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来看，大流行病往往最能检验社会核心系统。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上一章分析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下一章将介绍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新冠疫情对社会的颠覆性影响也将持续多年，甚至影响数代人。其中，最为直接、最切实可见的影响在于，许多政府饱受批评，社会公众对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认为他们未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充分准备。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国家能团结和繁荣，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各部门能预见灾难，阻止灾难的影响，并让国家恢复稳定。这次的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就会变成失败者”。[1]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专业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强大的科研与创新实力，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管理部门却表现得如此糟糕，社会公众自然会发出质疑。由于未能为绝大多数的公民带来经济红利和社会福利，这些国家最核心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经济体系或许就会成为公众心目中真正的“罪魁祸首”。在贫困国家，新冠疫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会加剧本已困扰它们多年的问题（尤其是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和社会分化（这里的“社交”是指公民个人之间或公民团体之间的互动交流；“社会”是一个形容词，涵盖社会整体）。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难以奏效的办法，能够给我们提供系统性的经验教训呢？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特定社会或治理体系的优势和劣势？新加坡、韩国和丹麦等国似乎表现得很好，超过了大多数国家，而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等国似乎在许多方面表现不佳：无论是在疫情预防、危机管理和公众沟通领域，还是在确诊病例或死亡人数等多项指标上，这些国家的表现都乏善可陈。一些相邻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在许多社会体系上非常相似，它们的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相差无几，但死亡人数差距极大。除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差异外，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大相径庭的结果？截至目前，我们仍然面临许多“未知”，仍然不了解这次新冠疫情为何暴发，且为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尤为来势汹汹。但是，总体来看，在疫情中表现较好的国家都拥有下列特征。
•它们为即将到来的疫情做好了后勤和组织上的“准备”。
•它们快速果断地做出了决策。
•它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具有包容性和成本效益。
•它们的社会公信力较高，公民对领导者及其提供的信息非常信任。
•它们展现出了真正的团结意识，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需求之上。
除了第一项和第二项更具技术性外（虽然这种技术性中也嵌入了文化因素），其他几点都可归结为“有利的”社会特征，证明了包容、团结和信任等核心价值理念是大流行病防控工作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我们尚无法准确描述社会的重构在不同国家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框架已初现端倪。首先，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实现财富在富人与穷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转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体上倡导竞争，忽视团结；强调创造性破坏，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增长，抑制社会福利。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学说一直在衰落，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评它是“市场拜物教”，但给这种理论以致命一击的是新冠疫情。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英国最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这次疫情中，这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属最多之列，这绝非巧合。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和被抛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相伴相生的两大因素将对我们社会的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动荡，政府的作用会日益凸显，社会契约将会被重新定义。
不平等
人们经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强大的均衡器”，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2]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何时，疫情所到之处，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从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冠疫情绝非一种“平衡力量”，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加剧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失衡”。[3]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现象在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会联系较弱的国家尤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让这一切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但根据我们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观察，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认识和承认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在此之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4]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中丧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国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达40%左右。新冠疫情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反映了背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非裔公民更加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更高，住房和生活条件往往达不到标准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困扰。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5]，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社会动荡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6]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7]，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8]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截至本书编撰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轮社会动荡。2020年5月末，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之后，一场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点燃了社会动乱这场大火，但是这场疫情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种族不平等和失业率不断攀升，才是让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过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触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愤怒之火在疫情期间燃起并非偶然，它已经给美国的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国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国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国黑人的就业率。实际上，这实属正常：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不管从哪项指标来衡量，和白人劳动者相比，黑人劳动者都属于弱势群体。[9]2020年5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8%（相比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会学家称为“闲暇余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10]的现象：全职劳动力的减少往往导致更多的人参加社会运动。我们还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将如何演变，也不了解它会以何种形式持续下去。但是，目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吁。这个问题和前一节探讨的不平等问题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各项风险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放大。
