就是在疆域里能够实现的主权。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两点,虽然不能说他们对此有很清晰的认识。而这样一种变化是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说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序列,而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空间的认识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在时间的序列里面逐渐产生的。这个变化的关键点,就是历史上的宋代。

这样就涉及到宋代的立国问题,我自己感觉,这个时期,是一个“生于忧患,养于忧患”的时期。我们通常在比较历史上一些时代的时候,为什么说某个时代是盛世?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那我们看看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段的天时和其所谓的地利。竺可桢先生是非常著名的气象学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到,在中国的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气候是转寒的,在12世纪初期的时候这种变化是加剧的。我们知道对这种气象学的观察,竺可桢先生主要是从物候学的角度来做的。现在,我们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对于古代的气温,我们怎么知道呢?过去主要就是靠物候学。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国,跟农业有关的信息,包括天时的信息都记载的非常完全,比如说播下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抽穗,秋天什么时候会降霜,冬天何时会冻冰,春天的冰何时会化……根据这些来推断当时的气温,然后把各个时期的气温有一个比较。图1就是近些年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气象变化的曲线图。我们在这张图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宋代处于一个气温急剧下降的阶段,也就是气候转寒严重加剧的历史时期,那么气候转寒对于一个王朝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宋代也不例外,当时财政收入很重要的还是倚重于农业税,而农业基本上都是属于靠天吃饭的,所以农业的收成对于国家的财税影响是起很关键的作用的。但是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气候转寒和干旱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中原王朝的周边始终有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对于宋王朝来说,来自北边的威胁是比较直接的,而来自西南的威胁相对比较缓和。我们都知道北边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抗拒生态变化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在气候非常寒冷、非常干旱的时候,他们传统生活的地带水草就不够丰茂,他们就必然会南迁,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气候的低点,都会有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这样一种情形。

中国历史气温变化曲线图

接着我们看一下地利的问题。在东汉到唐朝前期,黄河还是相对稳定的,而到了唐朝的中期以后,黄河就不断地泛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东汉末年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而这些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并不是来种地的,所以很大一部分北方的土地变成了草场。虽然这是无意识的行为,但是也跟我们现在推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一样,使得土地得到了休养。因此也对黄河流域水土的改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河有大约六百年都没有大规模的泛滥。但是当唐代统一、人民安定以后又开始开垦土地,十年二十年没什么关系,但是八十年一百年以后,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黄河的淤塞变得严重起来,到唐代后期,黄河又开始频繁地决口。宋代就接过来了这样一个局面,黄河的入海口向北向南不断地摆动,最北曾在海河入海,最南曾在淮河口入海,就如一个扇形。所以就宋代来看,不管是天时方面还是地利方面,都应该说条件是比较严酷的。

但即便是这样,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宋代所取得的经济方面的成就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中古时期是有一次经济革命的,认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是在12世纪、13世纪,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代。我们国家的很多学者也从各个方面对宋代的经济、科技进行过论述。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很赞成用“革命”这种说法,因为革命在汉语的语境里,指的是翻天覆地的颠覆性变化。而宋代的经济显然是在原有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说不上是颠覆性的。但是这么多的学者都用“革命”这个词,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宋代确实在经济上有非常大的成就。还有科技成就,我们所说的中国对世界在科技上的影响主要是四大发明,虽然不止这四大发明,但这四大发明是典型的,这四项发明中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在技术上的关键点或是向世界的传播,都发生在宋代。

接着我们就看一下宋代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在这个时期都市十分繁荣,工商业有很大进步,这些方面当然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所取得的。在宋人的笔记里就提到,当时很多人都喜欢到城里来买东西,为什么要到城里来买东西呢?因为城里有很多名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牌子、老字号。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城市里面做买卖,或者采购。当时不仅仅是工商业的经营方式有变化,这种变化还渗透到了社会上的各个方面。《清明上河图》中画了这样一个铺面,他的牌匾上写着“赵太丞家”,实际上这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一户人家,“赵太丞家”前面有一个门面店铺,这个店铺是一个药店。这个赵太丞是什么意思呢?太丞实际上就是太医,这一户人家可能在某一代出过一个太医,从此他们家就一直打着这个招牌来做这个药铺,这个药铺前还有几个人等着给人把脉、开方子、抓药。门前有一些帘子,写着一些当年的广告词,这些广告词有些已经模糊不可辨认了,但有的我们还能认得出来,像左边的这一栏写着“治酒所伤真方季香丸”。我们一看这个就可以想到,宋代可能是一个应酬很多的朝代,这个药店专门治喝酒喝多了,伤肝伤肾的。右边的一栏写着“太医出丸医肠胃病”。这些就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广告一样。在当时的开封,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店家,还有卖书的,但是它跟现在的新华书店不一样,是前面卖书,后面刻书。举个例子,有本刻出来的书,最末的一页除了内容后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钱塘包寻书字”,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刻板印刷。刻板印刷先把要印刷的内容写下来,然后反着贴到桃木板上,刻工按着这个板去刻,刻出来后才可以印刷。所以这个书好看不好看跟写字的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这个抄写的人的贡献和知识产权,会把这本书是谁抄写的也印在上面。还有一些书,也会印上刻工的名字。比如有一条写着“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间纸马铺钟家印行”,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书是在什么地方印的,这里不但卖书而且刻书,如果觉得书刻的还不错,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刻。这等于给了这些读书人一个路线图,告诉他们这个书店也是印刷厂,其实也就是一个广告。而他这个广告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刻书的书铺原来是纸马铺。纸马铺就是做纸车、纸马的地方。而这些纸车、纸马都是清明节给祭奠先人烧用的东西。这个店铺原来就是干这个的,现在因为他的纸多,就用来印书了。但是又怕别人不知道纸马铺还能刻书,所以他在自己店铺印的书后面都打上了这个广告。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印书业集中的杭州,包括四川等地也是如此。南宋有一部书叫《东都事略》,这本书印出来之后,目录页上有两行字,写着“眉山陈水人宅印行,以审上司勿许复版”,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我们家刻的,已经在上司家挂了号,不允许照着我的样子去刻,这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另外还有一些小广告,但广告虽小,技术含量却也不低,有一个小广告的版,现在还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那是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卖各种各样的针,你到哪儿去找这样的针呢?广告上面写着“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就是说这个上面有一个注册商标,是他的logo,画着一个白兔,白兔手里拄着一个拐棍,实际上他不是拐棍,而是一根针,告诉你凡是有这个标志的就是他们家的针。那为什么要去买他们家的针呢?底下有一个说明,说“收买上等钢条”,也就是说用材特别好,另外他是“造工细真”,也就是说做工非常好,下功夫造的针。就是这种广告的意识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经营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宋代经济的发展,下面我们对这一部分做一个小结。对宋代的认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年来很多高层包括对外发表的言论都着重强调一点,即我们中国过去的辉煌并不是因为穷兵黩武,也不是因为对外扩张,而是因为中华的文化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感召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宋代碰到了很多新问题、新挑战。这不是一个国势最强大的时期,也说不上对外有什么扩张,但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是有突出成就的,而这样的成就是对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应该说宋代是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对宋代经济发展方面一个最简单的介绍。

