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所有主要国家，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遭受了空前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事实表明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战争灾难中，已经不可能存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诺亚方舟，人类社会必须探索如何命运与共地防止大规模战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宣告了建立“一个国际机构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心，随后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起草的《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10月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它还规定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应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联合国不得干涉各国内政等原则。

七十多年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提供了人类社会普遍稳定认可的共同价值。尽管世界各国对这些共同价值的内涵和具体落实方式的认识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这些共同价值仍然为维护和平、制止侵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自决和促成国际合作，提供了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的思想认识基础。几十年来联合国主持下颁布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和国际协议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国际法之总和，其内容从维护世界和平到促进发展，从保护儿童权利到防治艾滋病，从保护海底资源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几乎无所不包。基于对上述共同价值的认识，使人类社会减少了局部战争和避免了世界大战，根除了延续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制度。联合国还制订了大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新理念；筹集了数量可观的资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

然而七十多年来联合国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同的美好初衷，在具体实践中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挫折。联合国议事和行动的效率越来越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二者在组织上均处于“瘫痪状态”。联合国的经费也经常捉襟见肘，早在1993年联合国仅仅维和费用一项就超出了它全年预算的两倍以上。对联合国经费贡献大的富裕国家认为穷困国家阻碍联合国的现代化改革。穷困国家则反感富裕国家一方面不断在安理会推动对一些国家的制裁，另一方面又长期拖欠会费甚至宣布退出联合国下属组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率也无法令世人满意，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持续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扩大驻卢旺达援助团行动授权。2003年美国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则使联合国无可奈何的处境更加艰难。事实表明当代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恐怖袭击和局部战争，会不可阻挡地溢出国境对其他国家造成连锁危害。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社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命运与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讲话指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丰硕成果和巨大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大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突破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束缚找到更具基础性的共识。而在思想认识领域中比意识形态更具基础性的层面，就是对人和人类社会本质的哲学认知。以下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哲学基础的若干探讨。

1.面对患难命运与共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常态。现代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着更加复杂紧迫的天灾人祸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促成地球人共患难和战胜患难。

上世纪五十年代二次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以身殉职的哈马舍尔德曾经指出，创立联合国“不是为了带领人类通往天堂，而是把他们救出地狱”。把地球的全部历史比作一年则在这一年最后一天傍晚六时许，人类才在恰逢地球处于鸟语花香的状态中登场。此前地球的大部分经历是流星大撞击、火山大爆发、冰雪大覆盖和生物大灭绝，没有任何理由坚信目前的鸟语花香将永远是地球的常态。人类社会的自作孽也愈演愈烈，如战争屠杀、经济危机、政治迫害、霸权主义、贸易壁垒、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种族歧视、恐怖袭击和穷者愈穷等等，在全球化时代都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陷阱。大自然在机遇巧合中孕育出了人类，但是人类从来没有被大自然当做天之骄子予以呵护。

正是基于对发生全球性重大灾难的危险的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才有越来越强烈的构建共患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建立全球性政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是在全世界实现统一的政权及社会制度，而是要形成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使人类社会得以克服上述战争屠杀、穷者愈穷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各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命运陷阱。而人类普遍“可以共患难，难以共富贵”的习性，也有助于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同于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高大上共富贵的终极追求，也不同于部分国家抱团取暖所构建的当下利益共同体。如习近平所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联合国仍然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思想认识，不是用新的意识形态推倒各种既有的人类文明，而是要充分肯定各种文明优秀内涵和历史贡献。有后发优势的中国要防止妄自尊大导致只剩下后发劣势。

中华文明必须永远防止妄自尊大的民粹主义坐大，永远发扬自以为非找错纠错的精神和海纳百川向其他人类文明虚心学习的传统。近现代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正面帮助不仅仅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还有逻辑思维、科学技术和一系列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回顾西学东渐的历史可以比较两千年来中国人均GDP和世界人均GDP的变迁曲线，前面一千八百年中这二条曲线基本重合。1820年后世界人均GDP开始显著跃升，到上世纪末提升了五倍。中国人均GDP则长期滞留于低水平，直到1987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快速跃升。毋庸讳言这不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性跃升，而是借鉴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的追赶性跃升。仅就海运条件而言，西方世界从探索未知海路和面对海盗袭击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经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再到到构建起现代化的船舶、海路、海港和海关体系，经历了长达四五百年的艰辛努力。试设想如果中国在明末清初实施对外开放，在没有上述比较成熟的科学技术和海运体系可供引进利用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在三四十年内取得当今这样巨大的成就。