必须要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动荡也没有“机械的”触发装置——社会动荡是一个群体人性动态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万物互联和复杂性理论，社会动荡属于典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触发的。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冲击和困境，也可能是种族矛盾、粮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会不公的一种情绪。这些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影响，产生“瀑布效应”。因此，具体的动乱事件难以预见，却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呢？缺乏社会保障的贫穷国家和社会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国家最容易遭遇动乱风险，因为这样的国家没有或缺乏失业福利之类的政策工具来缓冲收入损失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像美国这样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比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因为后两者要么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比如欧洲南部），要么拥有能够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社会体系（比如欧洲北部）。有时候，有的国家甚至兼具这两种特性。比如，意大利等国家既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团结意识（尤其注重代际团结）。同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责任感和代际团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于集体的行为措施和社会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不会爆发社会动乱，绝对不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表明，如果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也仍有可能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也必须指出，面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未雨绸缪，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缓解风险。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11]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12]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13]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当前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而缺乏监管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福利。几年前，这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点。在衡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盘上，指针已经明显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捕捉到了时代气息、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以来，政府第一次占了上风。后疫情时代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当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关系是为了造福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14]
政府将如何发挥其日益扩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项重要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势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公共部门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开始席卷世界之时，各国政府就宣布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同时实行八九个“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尽全力维持工作机会，帮助企业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各国央行决定削减利率，并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开始提高社会福利，直接发放现金，支付工资，暂停贷款和按揭贷款还款，还采取了许多其他对策。只有政府才有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来做出如此大规模的决策。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方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会谈到强化政府职能的形式（比如下一节要谈到的新型社会契约），但我们可以在此简要概述一些最显著的要点。
制定和改善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在后续使之常态化。在许多国家，重新让工会参与进来将能加速这一进程。如此一来，股东价值将成为一个次要的考量因素，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理念。多年来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趋势很可能得到扭转。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等受此趋势影响最深的国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这种“迷恋于金融”的情结的诸多特点。它们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广泛措施，比如取缔股份回购制度和禁止银行鼓励借贷消费。要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公共监督，尤其要（但不限于）监督那些从公共资金中获益的企业。一些国家选择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有些国家则选择参股企业或为其提供贷款。总体来说，针对许多问题的监管都会加强，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从国内采购等问题。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强化，并因此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健康医疗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会积极推进。税率会增加，尤其是针对特权阶层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张：
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等。即使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我们也要意识到肯定有其他危机潜伏在周围不远处。我们无法预测下一场危机是什么样子，但它肯定不同于上一场危机。[15]
根据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政府干预既会产生积极作用，又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它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莫过于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
几乎难以避免的是，新冠疫情将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和界定社会契约的条款。本书前文已间接提到了下列事实：新冠疫情放大了此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凸显了结构性弊病从未消除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失调和对现状的最新质疑，人们强烈呼吁重新调整对每个人产生约束的社会契约。
从广义来讲，“社会契约”是指管理个人和制度之间关系的一整套（通常比较模糊的）安排和期望。简而言之，它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它，社会结构就会瓦解。几十年来，社会契约以非常缓慢甚至不易被察觉的方式，强迫个人对其生活和经济发展成果承担了更大责任，使大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契约正在遭受破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完全崩塌。人们对无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的明显错觉就切实而生动地阐述了社会契约被破坏会如何影响现实生活。多年来，世界各地许多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率确已下降，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三样东西——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例外。这三者的价格急剧攀升，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在一些国家，人们不得不借债才能接受医疗。同样，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许多国家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但与就业率提高相伴发生的是收入增长停滞和工作极化。这一趋势的发展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祉受损，他们的收入再也不足以承担相对体面的生活（包括无法再位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列）。今天，导致人们不再信任社会契约的各种根本原因主要集中于不平等、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人们感到遭受排斥或被边缘化，以及感到社会不公的普遍情绪等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公民已经开始谴责社会契约的崩塌，并日益普遍、有力地表达了对制度和领导者的不信任。[16]公众普遍的愤怒在有些国家会演变成为和平或暴力的游行示威，而在有些国家会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上台。无论是哪种形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下，现有政权的应对措施都是不力的，往往对叛乱准备不足，或者缺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尽管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政策解决方案还是存在的，大体可以通过赋权人民和响应呼声、缔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契约来改革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应对当今世界的最新变化。过去几年中，多家国际组织和智库已经顺应这一新的现实，提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若干建议。[17]新冠疫情则是加速这一转型的转折点，它让原有的社会弊端清晰可见，使得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状态变得不可能。