下面,介绍一下北宋的内政,也就是宋代在被周边民族政权挤压的一个空间里,是如何对自己的发展做出选择的。通常状况下,我们会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历史而言,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宋代的内政选择是在外交压力下的选择。宋代这个时期,因循求稳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而这样的特点就导致宋代统治者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个王朝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前车之鉴,也就是五代,五代十四个皇帝总共五十三年,一个皇帝平均在位四年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建立了宋代,这是我们现代人回过头去看的,而当时的人看待这个朝代就会想,这是第六代又开始了,这第十五个皇帝还不知道能干几年,所以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最大的压力是如何把政权稳定下来。而这样一个问题在宋太祖的《即位诏》里也有说明,《即位诏》就是皇帝登基以后的“告全国居民书”,在里面他会宣布自己的政策方针,意在让全国人民对这个皇朝有信心,可以安心生产。这个诏书里就说到自己的王朝建立之后,一个是要“革故鼎新”;另外一个是要“变家为国”。过去他对自己一个家庭负责,而现在他要对一个国家负责。这也提醒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会把“国”和“家”变成一个词。像国家这个词要是翻译成英文,我们会把它翻译成“country”或是“nation”或是“state”。但不管你怎么翻译,都不是“国”和“家”这样两个不同概念的叠加。只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认识里面,才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概念。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再到一个国,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逻辑的延伸,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保证。所以我们会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序列,而我们理解的“家”和“国”也是有共通性的,一个国似乎就是一个复家长制的家,所以在我们看来,“国”和“家”连在一起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

宋太祖赵匡胤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后,非常突然地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其实也都成年了,一个二十四岁,一个十八岁,但继承他皇位的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宋太宗。宋太宗的即位是不是合理合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宋太宗即位后继续了他哥哥稳定政权的努力。这里有一个宋太宗的《即位诏》,上面说“先皇创业垂二十年”,所谓的“垂二十年”就是将近二十年,底下的八个字很关键,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非常周全地进行制约。这八个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防微杜渐”,这样的一种原则在后人就称之为宋代的“防弊之政”,这条政策的出发点首先就是防范弊端,别出问题。这个事情还没推行,先想想会出什么问题,先堵窟窿,设立制度。这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种防弊之政是跟五代时期的动荡有关系的。宋太宗接着就表态“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规矩都定下来了,所有的事都正常地运转,“谨当遵成,不敢逾越”。太宗时期也确实一直在推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做法。

那么宋代这种防范弊端的政治原则要怎样才能落实到方方面面的事项里面呢?如果把宋代比作车子,那么推动它走的两个轮子,一个就是“立纪纲”;另一个就是“召和气”。在欧阳修看来,“纲纪”就是法制,所谓的“立纪纲”,就是建立制度。不仅仅是欧阳修,在当时很多人的文章里,我们都能看到“纪纲”和“纲纪”的问题。而“召和气”中的“和气”,在当时人看来就是天地间阴阳二气自然运行后所感召的“气”,而对“和气”感召后,自然而然会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睦有所助益。所以当时宋人会把“和气”和国家的“仁政”联系在一起。而“和气”在当时被认为是与“纲纪”一起构成了社会平衡的两端。正因为这样,宋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里最开明的。中国古代的帝制时期,皇帝在权力的巅峰,这些王朝都是专制王朝,说不上现在的民主、自由。但即便是专制王朝,各个时期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施政的方针不一样,专制的程度也不一样。但基本上,学者都是承认宋代的政治最开明。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这里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就是士大夫在各个王朝的境遇。首先,什么是士大夫呢?读书人做官就是士大夫,士大夫在英文里被称作Scholar official,scholar就是学者,official就是官员,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士大夫。而“际遇”就是说受重视的程度、人格被尊重的程度。我们比较宋代、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朝,这三个朝代都是汉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有很多的贡献。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盛唐时期,有个三品官,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官了,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唐玄宗跟他说的一个事情泄露出去了,因为这个缘故,在朝堂决杖。朝堂是百官觐见皇帝的地方,而在这里决杖后又被发配边疆。这么高身份的人在朝堂受到杖责最主要的还不是肉体上的痛楚,而是人格上的羞辱,这是在高层官员中发生的事情。而在底层官员中,比如说杜甫、杜牧、韩愈这些人,都在县里做过官。杜甫就说过,当年在县里做官时,经常会受到长官的捶处,就是说你干的事情,如果长官不满意就会被拉出去责罚,而现在离开了这个职位,才与捶处告别。杜牧、韩愈的诗作里也都说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当时这些人的人格并未受到很强烈的尊重。