3.在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视野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全球版，无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而会促使矛盾重重的西方国家阵营形成遏制中国崛起的统一战线。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并且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是团结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服务于“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之策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敌我阵营的划分，取得过摧枯拉朽推翻反动统治的辉煌胜利，也留下了树敌过多、化友为敌、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敌对乃至兵戎相见等惨痛教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一些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一再将其解读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这种将人类社会的命运与共与意识形态理论生硬挂钩的教条主义学术思路，有悖于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逻辑关系。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在共产党主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斗争策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源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各异而命运与共，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超级大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导整个世界。对于二战以后形成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将其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地将其改革完善。中国是要参与而不是要主导全球治理。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为统一战线的全球版，加上“厉害了，我的国”大量视频传播，往往事与愿违地使世人误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全世界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取得国内解放战争胜利时的敌我斗争态势比较，当代美欧资本主义国家远没有衰败到可以被摧枯拉朽推翻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远没有取得显著的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和舆论优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将在斗争、妥协与合作中长期共存。在这种情况下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统一战线的全球版，不仅不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反而还会促使原本内部矛盾重重的西方大国形成遏制中国崛起的统一战线。

解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对人和社会的哲学认识层面入手。马克思主张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与此基本认识有着一脉相承的哲学认识论关系。

4.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必须既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又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这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具有的基础性共同认识。

如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所述，有着能够深刻认知自身和客观世界的思想是人类全部尊严所在。不过个体人有如脆弱的苇草，人的尊严依托于人类集体才能够得以实现，进而人类能够依靠思想的力量驱动社会发展。这里所说的尊严的内涵应予以厘清。通常社会生活中的尊严往往是指社会地位高的个人或群体所受到尊敬，和具有较高学识成就或道德修养者所受到的尊重。然而就哲学意义而言，“人的尊严”的内涵只能是每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地拥有相对于动物或其他存在物的等级上的高贵性。这种平等的尊严不仅与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还与人的知识能力和道德修养无关。

人类社会中自主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单元是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主要体现为对国内事务的最高政治权力和在国际关系上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本国的情况，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组织自己的政府，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和涉外事务。其他国家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犯或干涉。所有国家的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政治实体。世界各国的历史积淀和资源条件差异很大，人类社会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存在用单一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实践中相互间比较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理念跃升，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国家只要唯我独尊都会导致借助于国家力量，将一己私利凌驾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上的我行我素。从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世界警察式的霸权行为，到较小国家不计代价地长期拥核自重，都事与愿违地不得不吞下成为孤家寡人的恶果。这种变化趋势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开始具有道德优势和思想力量。进而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地区冲突和伊核朝核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促成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和联合国决议。尽管仍然有退出协议和抵制决议的事情发生，但是并不能够根本扭转多样化世界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趋势。

在命运与共的共识下诸多主权国家不同发展模式间的借鉴、竞争和互补，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经由试错找错和纠错进而健康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经济和建立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巨大进步，离不开汲取消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中国还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国两制”，这并不是中国大陆主体软硬实力尚不强大时的权宜之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台地区的民众，对大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近年来许多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都分享了中国走自己道路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远非一帆风顺，美国将其指责为“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在长期博弈中引领世界潮流的将是，在认识和实践中能够有效找错纠错少犯大错的一方。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有着各种警惕和猜忌，其中又以美国的态度最为激烈，认为中国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代西方意识形态主张的普世价值、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三大关键挑战和趋势影响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一是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寻求利用技术、宣传及胁迫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二是地区独裁国家散布恐怖主义、威胁邻国，并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三是“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煽动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活动，跨国犯罪组织使毒品和暴力涌入美国社会。这种国家考量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当代首要威胁，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不惜违背原则和游戏规则，同时正在利用其既得利益从体制内破坏国际秩序”。2017年底美国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都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必然长期伴随着大国博弈。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都取得过辉煌成就也都经受过惨痛挫折。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上述大国博弈难以一决胜负，也难以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式的意识形态斗争分出高下。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担负引领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历史责任，因而不能把眼光只是放在如何战胜对手国家的具体事务上，也不能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不断增强自信上。只有遵照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政外交中能够建立有效和可持续的找错纠错的社会自省机制和制度，进而少犯重大错误和在根本性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的一方，才能引领世界潮流克服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灾难性威胁、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