新的社会契约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呢？实际上，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模式，因为每一项潜在的解决方案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好的”社会契约必然各有不同。同样，这两国的社会契约肯定也区别于瑞典或尼日利亚的社会契约。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各国之间的社会契约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原则，而且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凸显了这些特点和原则的绝对必要性。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和原则如下。
第一，广泛（虽然不一定是普遍）提供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医疗和优质的基础服务。
第二，致力于为工人和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那些在零工经济部门工作或者推动零工经济发展的人。在这些经济部门，全职员工已被独立的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取代）提供更强大的社会保障。
人们常说，一个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集中反映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体现了社会契约的“质量”和稳健性。随着最严峻的疫情时期逐步过去，我们应该开始通盘审视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最终对社会契约的各项条款做出重新界定。在疫情防控措施低于正常水平的国家，许多公民开始提出严肃的问题。比如，在疫情肆虐的严峻时刻，我的国家为什么总是缺乏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呢？国家为什么没有准备足够的这些物资？这是因为长期追求短期利益导致的吗？我们的GDP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向急需救助的人群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呢？一名医生往往要接受10多年的专业训练，其年终“业绩评估”往往取决于在救死扶伤方面的表现，但其薪资水平为什么远远不及一名交易员或对冲基金经理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大多数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不足：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病患医疗成本高昂。在富裕国家，出于对提高税率的政治担忧，靠税收支撑的医疗服务体系长期面临资源不足的情况（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随着人们日益意识到“有效的管理”并不能抵消投资不足的影响，他们对于提高医疗开支（因此提高税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
新冠疫情也揭示了大多数福利体系存在的巨大差距。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用最具包容性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国家，往往也是精心规划了福利体系的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比如，早在2020年3月，挪威就保障了自由职业者80%的平均收入（依据前三年的纳税申报情况），丹麦的这一比例为75%。市场化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则奋力追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来保护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独立合同工或临时工，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的就业活动往往游离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之外。
对新的社会契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病假制度。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带薪病假制度，会加大疫情防控的工作难度，原因就在于如果员工没有带薪病假，他们很可能在感染病毒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或被迫继续工作，从而加重疫情的传播。对于低收入者和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低收入者往往正来源于服务行业）来说，尤其如此。2009—2010年猪流感（HIN1）暴发时，美国公共卫生协会预计感染人数约为700万，死亡人数约为1500，因为已经感染的员工承担不起不工作的代价。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的劳动法规定，雇主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带薪病假。2019年，约有1/4的美国劳动者（约有4000万人，大多数为低收入者）没有享受过带薪病假。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肆虐，特朗普总统签署新的法令，要求各行各业雇主为员工提供两周带有部分薪水的病假和家庭休假，但只针对需要看护孩子的员工。这一最新政策将如何重塑美国的社会契约尚待观察。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求雇主提供长短不一的带薪病假，且在此期间不得解雇员工。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颁发的新法律规定，对于居家隔离的员工，包括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国家将为其补偿部分或全部薪水。在日本，所有员工每年最多可享受20天带薪假期。在中国，所有员工都能享受带薪病假，病假期间的日工资为平时的60%~100%，而病假的长度由雇佣合同规定或者由员工和雇主双方商定。按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会越来越有助于重塑社会契约。
在西方民主社会，社会契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自由。当前，人们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应对新冠疫情和未来其他流行病的各项对策会导致“长期监控型”社会的出现。本书下文中有关技术重构的章节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但毫无疑问，只有当一项威胁具有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时，国家才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外，政治理论家经常强调，行使非常规的权力需要获得人民的授权，且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我们可能会赞成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但后半部分呢？我们期待能够引发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共同畅想社会契约的未来图景。
共同重塑社会契约的条款是一项划时代的任务，它通过应对当前的艰巨挑战，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领导者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在管理危机的同时缔造未来。如果失败，世界将面目全非。”[18]在构思未来社会契约框架的过程中，忽视年青一代的观点将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因为毕竟他们才是未来社会契约的履行者。他们是否遵守社会契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声。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年青一代比年老一代更具革新精神，更愿意改革我们的社会契约。新冠疫情已经颠覆了他们的生活：全球范围内，整整一代人深受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而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还将有数百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队伍。他们将永远带着新冠疫情给他们留下的伤痛。此外，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开启职业生涯（许多学生有教育贷款在身），有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长期影响。从收入、资产和财富角度看，千禧一代（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不如父母一辈。和父母一辈相比，他们购置房产、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如今，又一代人（Z世代）正在进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失败的社会体系，而新冠疫情揭示和加剧的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会继续困扰这一社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引用的一名大三学生所言：“年轻人非常渴望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我们看到前方道路已经支离破碎。”[19]
这一代人将做出何种反应呢？或许他们会建议采取根本性解决方案（通常是较为激进的行动），来防范气候变化或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引发的下一场灾难。他们最有可能要求采取激进措施来改变现有的发展道路，因为支离破碎的现行制度让人绝望，让这一代人感到沮丧和痛苦。
青年激进主义正日益成为世界性思潮[20]，社交媒体通过以往难以实现的方式，大大加强了其动员社会的能力，推动这一思潮渐成革命之势。[21]青年激进主义有多种形式，既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又有可能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但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经济改革、性别平等和LGBTQ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心理性别不明者）权利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年青一代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实现世界大重构的重要力量源泉。
[1]Kissinger, Henry A.,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April 2020, https://www.wsj. 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11585953005.