明代作为宋代之后的朝代,在朱元璋时期就有廷杖一说。所谓“廷杖”是指在殿堂之上行杖责,到了后来的皇帝,就把这种行为习以为常了,皆这样做。像明武宗正德皇帝要去南方,而那年正好南方收成不好,皇帝出行的排场当然要很大,所以有的官员就劝他说今年不要去了,等收成好的时候再去,皇帝不同意,朝廷的官员就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去也没关系,一派认为一定不能去。结果所有主张不要去的官员都受到杖责,一共一百三十人,其中十一人当场被打死。嘉靖皇帝的时候,因为嘉靖皇帝是过继的,但他也想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一个名分,但很多大臣认为这不合乎礼制,这就又一次产生了分歧;在这个过程中,一百三十四个大臣受到了杖责,其中十七人被打死。可见当时君主的专制、蛮横已经到了一个极端了。明代的一部笔记上记载,当时在京城做官的人,每天早晨入朝的时候要跟妻子、儿女告别,说不定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了就回不来了,到了晚上没事儿回来了便要相庆,因为又活一日。我们知道,海瑞是一个直言之官,而在他递上自己奏章的当天,就在自己家的大堂里面摆了一口棺材,意思就是告诉所有人,他海瑞递上这个折子就没想着再见明天的太阳。而这种情形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举一个宋朝的例子。在神宗时期,陕西用兵西夏失利,五路出兵没有设主帅,互相之间不肯支援,于是被各个击破,皇帝非常生气,批条说要杀一个人,需要有人对这个事情负责,但当时前线的主帅被俘的、受伤的、战死的这些都无法惩罚,于是就要杀一个漕臣,也就是运输粮草的官员。当时在指定的时间没有把粮草送到指定的地点,算是延误战机。而第二天宰相向皇帝奏事,皇帝打断他问昨天提出的斩某人是否已经执行了,宰相就说“方欲奏之”。皇上说“此事何与”,就是有什么可问的,宰相言,“祖宗历来未尝杀士人”。我们前面说过并不是没有杀过,而是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杀过。宋代把罪行分为“公罪”和“私罪”,私罪就是贪污受贿等等,而公罪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这种叫做“有过失,无私取”,有过错但不是出于私利的。宋代没有因为公罪杀过人,那么宰相接着说,“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皇上沉吟后说,可以不杀,但需要在脸上刺字发配。宰相接着说,要是这样还不如杀了。皇帝就问为何?宰相对曰,“士可杀不可辱”。皇帝大怒说,“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宰相接着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所以我们说宋代相对来讲士大夫的发言空间是很大的,在那个时候也比较敢提出来一些与皇帝不同的意见。

这里就涉及到祖宗之法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宋代的基本政策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是一种防范弊端的原则,而这种“防弊之法”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所以也被称为“祖宗之法”。在宋代,“祖宗之法”被抬到很高的一个位置,这与宋代的政治格局是有直接关系的。这里面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帝国时期,皇帝都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怎么对皇帝的权力进行制约,这是历代官僚集团遇到的一个问题。而宋朝的“祖宗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纽结,因为“祖宗之法”并不是一套成文法,并不是一、二、三可以数出来的。什么内容是“祖宗之法”,或者说“祖宗之法”包括哪些原则?这个是需要当时人的解释的,而这个解释的权力不仅在皇帝那里,也在士大夫那里。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当朝皇帝的政策选择。所以对于“祖宗之法”的强调,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应对目前问题的一种策略,就是说为了应对目前的问题,拿“祖宗”出来说事儿。但是这些“祖宗之法”一经固定,到最后反而又会凝固下来,变成一个不能更改的东西,那么就又制约了后世很大一部分精英人士的头脑,包括“王安石变法”就与“祖宗之法”产生了很多冲突。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当时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宋代的官员从结构上来说,上层官员出身科举的可以说占绝对的多数,比如说宋代的宰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科举出身。科举就是一种选官的考试。现在我们总把科举与高考相提并论,但是就形式而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高考结束以后是上大学,无非就是上哪个大学的区别;而科举考试则是说你的受教育时代结束了,考试后是去做官,所以说科举考试类似于公务员考试。科举在中国古代是不叫科举的,而叫贡举。为什么叫贡举呢?“贡”就是进贡、贡献。在过去的概念里,地方上的好东西都是应该贡献给朝廷的,包括人才。这里有一个表格:

历代科举取士数量统计表

从中我们能看到各个朝代历年的取士数量,这个数字各个时期都有不同,但很明显宋代是最多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数问题,我们知道唐代每年取士是二十多人,而当时的官僚队伍大约有几万人,二十多人投到几万人中就如沙子撒进大海里,对当时的官僚结构构不成什么冲击。而宋代的科举取士录取人数很多,所以相对来说对当时的官僚队伍有一定的冲击,对其成分的改变有一定的意义,而且科举录取的这些人晋升快,而其他背景来源的官僚则晋升很慢,所以在下层科举出身的人少,反而在上层科举出身的人多。唐代的科举考试其实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宋代比唐代有什么变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制度走向严密、走向开放。通常我们会觉得一个制度严密了就不开放,开放了就不严密,但是宋代制度的严密化却正是保证了科举向更多人开放。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比较一下。我们知道唐代开始,在科举考试之前,皇帝就要指定一个人作为知贡,唐代有一年科举指定了崔琰作为知贡举,这个消息被大家知道后,很多人就来找崔琰,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比如亲朋好友或是学生等等。这样就来了一个太学的博士,也就是太学里的老师,吴武陵,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杜牧,同时拿来了杜牧的一篇文章《阿房宫赋》让崔琰看,崔琰看过之后也觉得是好文章。于是这个太学博士就说,既然你也觉得是好文章,那么今年“请侍郎伍状候”,侍郎就是崔琰,请你让他当状元。现在还没开始考试,第一名就要内定。崔琰回答说,已经有人了。原来杜牧的老师来晚了,状元已经有人预定了。接着老师就说,那你一定要给他第五名,这文章写得这么好不能被埋没啊。崔琰就答应了。老师走了以后,周围人得知推举的是杜牧,就来劝说崔琰,说杜牧虽然文章好但是不拘细节,行为上有瑕疵。但崔琰说,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杜牧哪怕是杀猪卖酒的,今年也要让他上来。

而最后,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杜牧也确实是以第五名中举。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毕竟杜牧也是相当有才华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认为杜牧的老师实名推荐了他。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非常严密的制度保障,那么必然会造成不公平、不公正。这也导致下层的很多士人对这个事情有很大质疑与不满。诗人杜荀鹤写过这么两句诗:“空有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就是说我也有好的文章,但是苦于无人推荐。所以这样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很多人对这种考试模式权威性与公平性的质疑。

而这种情况在宋代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宋代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孤寒就是指无人认识的寒门子弟。为什么当时的科举要叫糊名呢?我们都知道科举考试需要写名字,要在卷子上面写自己家族的三代都是干什么的。但是唐代科举考试名字是不封上的,所以主考官可以很容易找到托关系考生的卷子。但是宋代不行,宋代考生的卷子一交上来,监考的官员就将其名字糊上了,之后会打一个戳,这个戳就是千字文里面的一个字,这个字就变成了考生的代号。阅卷的考官要把所有的卷子都看过了,名次也排定了,才把这个封印拆开,把成绩和名次对应到人。所以宋代的糊名是通过制度的严密化来保证能对更多的人公平,向更多的人开放。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寒俊士人才有机会崛起,才能够脱颖而出。过去有一出戏叫《状元媒》,里面的主人公是吕蒙正,当时很多青年寒俊上不起学,交不起学费,于是他们就在一些寺院里读书,一是因为寺院比较清幽,二是因为不收费。吕蒙正和他的朋友温仲叔就在洛阳龙门的一个寺院里读书,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阳买园,临伊水筑“噎瓜庭”,以示不忘贫贱之意。

