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理性妥协的哲学意义

——《关于社会自省的哲学反思》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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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  

妥协是指人类社会中争执或冲突的矛盾各方,在都尚有选择余地时为避免陷入各方都损伤惨重的对抗,以相互让步缓和乃至化解争辩或冲突的做法。理性妥协是指矛盾的各方以理性思维引导,达成对各方都相对获益较多损害较少的双赢或多赢的妥协。妥协不是矛盾中的一方放弃自己基本理念或核心利益的投降。政治领域中的理性妥协往往要以思想认识领域中的理性妥协为基础。人类社会内部在处理各种争执或冲突的过程中,不是仅仅沿袭动物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理性妥协,这成为人类社会有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

人类社会对理性妥协的重视,首先大量体现于商业活动之中,可持续的成功商业交易从来都是兼顾参与交易各方利益的理性妥协。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有许多理性妥协影响深远彪炳史册。如中国解放战争中北平的和平解放避免了著名文化古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印度的圣雄甘地领导对英国殖民当局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取得了印度的国家独立;南非的曼德拉成为该国首位黑人总统后并不立即清算白人的种族隔离罪过,而是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化解种族矛盾,为种族和解奠定了长远基础;中苏两个核大国一度为边界领土纠纷兵戎相见,苏联解体后不久中俄经和平谈判成功地解决了全部边界领土争端;中英两个核大国经过十多年的谈判,实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基础上和平回归中国等等。但是与这些取得巨大成功的理性妥协同时并存的,世上还有更多拒绝理性妥协的战争、镇压、社会动乱和社会撕裂。

人类历史表明对于事关民族自决、国家主权、领土纠纷和历史旧账等政治领域的冲突,人类社会能够顺利达成理性妥协的情况并不多见。一些持续了数十年乃至上千年的上述冲突久拖不决,成为长期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际关系的危险雷区和难以愈合的疮疤。对于这些问题使用外交施压、武装干涉或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经济援助等策略来达成妥协的努力,其实际效果大都令人失望。在利益一致时共同赴汤蹈火的同盟国家之间,出现相互利益冲突后很快反目成仇爆发战争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中东、北非和东欧等地区,由于民族矛盾、教派冲突、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多重因素的驱动,更是陷入苦不堪言的长期战乱之中。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再调解纷争促进和谈,而战乱冲突中各方达成理性妥协仍然希望渺茫。

理性妥协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战略,还可以是一种思想境界和处世态度,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历史传统。理性妥协的思想基础则在于其哲学意义,其中首先是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意义。哲学认识论指出人和世界关系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主观思维和客观存在的矛盾关系。人是一种理性有限的存在物,既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也永远成不了完全理性、无私无欲和全知全能的神。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产生气吞山河、正气凛然的行动,但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形成四海皆准、永远正确的思想认识。人类社会中冲突双方经过暴力斗争否定和纠正了错误的认知和行为后,最大危险不是失败者的反扑而是获胜者将自己视为一贯正确并且永远正确。因此与赢者通吃的暴力手段相比,理性妥协虽然并不能终结思想认识的分歧,但是可以为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提供更好的客观环境。通过理性妥协避免认知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恶性发展,对于永远无法全知全能的人类社会具有普遍和长远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思想发展史中,不乏不同思想认识争执之间成功而且影响深远的理性妥协。短暂的秦朝灭亡后人们反思其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焚书坑儒酷政,自然地发生了倾向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认识反弹,认为秦朝造成民众苦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管制过多过严。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的约法三章就简单到只有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汉朝初期统治阶层盛行道家无为之治的黄老之学,主张政府要尽可能少管事情让社会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刘姓诸王侯的七国之乱和北方匈奴的一再入侵,也表明了国家仅仅依靠无为之治应对不了这些严重威胁。更能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是,提倡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促进社会进步的儒家学说。儒家区别君子与小人以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但同时坚决主张区别君子与小人不应当依据血统而应当依据德才。因而儒家也更能鼓励广大底层社会精英向上流动,从而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习儒学,但是没有像秦朝那样禁绝一切其他学派的思想,也没有颁布对私自教授其他学派思想的行为进行惩处的律法政令。

这实质上是统一的政治与自由的思想之间的一次重大理性妥协,产生了三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自此中华文明逐渐有了对不同思想认识的包容性,从而避免了走上迫害乃至杀戮异教徒的极端主义道路。后来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陆续传入中国,不仅都没能形成在其他传教地区常见的一教独大导致政教合一的政治局势,反而在教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二是儒家思想主导的终极追求和价值观以道统之形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跨越江山社稷易主和明君昏君更替的千年主流共识。道统高于政统的传统为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误,提供了超级稳定的找错纠错思想认识基石。中国古代数百位皇帝中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者不绝于史,但是都不能也不必废除孔孟之道和自立为至圣先师。从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开始二千多年中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非但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思想混乱,有些还反而起到了挽回局面和笼络人心的作用。