[2]The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and also debunked, repeatedly. For a specific example, see Jones, Owen, “Coronavirus is not some great leveller: it is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right now”, The Guardian, 9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09/coronavirus-inequalitymanagers-zoom-cleaners-offices.
[3]El-Erian, Mohamed 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Great Unequalizer”,Foreign Affairs, 1 June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1/great-unequalizer.
[4]Dingel, Jonathan I. and Brent Neiman, “How Many Jobs Can be Done at Home?”, 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White Paper, June 2020, https://bfi.uchicago.edu/wp-content/uploads/BFI_White-Paper_Dingel_Neiman_3.2020.pdf.
[5]Deaton, Angus, “We may not all be equal in the eyes of coronavirus”,Financial Times, 5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0c8bbe82-6dff11ea-89df-41bea055 720b.
[6]Milanovic, Branko, “The Real Pandemic Danger Is Social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19 March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03-19/real-pandemic-danger-social-collapse.
[7]According to the Global Protest Tracker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teractive/protest-tracker.
[8]Milne, Richard, “Coronavirus ‘medicine’ could trigger social breakdown”,Financial Times, 26 March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3b8ec9fe-6eb811ea-89df-41bea055720b.
[9]Long, Heather and Andrew Van Dam,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divide is as wide as it was in 1968”, The Washington Post, 4 June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6/04/economic-divide-black-households.
[10]McAdam, Doug,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2, no. 1, July 1986, pp. 649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79717?seq=1.
[11]Micklethwait, John and Adrian Wooldridge, “The Virus Should Wake Up the West”, Bloomberg, 13 April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4-13/coronavirus-pandemic-is-wake-up-call-to-reinvent-thestate.
[12]Knoeller, Herman, “The Power to Tax”,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 22, no. 3,April 1938.
[13]Murphy, Richard, “Tax and coronavirus: a tax justice perspective”, Tax Research UK, 24 March 2020, https://www.taxresearch.org.uk/Blog/2020/03/24/tax-and-coronavirus-a-tax-justice-perspective.
[14]Mazzucato, Mariana, “The Covid-19 crisis is a chance to do capitalism differently”,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mar/18/the-covid-19-crisis-is-a-chance-to-docapitalism-differently.
[15]Stiglitz, Joseph E., “A Lasting Remedy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s Economic Crisi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8 April 2020, https:// www.nybooks.com/daily/2020/04/08/a-lasting-remedy-for-the-covid-19pandemics-economic-crisis.
[16]This is shown in particular in the annual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s://www.edelman.com/trustbarometer.
[17]Two prominent examples emanat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Social Progress, Rethinking Society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8, https://www.cambridge.org/gb/academic/subjects/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al-economy/rethinking-society-21st-century-report-internationalpanel-social-progress, and the World Bank, Toward a New Social Contract,20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393/9781464813535.pdf.
[18]Kissinger, Henry A.,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April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11585953005.
[19]Hu, Katherine, “‘I Just Don’t Think We Have the Luxury to Have Dreams Anymore’”,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rch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 24/opinion/coronavirus-recession-gen-z.html.
[20]McNulty, Jennifer, “Youth activism is on the rise around the globe, and adults should pay attention, says author”, UC Santa Cruz, 17 September 2019,https://news.ucsc.edu/2019/09/taft-youth.html.
[21]As an example, in September 2019, more than 4 million young people demonstrated simultaneously in 150 countries to demand urgent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see Sengupta, Somini, “Protesting Climate Change, Young People Take to Streets in a Global Strike”, The New York Times, 20 September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9/20/climate/global-climate-strik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