我们从宋代的材料里可以看到一些与唐代不同的东西,就是唐代的官僚不管真假都要宣称自己是出身高门大户,如果自己的父辈不是,那么就要去追溯他高祖一辈,高祖若不是就追溯远祖。而宋代却非常强调自己的贫贱背景,强调过去是怎么挣扎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朝代所表现的不同的时代氛围是很明显的。宋代有很大一批从寒门起家的人物,如果我们把他们跟前代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基本素质与前代是有很大不同的。唐代的杰出人物,比如说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任何著述,而有著作留到现在的比如说李白、杜甫,他们在政治生涯上都不是很成功、顺利的。但是宋代却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我们先不说,我们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岳阳楼记》。其实范仲淹不仅有散文作品流传于世,他对很深奥的《易经》也有很多的研究著作。其他几位也都是如此,他们在政治上都有杰出的表现,并且在文学上、哲学上、史学上也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所以他的集子也叫《临川集》。王安石早年也参加过科举考试,据说他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也是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不打草稿。他的朋友曾巩曾经拿着他的文章去找欧阳修,欧阳修应该是当时北宋文坛的宗主、老前辈了,对于王安石的文章也很称赞。他们三人都是江西人,宋代的江西,文化是非常发达的。王安石是庆历二年参加的科举,公布的名单他是第四名,但是当时人们却口耳相传他是状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主考官排完卷子给皇帝看的时候,王安石的文章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宋仁宗看到王安石文章里用到一句《尚书》的典故叫“乳子其朋”,很不高兴,认为王安石的文章是批评自己没有治世经验,就说他的文章不能放到第一名,而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有官的人参加科举,那么宋代的规定里,有官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第一名,所以就把第四名与第一名置换了一下。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才是第一名,但是王安石本人从来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也不介意这个。宋代的所有进士第一任都要到基层做官,王安石的第一任官是在扬州,王安石虽然是第四名,但也是进士高科,在宋代有规定,进士高科的第一任期满后,可以把自己的一篇文章献给皇帝,如果皇帝觉得好,就会把这些人招来组织考试,考中了就可以进入皇帝的秘书班子,如果能进入这里,那么升进的道路就会快的多。一般进士高科都会走这条路,所以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是宰相了。而王安石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呈给皇上,而是又到了基层,也就是现在的宁县。他在那里兴修水利,并把政府仓库的粮食以低于当时高利贷很多的利息借给当地因青黄不接而贫困的百姓,这样一来,官方的粮食得到了周转,借贷出去了旧的粮食,而收回的是新的粮食,另外粮食的数额也有增加。对于老百姓而言,不必去借高利贷了;对官府来说,官仓的粮食新旧更替,并且还有增加。所以当时的人都觉得很方便,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王安石后来改革时推行的“青苗法”。但是这个“青苗法”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做推广,也就又出现了很多问题。

王安石在宁县做官是二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之间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当时的王安石是特别有锐气的,他经常给自己的上司也就是转运使提意见。如果遇到错误的政令,他就会对上司说,你的这个政策是不对的,应当收回,你要知道很多人不提意见是害怕你,并不是因为你的政令正确,如果按照这个政令去办事肯定是收不到好的效果的。虽然王安石每次提完意见都会道歉,但是下次依然如此。王安石在基层的很多地方都做过官,但基本上都是在南方。他到北方就是在开封做官的时候,所以后来有一些人说,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政策是根据自己在地方上做官的经验提出的,但是他做官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南方,而他的变法政策却是在南北方同时推行,可能在北方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却是他没有考虑到的。

下面要讲 “熙宁新法”。“熙宁”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年号。中国的皇帝,从汉武帝始,就有了年号,很多皇帝有若干个年号。王安石变法期间,是北宋的第六个皇帝宋神宗在位时期,宋神宗在位大概有十八年,有两个年号,前面一个叫熙宁,一共十年,后面一个叫元丰,一共八年。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被宋神宗召到了他的政府里,一开始担任副宰相,后来担任宰相。熙宁七年,他第一次辞职,但是皇帝很快就又把他召回来了;熙宁九年,他第二次辞职,这次就再也没有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在熙宁年间实施的,所以就称之为“熙宁新法”。但是在王安石辞职之后的元丰年间,宋神宗还是推行新法的,并不是他离开后,新法就停滞了。

其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还有一次变法运动,就是我们熟悉的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岳阳楼记》里面有一段“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正是变法的期间,为什么这个时期会有一个新法推出呢?我们知道改革基本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倒逼出来的,不得不改。北宋中期,政府主要面临的是财政压力,以及财政压力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

蔡襄当时是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他说这个国家“一岁所用,养兵之费长居六七”,也就是说百分之六七十的费用是用在了养兵上。在宋太祖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当时禁军差不多是二十二万人,后来这个数目不断增多,到宋仁宗与西夏作战的时候,一度达到了一百二十六万人。随着禁军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宋代的军费并不仅仅是打仗时候所要花费的钱财,平时也是有军费产生的,因为宋代征兵的制度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从唐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从义务兵制转到了募兵制。什么是义务兵制呢?我们曾看过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花木兰为什么要替父从军,就是因为“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点中谁谁就要去,这是你的义务,但去的时候也不是你去个人就可以了,花木兰走之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买的全都是她的个人装备,当时的义务兵身上的基本装备,包括他骑用的马鞍子、短武器等都是自备的。但是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制度就改变了,因为义务兵的作战能力肯定不是最强的,他们原来是老百姓,你现在让他们去打仗,而他们也不是世世代代受到军事训练的,所以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一般的人也都想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政府就开始招募职业兵,而职业兵实际上就是雇佣兵,他们世代在军队里面,他们的所有供应基本上是来自于财政,这些人与土地的联系也基本上分离开了,他一辈子,包括他的下一代都是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但养兵的费用就逐渐变成了国家一个很重的负担。

