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文学诗经学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1-10-27 0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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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诗经》什么时候才被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呢?宋代!

   宋《许彦周诗话》引「瞻望无及,伫立以泣」二语,谓:「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与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

   钱锺书《管锥篇》论《毛诗正义》第十五条,根据这段话,说:「《彦周诗话》此节,陈舜百《读风臆补》全袭之」。又说:「《项氏家说》讥说诗者多非词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亦曰:『读诗且只做今人做底诗者』,明万时华《诗经偶笺?序》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敝也』,贺贻孙《诗触》、戴忠甫《读风臆评》及陈氏之书,均本此旨。诸家虽囿于学识,利钝杂陈,而足破迂儒解经窠臼。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余谓三百篇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盖不知此正宋明以来旧主张也」。

   这番话,乃是钱先生论《诗》的纲领;其解《诗》之法,可说也只是「全袭之」,本非创见。

   亦即发挥“诗只做诗读”的原则,把《诗》中语句拿来跟古今诗词文章并看,以见文心,并以见《诗经》沾溉后人之广。

   而此等办法,钱先生自己讲明了,乃是从宋明以降的一种解《诗》之传统。由许彦周到贺贻孙、戴君恩、陈舜百、阮葵生等人,蔚为大观(钱先生漏掉了宋代严粲的《诗缉》。不奇怪,因为他对这一脉络的了解乃是抄袭自周作人的)。

   一、《诗经》的文学性解释

   由宋朝兴起的这个文学解经传统,相较于毛诗郑笺那种以训诂名物或风刺美恶说诗之传统,当然显得较新也较小,故一向不为正统诂经者所看重。这批以诗解《诗》者,索性也就摆出一付叛逆的姿态,自外于解经的阵营。动辄如钱先生这样,嘲笑正统解经者是「迂儒」「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认为唯有如他们这样解,才能妙得真铨,力破迂儒解经的窠臼。

   自认为非解经而只是解诗的这些诠解,当然仍是丰富着《诗经》的解释,且足以与正统诂经者相发。因此双方的路数虽异,作用上却非仇敌,非得以矛陷盾不可。

   而亦正因为如此,所以历来经学史对这一路数的贬抑与漠视,也就值得检讨了。

   例如《四库提要》卷十七诗类,评价戴君恩《读风臆补》说:「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纤仄佻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径,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凡把诗只做诗读者,受到的评语,大多类此。

   可是,《诗经》既然是经,就是文化的源头。在各种经典中,《诗经》这个源头,又特别对诗文辞章言语之美有所影响,是后世诗歌最直接的泉源。则后世文人阅读《诗经》,且以文学眼光去看它,为何竟会「与经义了不相关」?难道经典的意义不是开放的吗?

   其次,经义之明,非徒赖训诂名物或说美刺劝戒而已也。诗本是诗,文学性地阅读非但不可少,甚且才足以让后世读《诗》者重新或深入体会诗旨,例如陈舜百《臆补》说《周南?采采卷耳》:「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唐人诗:『裊裊边城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亦犹是〈卷耳〉四句意耳。诚取以相较,远近浓淡,谁当擅场?」评〈嘤嘤草虫〉说:「采薇厥而伤心,正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也。若杜审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则与诗意相对照矣」,这样的评论,不是大有益于读者感会吗?岂能说是与经义毫不相关?

   或许,将此类诗评划出「经义」疆外,非谓其不解经,而是不认同其解经之旨趣。什么旨趣呢?仍以《臆评》《臆补》为例来做说明。请看底下这两段: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永叔云:「犹古人言,虽为执鞭,所欣慕焉者也」。朱子悦之深,意亦同。唐人香奁诗云:「自怜输厩吏,余暖在香鞯」,此即欧朱意也。孰谓〈周南〉正风乃艳情之滥觞哉(臆补?周南?南有乔木)!

   △匪风二语,即唐诗所谓「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春草绿萋萋」。经乃云:「当时风发而车偈」。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多少含蓄,注更补「伤王室之陵迟」。无端续胫添足,致诗人一段别趣尽行抹杀,亦祖龙列焰后一厄也(臆评?桧风?匪风)。

   这两段,一是认同朱注,一是反对。但虽认同朱注,顺着朱注讲,却把《诗经》跟后世艳情诗搭上关系,视为艳情诗的老祖宗。这对经学家来讲,自然觉得它太佻太亵。至于那反对朱注的,直谓诗有别趣,讥解经者不懂诗,经学家以是心生反感,亦是势所必至。

   偏偏这两种态度,在文学性解《诗》传统中都非常普遍。乃此一路数之特征所在。经学家对于它老喜欢谈《诗》跟艳情的关系、老喜欢摆落史事名物训诂而独标诗趣的解经手法,却是一贯地不能接受。

   但经学家也往往忽略了他们如此解诗的用心。把艳情推溯于《诗》,或以后世民歌艳曲、男女艳情去揣想诗旨,其实代表着对《诗经》中某些诗篇性质的一种认定。而这种认定,也并非要把诗淫佚化,朝艳情方向去解释,而仍是要就艳情予以贞定之的。亦即将艳情传统纳入《诗》的流变中,然后告诉人应怎么样写艳情,才能如《诗》那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得其中声、温柔敦厚。

   如上举戴陈二君论〈卷耳〉〈匪风〉,就很可以看出这种态度,教人作诗应含蓄、应淡远。不只对艳情诗如此,其他类型的诗,以常用此法处理,如贺贻孙《诗筏》说:

   〈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訩」,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嵩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三代之名,直道而行,毁不避怒,誉不求喜。今则为匿名谣帖,连名德政碑矣。偶触褊心,丑语丛生,唯恐其知。忽焉摇尾,则谀词泉涌,唯恐其不知也。至于赠答应酬,无非溢辞;庆问通贽,皆陈颂语。人心如此,安得有诗乎?