第三个深远影响是自汉代至清末独立于官府的私学书院源远流长并且具有合法地位,各种学派思想家们的探究重心都不是对当朝皇帝各种诏书的立即解读和赞颂。从董仲舒将儒家学说经学化到魏晋玄学以道释儒的宇宙构成论;从汉唐学人重章句训诂注疏到宋学大儒重义理并且将其哲理化;从由离散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构成的诸子经典到鸿篇巨著的《永乐大典》、《康熙字典》、《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具有思想自由的思想家们既追求别树一帜又重视薪火相传,使中华文明得以持续的深化。

令人遗憾的是与上述政治思想的理性妥协传统不同,中国古代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利益冲突中,理性妥协从来没有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深远的王朝都是通过“打天下”的暴力手段夺得政权。改朝换代的战争造成残酷破坏后,新的统治者往往不得不减轻民众的税负徭役、重构生活生产秩序,但这种休养生息式的改良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只有深刻的改革才对生产力发展发挥更大更长远的推动作用。远的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大力推行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和建立郡县制等一整套求新发展策略,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军队战斗力大幅度加强,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近的如清末的洋务运动,使中国开始告别夜郎自大的心态和义和团靠刀枪不入功夫扶清灭洋的蛮干,开始探索走工业化强国之路,并且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留学美国,开启了中国人留学海外的潮流。

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中,此类深刻的改革并没有形成稳定接续的政治传统。中华文明成王败寇的传统,使得国人对经由战争暴力实现的改朝换代都予以肯定,其中包括外族入侵所建立的蒙元王朝和满清王朝。少数经由非战争手段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如王莽、曹丕、司马炎等人,则无论政绩如何其历史定位难逃“篡位”和“叛逆”的恶名。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中,臣民对君王都是要么顺从死忠、要么造反叛逆。臣民在政治上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想不到也谈不上通过理性妥协解决君臣间和朝野间的矛盾冲突。这导致中国的政治斗争领域中对妥协越来越排斥,甚至视妥协为变节、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中国人在政治斗争中乐于信奉“暴力对决,赢者通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轻视乃至蔑视妥协的政治传统,使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大都举步维艰继而半途夭折。也就是说和平改革旧制度阻力重重,而暴力推翻旧政权则天下认可。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快速衰落,这时的中国思想界已经不是只有忠于现存皇权与主张另立新皇权之间的思想认识冲突了。鸦片战争失败后被革职发配的林则徐先天下之忧而忧,最先从清王朝闭关自守的集体昏睡中觉醒,意识到国人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林则徐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组织翻译外文报刊书籍,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实际上是西方文明西学东渐与中华文明发生思想认识争执后,中华文明思想发展史中的一次主动的重大理性妥协。这次理性妥协既不是妄自菲薄的全盘西化,也不是夜郎自大的故步自封,而是开启了中国思想认识领域的大变革。

此后大批有识之士涌现出来,首先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著了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问世。此书随即传入日本,两三年内竟有二十余种翻刻版本在日本流传,促使日本思想界惊醒进而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对明治维新起到了启迪和推动作用。在中国自林则徐开始,从自强求富的洋务派重臣到主张维新的改良派思想家,再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都是学习和研究西方文明的长处用以进行振兴中华的积极探索者。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走出仅仅在君权神授的框架内探讨明君昏君的简单循环。

但是文明冲突中林则徐开启的思想认识上的理性妥协,并不能自动落实到政治变革之中。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传统文化的顽固影响和各种利益纠葛使朝廷一点变革都接受不了。戊戌维新提出了很温和的君主立宪要求,仍然迅即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这加速了清朝灭亡的进程。政治变革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和平改良式的君主立宪之路不通,政治变革就只能经由暴力革命走向共和。共和解决不了军阀混战和国家落后挨打,就必然经由革命战争建立专政。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政治领域都排斥理性妥协,英国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外。在英国历史中也有暴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但是近八百年来英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理性妥协方式完成的。公元1215年的《大宪章》事件中,贵族诸侯举兵将贪婪而又无能的国王约翰打败,却没有另立国王取而代之。而是制定大宪章规定国王还是国王,但是国王必须遵守若干基本政治原则,如未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国王无权增收贡赋等等。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英国的王权与贵族间以大宪章形式,在政治领域达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理性妥协,奠定了英国宪政之基础。四百多年后公元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同封建贵族之间的理性妥协。此前大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的詹姆斯二世国王,与英国国会发生严重冲突。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詹姆斯二世之后,同样也没有自立为王或改立总统,而是把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及其作为荷兰执政的夫婿请到英国一同登上王位。“光荣革命”推翻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却又拥立了愿意服从议会的新国王。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持续强化对最高权力予以制度性约束的做法,比仅仅改朝换代另立国王好得多。此后依此理念英国议会两院的理性妥协、朝野两党的理性妥协、劳资双方的理性妥协陆续展开。