另外,包拯也说到冗官的问题,冗官就是官太多了。包拯说在宋真宗时期,文武官员总数是九千三百一十五员,而当时,也就是真宗时期的四十年以后内外官署是一万七千三百馀员,比过去的官员差不多增长了一倍。这说的是正式的官署,包括地方的,有一万七千三百多人。宋代地域是历代最小的,但也肯定比现在的北京大,而现在北京的官员肯定不止一万七千三百人,所以那个时候官员数量多少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的概念肯定是不相同的,那时候人们认为财政负担的原因就是兵太多了、官太多了。所以“庆历新政”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节省开支,节省开支从压缩官员队伍、压缩军队开始。但是边防上所面临的压力不允许进行大量的裁军,而不裁军,财政支出的大部分又会流向养兵之用,而财政的来源就是向民众收税,财政的压力大了,老百姓的税收自然就多了,这样地方上自然就不稳定,带来了社会上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青年官员就推举范仲淹,并强烈要求改革,宋仁宗就把当时在延安任知州的范仲淹召回开封主持新政。但我们看到范仲淹是1043年秋天才到开封,1045年春天就离开了,整个庆历新政从酝酿到制度的颁布一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因为皇帝动摇了,就没有坚持下去。

范仲淹到了开封后拟定的改革纲领,目标是“数期凡制有例,纲纪在天”。纲纪我们前面说过,宋代统治的两轴,一个是纲纪,一个是和气。范仲淹总结当时问题的来源,认为祖宗时代的很多法度现在都不执行了,他希望可以重建这些法制,所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打出来的变革旗号就是“重振祖宗之法”,也就是说“祖宗之法”是他变革的一个号召。

当时他上了一个奏章,非常长,把变法的各个题目也都列出来了,一共有十条。第一条就是“明黜制”。“黜”就是惩罚,“黜制”就是要奖惩分明,这个主要指的是官僚队伍,有作为的官僚与碌碌无为的官僚,需要奖惩分明。第二个是“抑侥幸”。这个“侥幸”是有所指的,是指那些父亲做了官,而他的子弟不需要进行考试也能进入官僚队伍的现象,这个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侥幸”,他认为这个需要有所限制。第三个是“精贡举”,就是说科举考试的制度要严明化。第四个是“择长官”,就是指地方上的长官该如何选择。当时往地方上派了一些按察官,这些按察官到各地观察当地主事的官员是否能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反馈到中央,最后由中央决定这个官员是要调动还是留任还是有其他变化。后面的“掌恩信”“重命令”也是针对官僚队伍的。这十条法令中有六条是针对官僚队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的改革入手点就是官僚队伍,首先从吏治开始入手。

其他的“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是跟当时的财政措施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宋代面临非常严峻的财政压力。“修武备”是因为当时和西南民族作战有需求。在范仲淹离开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来得及推出“庆历新政”的全部相关法度,但是在已经推出的政策中,比如说“择长官”受到了当时官僚队伍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时宋代立国已经八十多年了,而这八十多年来地方的很多官员已经习惯于过去的办事方略了,现在又是来视察,又是来整顿,有些制度也总是在变化,所以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群体,表示很强烈的反对。

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 “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所以我们说庆历新政是夭折了,就像一个小孩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死掉了。但是新政要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早晚有一天还会提上日程。

在宋仁宗的晚年,王安石曾经给宋仁宗上奏,在奏章上写了他的很多改革思想,以及社会上的问题,比如“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当时的天下财力方面有问题,风俗也日益衰坏,王安石认为问题的原因就是这时的法度多不符合“先王之政”。宋代人把“祖宗之法”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王安石现在不是说“祖宗之法”,而是说现在的很多做法不符合“先王之政”,这个“先王”指的是“尧、舜、禹,夏、商、周”那上古时期的先王圣贤。历次的改革都会打出一些旗号,以一些口号作为号召。王安石提到的“先人之政”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和“祖宗之法”相对的,他不赞成一切都遵循“祖宗之法”,所以才提出“先王之政”。那么面临的财政上的压力,王安石是如何看待的呢?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说要靠着天下人的力量来扩大生产,生产出更多的财富,让财富的基盘可以有效地扩大,然后“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因为财富的基础增加了,政府不用扩大税率,其总的收入还是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可以发现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区别就是主旨不同,王安石希望可以超越“祖宗之法”,而法“先王之政”。而且王安石在面对财政问题时认为,财政的增加并不应该把重点仅仅放在节流上,更重要的应该是开源,扩大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量。范仲淹那批人也是当时一流的改革家,他们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改革的思路、着手的路径却是不同的。宋神宗做皇帝时已经成年了,跟他前面的五位皇帝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不像真宗和仁宗那样把守成作为执政的标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大有为”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追求。他也找过一些元老重臣,但是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希望慢慢来,这就不符合神宗“大有为”的期待,后来他在一个老师的介绍之下找到了王安石。当时的王安石还仅仅是一个中层官员,他就问王安石,如果要你来主持改革你会先做什么,王安石就说“变风俗,辟法度,最方今之所急”,就是说这个社会风俗有问题,法制不正,而这两点就是当务之急。王安石说我们希望大一统,希望解决与周边势力作战的问题,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成,跟国家的财政不足是有关系的。怎么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呢?他认为应该先解决理财问题,而要解决理财就要先以农业为急,就是要解决农业问题,要解决农民疾苦,让他们喜欢务农、方便务农,这就是王安石提出的变法开始要解决的事情。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他与范仲淹的不同。范仲淹是从官僚队伍入手,王安石从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入手,而解决财政问题是从农业、农村、农民入手。

王安石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再“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的策略,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过去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当时都是一流的人物,但是两个人具体的改革方针却是很不一样的。过去我们说司马光是保守派,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司马光也是主张改革的,但是他是稳健派的,不像王安石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王安石与司马光对于社会财富的整体看法也是不一样的。王安石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是一个变量,我们可以通过给民众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我们开始说的税率并不提高,而增加财富。但是司马光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是一个常量,国家要是收入多了,那么老百姓自然得到的就少了,这是一种盘剥。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之前王安石要到京城来做官,叫他儿子到开封找房子,他儿子来了以后别人就说,开封找个房子还不容易,到处都是,但是王安石的儿子却说,我父亲的嘱咐是必须要和司马光家做邻居。因为王安石认为司马光家是真正有家教的家庭,而两人在宋神宗时期曾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却因为对改革路径看法的不同而彻底分道扬镳了。