   底下举储光羲〈张谷田舍诗〉及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二诗为例,说唐人作此应酬赞颂尚能自占地步,若在今人则不知如何丑态云云。这不也很显然是将应酬诗的传统上溯于《诗》,再予贞定吗?

   也就是说,此类解诗法,大多数其实正是持守着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而且藉着解《诗》来发挥其批判、贞定整个诗歌传统的功能。

   就前者来说,此类《诗》解当然就是经解。《礼记?经解篇》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此类诠解,多符兹义。就后者来说,其解《诗》之语,与经生解经又确实不尽相同。经生解经,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心态上总是为人作嫁型的,亦即为经典服务,而不甚注重是否能藉由经注表达个人自己之学术见解。总是努力想趋向客观文本与作者。

   此类诗解,则文本的意涵和评论者本人对诗的见解往往混融难分。既是《诗》解,又是评者本人的诗论。在他说《诗》是什么时,通常也就是说凡歌诗创作即应如此。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既阐明着《诗经》,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诗观。

   四库馆臣批评戴君恩评《诗》:「已开竟陵之门径」,正是有见于此。评《诗》者通过评《诗》,开启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诗学流派,论古与开新,遂滚合为一体。四库馆臣的评价,其实就准确地点明了这个性质。

   竟陵一派,在明末清初,颇受批判,四库馆臣推源惩流,遂将此一诠《诗》涂径,全数归入竟陵一系。不说是竟陵的先锋,就说是竟陵的波衍,似若如此解《诗》只是竟陵一派、晚明某个时代的一隅之见。如此这般,只把这一路诠解方式视为竟陵家风,妥当吗?

   这就是成见蔽人,遂至心有蓬塞了。一来,此等解《诗》之法远有端绪,既不起于竟陵,也不止于竟陵。入清以后,颇有嗣响,且多与竟陵无涉。二来,竟陵既以此手眼开创宗派,其他宗派事实上也同样运用着这种办法。故此法不特在清朝运用广泛,也与各诗派各论诗大家关系密切,绝非竟陵一派独擅之门径。三则是,宋明以来这文学解《诗》之风,虽遭四库馆臣所代表的汉学朴学风潮之反对,却并未消失,发展势头也未减弱,依然畅旺得很。

   我现在就准备替大家稍事勾勒这个现象。

   二、《四库全书》所收文学诗经学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以文学方法解释《诗经》的著作,约有以下十八种。除王夫之《诗经稗疏》李光地《诗所》以外,均只存目,不录全书。这就可见褒贬了。对于王夫之的书,欣赏其名物训诂,而对末尾所附〈诗绎〉大表不满,更可以看出馆臣们的态度。

   批评这批以文学解《诗》著作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它们受了公安竟陵的毒,二是说它们中了科举的害。

   这当然甚谬。何则?

   (一)公安本不同于竟陵,且无如此说诗之法。

   (二)风气之起,不始竟陵,前文曾有辨明。作《诗经稗疏》的王船山,也一并归入竟陵,尤其是个大笑话。

   (三)晚明以文学评点方式圈批《诗经》者,还颇有其人,如孙鑛月锋,《四库提要》就没收入。孙氏也不能算是竟陵一派。

   后者,则如说许天赠之书:「全为时文言之也」;魏浣初之书:「大致拘文牵义,钩剔字句,摹仿语气,不脱时文之习。上格为闵氏补义,则纯乎乡塾之说矣」;宋景云之书:「大抵以批点时文之法推求经义耳」;钱天锡之书:「大抵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为程试制艺之计」……。

   然明人科举,制义之文,实以四书为主。研读《诗经》,对科举制义的帮助,只是间接的。因此,认为这些著作「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为程试艺之计」,实在是太高估了这些书在科举体制中的作用。

   反之,由于科举盛行,士人习于场屋之文与讲章,以致读《诗》时,也遂用其法以解经,却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这一点又并不能太简单地看,只说是当时人用了时文评点讲说之法去读《诗》。要知道,那整套评点及讲说文脉语气选词遣字的方法,也是由古经学凡例的「属辞比事」之学,和古文运动以后宋人对文学的讲求而来的。且文人阶层势力渐增,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文学品评;而势力渐盛的文人,也同时用著文学之眼去看《诗经》,所以两者有着类似的面貌,倒不是说经者用了时文讲章之法。

   四库馆臣在这方面,辨识未晰,故凡碰到此类以文学解《诗》的,不是归因于锺谭之影响,就是说它们染了时文场屋习气。不知此类诗说不唯往往与竟陵无涉,亦辄与训蒙讲章、时文批点殊趣。

   不说别的,以第一例王船山来说罢。船山《诗经稗疏》末附〈诗绎〉一卷,清光绪间王启源将之与〈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一卷合起来辑入《谈艺珠丛》,丁福保又将之改题为《姜斋诗话》。而就在船山此书中,他就明确说:「近有顾梦麟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又说:「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死法也」。此外,船山反对竟陵更是不待说的。把这样一位反竟陵又痛批当时塾师讲章的人,归入「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余习」,岂不冤枉?

   当然,四库馆臣的见解也并非全然错误,他们观察到明清间以文学论《诗经》者的一些共同特征,仍然值得注意。

   什么特征呢?「大旨不主于训诂名物,而主于推求诗旨。其推求诗旨,又主于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征事迹,必求其人以实之」,它评李光地书的这段话,就是特征之一。

也就是说,传统的解经方法,主要是语言性与历史性的。透过名物训诂,以期对《诗经》做一番语言性的了解,以「达其辞」。再通过对《诗经》中诗语所涉及的人物事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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