理性妥协已经融于英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重传统、善妥协的“内在气质”使英国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激进变革和颠覆性变化。英国始终在理性妥协中持续积累改变,“稳而不滞,变而不剧”地发展,各种极端思想在英国很难掀起波澜,主张渐进改革和理性妥协的“保守主义”始终是英国的底色。近年来英国一再遭受境内外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暴力袭击,民众对此心有余悸。国内各阶层或派别间的政治斗争也相当激烈,在决定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中,同意脱欧的票数仅仅稍微超过同意留在欧盟的票数。英国女王批准启动脱欧程序后,内外矛盾重重致使脱欧之路艰难坎坷。但是英国已经消除了社会长期撕裂和暴力对抗的政治土壤,没有出现法国数十万黄背心反复上街的暴力抗争,英国也不会爆发中东国家那样的社会动乱。

遥远英伦三岛的政治历史对中国传统思维的触动相对较小,而近在咫尺的日本列岛明治维新的成就对中国的震动更大。日本与英国历史文化传统迥异,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类似,这就是王权与贵族权力间的长期共存和相互制约。公元1192年日本军人专政的镰仓幕府登上政治舞台,开启了日本延续数百年的双重政权体制。幕府掌握着实际统治权力而天皇政权依然存在,幕府统治的合法性仍然需要天皇精神权威的支持和认可。幕府统治的具体构架是幕藩体制,即以幕府为中心统领全国各地众多半独立的藩。幕府的全部领土被分割为二百多个藩,每个藩的领主都拥有世袭的军政实权,可以制定法令、独立裁判和决定经济文教政策。日本没有“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其幕藩体制的历史充满了刺杀、政变和战争。但是天皇和幕、藩共存的政治格局始终不变,从未形成中国皇帝一统天下后不容他人在卧榻旁打鼾之一元化控制。这使得日本不同政治势力和不同思想认识的存在成为合法之常态,为后来日本学习西方国家经由各方妥协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提供了政治土壤。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就出现了一场被称为兰学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民族有着与外来文化发生认知冲突时,在思想认识领域主动妥协并且学习汲取先进理念的长久传统。自公元七世纪初起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日本人在与荷兰人贸易接触后,又主动从荷兰文书籍中挖掘整理出的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学问。这种称为兰学的学问在十九世纪逐渐形成高潮,日本人的地理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得以转变。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传统东方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是“和魂洋才”逐渐取代了“和魂汉才”。

兰学的发展为明治维新打下了厚实的思想基础。十九世纪下半叶天皇朝廷中的皇室公卿与藩主武士相互妥协密切合作倒幕强藩,英法列强也顺势从辅幕转向倒幕。公元1867年睦仁天皇即位随即废除幕府,宣布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政府才是合法政府。次年天皇改年号为明治,开始一系列政治改革。官制改革废藩置县后政府要职大都由武士出身的藩主担任,为日后走向军国主义留下伏笔。俸禄制改革使皇室公卿、藩主和上层武士得到巨额公债,进而产生新的资本家和地主。由于历史传统天皇不能如中国皇帝那样口含天宪,《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不能独立行使权力,“法律敕令,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还规定贵族院和民选的众议院组成帝国议会两院,对立法及政府预算享有议决权。这些政治改革和政治妥协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封建专制的顽石,明治维新的确是使日本强大了。

三十年后中国的改良维新派学习明治维新发起戊戌变法,但是短短百日即败在慈禧太后的血腥镇压之下。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最高权力没有接受约束的政治传统,要革新只能以暴制暴,几年后武装起义即开始燃遍中华大地。

理性妥协的政治哲学意义在于,各级政权在处理和治理各种社会矛盾中不能只有专政,应该主要通过理性妥协公正合理地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同时将政治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之中。政府尊重民众依法享有的人权,民众尊重政府依法治国的治权,社会就可以步入所谓盛世。在盛世之中更要注重主流政治思想与其他政治思想间的理性妥协,避免一元化思想认知带来的思想僵化。当理性妥协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可的常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时,社会就走上了和平稳健地找错纠错的发展道路。

理性妥协的社会哲学意义在于,可以与自由、民主、诚信等基本价值观相结合培育出健康的思想认识环境,抵制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民粹主义者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根本上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实际上是将“人民”中具体的“人”视为运动群众过程中的操作对象。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容不得“旁观者”,当然也容不得任何理性妥协。俄国民粹派当年的名言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类似口号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结果在都自称拥护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发生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对立直至动用真枪实弹进行惨烈的武斗。文革结束后回首往事,上述为了所谓路线斗争大是大非而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极端主义闹剧和悲剧,在尊重理性妥协的正常思想环境中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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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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