当时宋神宗的想法是把两个人都留在身边,他任用王安石做宰相,却又不希望王安石掌管所有的权力,所以在王安石变法时,宋神宗给他安排的副手中一直都有反对变法的人,这是因为宋神宗希望有一个平衡,希望两派的意见都能随时汇总到自己手里,而不是让一个人垄断朝政。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不肯同堂共事,司马光说,我与王安石就如冰和炭,如果硬要放在一起,那么冰就不是冰了,炭也不是炭了,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最终神宗选择了王安石,而司马光去洛阳修《资治通鉴》了,一去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两人有多次的通信,这些信也都留在了他们的个人文集里面。《传家集》是司马光写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就说,难道你是想和我们所有的人一决胜负?王安石回复司马光的信中说,君实,如果你是埋怨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如此之久却没有帮助皇上大有作为,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那么我是有罪过的。但如果你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什么也不用干,守着以前的规矩就行了,那你说的这些都是我听不懂的。实际上就是很决绝地把司马光的意见都拒绝了,两个人就从此分道扬镳了。

熙宁变法有很多条内容,我们不能一条一条地去讲,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分成几类。首先,新法的直接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以富国为目标有一系列的新法,我们提到的“青苗法”就是属于富国范畴里的。其实在这些新法里有些是争议很大的,有些是没什么争议的。比如说“农田水利法”这一条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但是“青苗法”的争议却很大。在“青苗法”全面推出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地方官员操作上的问题。地方官员都是希望粮食越来越多的,但是真正穷困需要借贷粮食的老百姓有可能还不回来;能还回来的都是那些富户,但是那些富户并不想借贷。因此当时的地方官会去勉强这些富户,让他们一定来借;而真正穷困的老百姓要来借,他们却不愿意给,怕他们到时候还不上。所以说这些情况使得“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而不像宁县一个地方那么简单。除了这些,熙宁新法还有针对人才的法令、针对军备的法令等等,实际上比庆历新政涉及的面要多了很多,涉及到当时政策的运行以及制度、机构调整的方方面面。

我们以“募役法”为例,来看看当时的王安石变法到底要变什么,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对与争议。中国古代民众的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类是赋,另一类是役。赋就是税,民众要给国家交税,这个税可能是粮食,也可能是钱,但是不管怎么样是要交给国家的。另一类的役在当时的农民看来可能负担更重,因为赋是交钱,而本人不用背井离乡;但这个役是需要本人亲自去的,是对人身的役使,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更不愿意承担这个负担。而在中国古代,老百姓要承担的役基本上是三项:兵役、差役、力役。但是在宋代,因为是募兵制,所以原则上宋代是不征兵的,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不用服兵役的,虽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宋代的力役相对也比较轻,力役主要是干什么呢?一般都是修路、修渠、黄河决口防洪、盖房子等等,但是宋代的力役很大一部分是士兵在做。为什么是士兵在做?其实这些士兵都是那些老弱病残的人。我们刚刚讲了宋代是募兵制,士兵一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宋代一般不轻易裁兵,要是裁了兵,而这些兵又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散到各个地方,又没有土地与生存的来源,他们很容易就会变成流动的危险因素。所以宋代的士兵到了五六十岁打不动仗了,政府还是要留着他们在部队里面,但又不能完全都靠国家财政养着,于是过去的很多由老百姓承担的力役就由这些士兵来做,所以老百姓的力役就比较轻。而这些士兵包括老弱病残都是国家财政养着的,所以宋代的老百姓都是役轻而赋重。

在宋代的三项役里面最主要的役就是差役了,差役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就是轮着差。宋代把所有的民户分成两种,一种是主户,一种是客户。主户与客户的区别就是主户有常产,比如说房子、土地等固定资产。而没有固定资产的是客户。我们现在说的差役法,是在主户里面轮差。而主户也有不同的类型,单丁户不差,就是说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成年男性是不差的,有两个成年男性以上的家庭都会被差到。主户也分五等,第一等户是大地主,有几百上千亩土地,而最下面的五等户,可能就只有几分地,半自耕农。差的时候他们轮到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差去干的事儿却不一样,上等户可能去做衙前,就是在衙门跑腿的。虽然这对于上等户来说是负担,但是他们也是有特权的,比如说替县太爷收告状的案卷,如果你给我钱,我可能就先给你递上去,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给你压着,什么时候来钱,什么时候再说。所以说这既是一种负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特权。而五等户承担的役就没有什么特权,比如说夜里需要有人巡逻,那就派一个五等户去,特权的意义微乎其微了。这就是宋代的差役法,轮着差。

而到了王安石这里,他改了,就是“募役法”,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就是“募役”,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就是“免役”。也就是说,这个役还是需要的,但是方式却变了,变成了“计产赋田,募民代役”,就是说现在需要县里先做预算,把所有需要服役的职位、人数都确定了,然后政府出钱去雇佣。有一些客户没有土地,在社会上游荡,索性政府出钱来雇他们干活,而这些雇佣的花费就摊下去,不是按人头摊,而是按资产摊,富户自然就摊得多了,下等户自然就摊得少了。其实他也有很多补充实施的方式,原来应差役的户要交免役钱,而原来不应差役的人也要交免役钱,比如说单丁户、女户以及做官的家庭(过去认为家里有一个人做官就相当于有人在替官府服役了,是不会被差到的)也需要交钱。因为它是摊到资产上去的,所以凡是有资产的家庭,都要出一份钱。但是过去不用服役的家庭只需出一半,出的比较少。当时还有一个规定,是说在丰年,收成好的时候,多收20%,年成不好的时候就不收。但是这个规定在当时执行得不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免役宽剩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会多收38%,也就是说它多收的时候会多收很多钱,而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摊下来的,上面是怎么算的,你来收多少钱,他就给你多少钱。但是真正的荒年它也不减,本来荒年是应该不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是有可能会加重百姓负担的。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把人力身上的负担,就是把这种“役”的负担从人头转移到资产上,这个基本的方向应该说还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王安石跟宋神宗有过解释,说他为什么要改这个差役之法,是因为要让老百姓“去疾苦”,能够“抑兼并,便趣农”。“便趣农”就是便于他们去务农。这是他要改革差役之法的原因。

马端临是南宋后期至元代的一个史学家,他说当年这个差役法行了之后,城市里的品官之家都不习惯,因为本来没他们的事,现在他们都得出一份钱,所以士夫豪右不能如愿。钱多的大户会抱怨,当官的家庭会抱怨,而实则农之利,对农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对上层来说很多人不喜欢,大家大户也不喜欢,所以那时反对的声浪其实主要来自于官僚队伍,而下层老百姓的声音上层很难听到。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征派原则是从过去的按口征、按丁征、按户征,逐渐转移到按田亩征、按财产征、按户等征,这样的原则还是越来越公平化的,相对来说还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新法有很多的条目,在当时是推出得很快的。熙宁二年,王安石做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时,就推出了四项新法,后来历年都有新法推出,所以地方上也非常不适应。当时有人就批评说,现在“数十百事,焦举并作”,这条新法还没弄明白又来了一条,那条还没清楚又来一条,地方官就觉得朝廷是不是想要一岁一月之间就让天下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大,一方面是因为新法的内容触动了一些集团的利益,这是由于新法内容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新法的推出方式有问题——新法是非常密集地推出的。

就王安石的想法来说,可能他觉得新法是一个配套的措施,如果是单独的一项新法,牵连到周边的政策却不配合,就很难执行下去,但是这么密集地推行确实又让当时各层的官员非常不适应。但王安石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他在未任要职之前写了一首《登飞来峰》,当时他具有非常强的自信,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他相信自己是站得比较高的,他的襟怀、他的眼界都是比较高远的,所以那时他一直有强烈的自信。

在熙宁变法期间,有一种说法,说是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之说。“三不足”指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这“三不足”究竟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他的政敌给他扣上的帽子,这个很难说 ,但是至少从王安石行事的风格来看,他确实是把这“三不足”作为他变法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撑的。

首先是“天变不足畏”。熙宁年间连年大旱,在中国古代,在董仲舒那个时候就讲天人感应,就是说人间的变化会导致天象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包括地震、日食、彗星、干旱、雨涝等天变,都是因为人世间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所以引起天的震怒,它就来惩罚你了。而王安石所说的“天变不足畏”就是说天变是有天变的规律的,人世间的错和天变的规律两者之间是不相关的,所以他说不必把天变联想到人世间的错误这方面来。

其次是“祖宗不足法”。前面我们说过,祖宗之法在宋代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则的,但是在宋代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遵循祖宗之法的,阳奉阴违的事情多的是,但是没有人敢堂堂正正地提出来祖宗之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敢当着宋神宗的面就说,祖宗做的事情不见得都是对的,不必都逐一效法。

还有“流俗之言不足恤”。“流俗”指的是庸庸碌碌的人,这样的人的议论是不值得顾虑的。“恤”就是顾虑的意思。最后这一句也经常简化为“人言不足恤”。也就是一些议论不值得过分去顾虑。这“三不足”确实是王安石变法时精神上的支撑。

我们看到,其实变法在当时的元老重臣里,支持者是很少的,当时的那些所谓“大腕级”的人物,很多都不赞成新法。比如司马光就反对新法。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赞成,尤其那些资深的元老级的官员。怎么办呢?王安石只好选那些年少、资浅、青俊之士为职,选择年龄比较轻的,政治上有热情的,而且支持新法的人,破格提拔他们,让他们来推行新法,来主持新法。

当时的太皇太后、宋神宗的祖母曹氏就对宋神宗说:“王安石确实是有才学,可是很明显很多人都不支持他,你为什么不让王安石去外面做个官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在中央做宰相,不要让他主持新法,就让他去地方上做个官算了。宋神宗当时就说:“群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

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

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

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祠禄制度,其实就是当时做法的一种反映。祠禄是什么意思呢?祠就是供奉神灵的地方,也叫神祠。祠禄就是你去负责在神祠的工作,然后就可以领神祠的俸禄。而祠禄这样一种制度,就是由官员在神祠里兼职,这样的做法在宋真宗的时候曾经有过。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他是笃信道教的。道教的神祠大的叫宫,小的叫观。佛教的叫寺院,道教的就是宫观。因为宋真宗非常崇信道教,希望能提高道教宫观的位置和影响力。怎么去提高它的影响力呢?他就让当时的一些宰相、重臣去提举这些宫观,就是在宫观里兼一个衔。其实宫观里都有山长、道长,用不着宰相去管什么事,所以这些宰相就是兼一个名称。可是由于有一个宰相来兼任这个名称,宫观的身份就被提高了。

真宗死了之后,后来的皇帝就没有那么信道教了,所以提举宫观的制度就无疾而终了。但是王安石又开始用这个制度,他叫那些不支持新法的元老重臣去主持宫观、提举宫观。事实上不用去上班,但以这个名义拿一份俸禄,就是所谓的祠禄了。其实他就是用一种很优厚的待遇,把这些人物调派出去。关键岗位腾出来了,让那些支持新法的青年官员到那些位置上去。王安石跟宋神宗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把那些不支持新法的元老重臣称为“昏病 茸”之人,他说这些人很多都到宫观去了,从国家财政来说是多了一份支出,因为这些人不上班,又拿一份钱。但是这样可以“稍清州郡之选”,州郡的关键位子上都是那些愿意干事的人了,所以还是有好处的。这种安排被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看得很清楚。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就说,宋代制度中设的这个祠禄之官名义上是“佚老优贤”,即给这些“老干部”很好的待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就是这样做的。赵翼说这种做法是“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即给予他们很优厚的待遇,目的是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把有权力的位置让出来。所以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新法的一些配套措施,而这样一些措施的推行,相对来说也使得新法能够执行下去。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回到了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去当南京市长,当时叫做知江宁府。现在如果一个总理一任两任之后去当一个市长我们可能觉得不太能想象,但是在宋代很平常。他在南京当市长没当多久就又辞职了,等于是退休了,就生活在南京这个地方。

熙宁是王安石在朝时宋神宗的年号,后一个年号是元丰。元丰年间,苏轼曾经卷入到一宗案子里,为了这个案子有些人建议要把苏轼杀掉,当时的皇帝没有采纳这个过分的建议,那时王安石也出手相救。其实从政治角度来说,苏轼基本上是司马光那一派,和王安石这一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时王安石跟宋神宗说,盛世没有杀才士的,对待才士绝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后来苏轼被发落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这件事结束之后,他从黄州返回到开封,途中经过金陵这个地方,就去看望王安石,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

除了政治上的立场、政治上的选择之外,实际上当年这些士人之间彼此有很多精神上的相通和契合之处。两个人每天在一起议论前人的文字,谈过去的一些文学作品,而且两个人共同读佛经,共同体悟禅学的语趣,都非常赏识对方。王安石曾经跟人说,不知道几百年才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苏轼也很敬佩王安石,曾经让他的学生打听金陵的地价,说等退休以后,就在王安石家边上买个房子,这样两个人每天都可以在一起交谈。王安石的诗作中有一首六言诗,过去五言诗、七言诗比较多,六言诗比较少,王安石的这首六言诗作题在一个宫观的墙上,苏轼曾经看到过这首诗,据说当时苏轼盯着这首诗看了半天之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王安石这个人就像一个野狐精一样,干出来的什么事都是超越凡人的,都跟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在江宁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曾经在蒋山的山腰买了一块地,在那儿建了一个小园子,后来他把这个小园子捐给了一个寺院,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半山寺,这个半山寺现在还在,但是建筑不是当时的建筑。王安石的晚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冷清。我们知道宋代其实已经有轿子了,《清明上河图》里有不少的轿子,但王安石在京城当宰相的时候是骑马的,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说人不能让人抬着,到了南京就改成骑驴。南京夏天是非常热的,当时有个提刑,就是当地的一个官员来看他,两个人在路边碰到了,就聊起来,聊得时间长了,太阳就转过去,两个人原本在一个阴凉处,现在就晒到了。这个官员有个跟班,跟班的就把伞打开,罩到官员的头上,而太阳就还照在王安石身上,当兵的都是给自己的长官服务的,所以他打伞只打在他的长官身上,长官说这怎么行,就让他把伞打到王安石身上。王安石说不用,下辈子我说不定就是一头牛了,到时候太阳底下我还得耕田呢。所以王安石晚年的心境其实非常平和,就是以一个山野之人的身份生活在当时当地。

宋神宗是元丰八年(1085)去世的,他去世时最大的儿子才只有九岁,九岁的孩子当然是不能实际上掌握朝政的, 因此当时的朝政掌握在太皇太后手里,太皇太后也就是小皇帝的祖母,宋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而她和我们刚才说的问王安石为什么不去外面做官的太皇太后曹氏等后宫里的后妃们都是支持司马光一派的。他们都是主张要实行祖宗之法的,所以太皇太后高氏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洛阳召回司马光,而且派使者在路上迎着司马光,跟他说要考虑怎么恢复祖宗之法,改掉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司马光做了宰相,新法一条一条地就相继废罢了。这是 1085 年的事情,而1086 年四月王安石就去世了。

王安石去世的时候司马光是宰相,当时他病得非常厉害,不能上朝,但当他听说了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早年一个共同的朋友吕公著。吕公著当时也是宰相。司马光是第一位的宰相,他是第二位的宰相。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在王安石去世以后,很快,同年九月,他也去世了,但是后来的人还是在太皇太后的主持之下,坚持废完新法。九岁的小皇帝,也就是宋哲宗九年之后成人了,他的祖母去世了,宋哲宗又回过头来执行他父亲的这一套,又把新法拿出来了。所以新法在北宋后期是断断续续的,虽然那时候被司马光废了,包括司马光的一些继承人,他们也都主张废除新法,但是后来实际上政治又有一个翻覆,又拿出来了这套新法。

到了宋徽宗时,蔡京之流当权,他们其实是打着新法的旗号实行盘剥。他们一直号称他们是主持新法的,但是把新法一些内在的、对老百姓发展生产有利的积极的内容都抽空了,而变成了怎么样搜刮、怎么样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套法度。所以那时候新法是名存实亡的,实际上新法的原则、新法的主旨,已经变形了。

对于新法,对于王安石,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千秋功过谁评说”。通常我们会说盖棺论定,但是王安石变法盖棺多年了还不能论定。新法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不能一概而言,从富国强兵这个预期来说,应该说新法部分达到了目标,对于国家财政,从过去财政虚空、国库虚空的局面,扭转到库存充盈的局面,新法确实是有它的作用的。其他像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增加铨试(铨试即要做官的人都要考法律),这些做法其实都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但是王安石根本性的追求,所谓的“变风俗,立法度”,没有真正实现。所以王安石变法留给历史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能很简单地说是失败或是成功。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到很多王朝,他有一些重要的评价,讲到北宋的时候,他说北宋有一些大胆的试验,其实他指的就是王安石变法。这本书是1997年出版的,所以他说是 20世纪的末叶,他说当我们“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经知道可以用信用借款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成长。这个指的主要是青苗法了。那么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时候,即便是用同一的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的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和传统的看法所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就是说司马光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是一个常量,国家的整个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所以财政收得多了,民间就留的少了,但是王安石认为在经济流通、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就可以扩大财富,所以税率不用增加,也是可以得到国家财富丰衍的效果的,所以黄仁宇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就是说王安石改革经济、改革财政的一些思想,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变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产生在认识的参差不齐的过程中的。

我们前面说过,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改革的追求,也有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庆历新政虽然没有实行到底,但是这个新政和他的执行者范仲淹,长期以来都是受到表彰和称赞的,后世的人物始终都是非常敬仰他的。而王安石非常不同,从南宋以后,各代的史学家、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是否定这个变法的,一直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提倡维新运动,梁启超要找历史上的革新人物,才回过头去看到王安石,写了《王安石传》,把王安石的案子翻过来。《王安石传》里,梁启超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王安石是三代以下的完人,而王安石的这一次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的社会革命。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说到,范仲淹和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虽然失败了,但以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他说的最近期的中国指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但是我们确实会看到,王安石的精神是影响到了——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仍然是——最近期的中国。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来中日结成邦交了。当时毛泽东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就说,田中首相啊,你到中国来,美帝、苏修都不赞成,你们国内也有人反对,也有很强的反对声浪,你就像我们历史上的王安石,你是“人言不足恤”。后来“批儒评法”的时候,王安石一直是作为法家的正面人物出现的,这一点与毛泽东对他的肯定是有关系的。温家宝在他第二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三不足”的精神在当时提出来,意思是说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了,不管有多大的障碍,还是要把改革推进下去。现在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的研修班上就说到古代的几个县官、县令、知县,可能是名垂青史的,他讲到这样六个人物,而首先讲到的就是王安石,实际上我们知道像陶渊明、狄仁杰,就时代而言都比王安石更早,但王安石在宁县期间,包括他后来在中央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可以说在诸多县令里是非常突出的。2015 年 3月底《光明日报 》和宁波,也就是王安石曾经做过地方官的地方,也特别召开了一次会来讨论王安石的县政治理思想。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那个时期所做的一些努力,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当时的一些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


邓小南,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1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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