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主权在民之不同解读与意识形态之争

——《关于社会自省的哲学反思》第八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8 次 更新时间:2021-10-07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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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  

人类抱团艰难度日的原始社会只有族群的普遍利益,不存在部分人的特殊利益,意识形态也就无从产生。生产力进步导致形成社会分工后,各个社会阶层逐渐有了不同的劳动方式和不同的享受界限及与之关连的特殊利益,同时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在人类改造自然和再造社会的进程中发展变化。社会人在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时,人的非理性逐利劣根性会导致侵犯社会的普遍利益和他人的特殊利益,为保障社会稳定必须构建社会制度以规范各种利益关系。思想认识领域中为了维护或者批判社会制度而提出的理念、价值观和理论的总和统称为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君权神授和为来世入天堂现世必须赎罪的信仰,构成了尊卑有别、命由天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维系着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制度也积累着导致社会动乱的各种不公正因素。于是历史只能在统治者仁政牧民的盛世和将顺民逼上梁山的乱世间重复循环,在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之争尚未成为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直到西方启蒙运动想家卢梭(1712-1778)提出“主权在民”的理念,才石破天惊地否定了帝王家天下的正当性。“主权在民”的核心内涵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公权力由人民依法授予并且受到人民的监督。对比此前各种独裁专制或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主权在民”理念在人类社会迅速占据了“人民至上”的道德高地,以至近现代各国政府都宣告自己是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各种意识形态更是都高举“主权在民”大旗,而彼此间实质内涵大相径庭并且长期尖锐对立。其思想认识根源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要在于对“人民”、“人民意志”及“人民利益”这几个基础性概念作出了片面、混乱和错误的认知。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工具与维护或推翻特定政治制度的利益关联,严重妨碍着意识形态在刀刃向内的找错纠错中得以深化。

民众是指同时期存在的大量个体人,当民众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形成共同客观利益和共同主观意志后,才构成创造世界历史动力之人民。人民不是一个有着天然代言人的固定群体,与各种宗教领袖自称是神在尘世的代言人比较,正当地代表人民和正确地代言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要困难得多。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既能够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也能产生严重的误导。例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有一套汲取群众意见后提升为人民意志的完整路径,在革命和建设年代都取得辉煌成效。但是这种群众路线理论在提升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觉悟、能力和路径方面语焉不详,这就很容易导致群众运动被异化为运动群众。

人民也不是神,人民需要在不同意见理性争辩的深刻社会自省中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形成正确的人民意志推动并且监护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群众运动如果缺失社会自省之内核,在民粹主义助力下盲目的人民意志会导致打砸抢烧的社会内斗。深刻的社会自省有助于民众克服政治冷漠进而树立匹夫有责的国家主人担当精神,有助于拒绝对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各种错误解读,抵制从众思维下的敢做不敢当行为。

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主要意识形态,几乎同步产生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前者的核心是资本自由和代议制民主,后者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三十年中,高举民族解放和社会平等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然为亚非拉许多饱受殖民和战乱之苦国家的广大民众所青睐。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飞船,又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发展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则连续受挫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逐渐失去了二战胜利之初对国际事务颐指气使的地位。整个世界政治舞台呈现出如毛泽东所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来”和“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高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话语权。

然而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重新掌控了世界话语权,竟然发生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等大范围政治巨变。以至西方学者宣布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就此终结。与此同时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内乱浩劫后,放弃了输出意识形态和输出革命,并且一再宣告尊重苏联和东欧各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具有普适性话语权。

这次世界现代史上大范围政治巨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战争和镇压的硬实力而是以意识形态说服力和话语权为核心的软实力。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在抵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法西斯德国大规模入侵两次战争中战绩辉煌。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缺乏以疑为贵、自以为非、找错纠错的社会自省。正如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指出,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其各级特权阶层对真理、权力和利益的三重垄断架空了主权在民基本理念。垄断真理必然与选择性封锁真相同时进行,导致意识形态僵化和对民众说服力和凝聚力的缺失。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必然在谋取私利的同时侵害社会普遍利益。没有社会自省的苏联逐渐全面失去社会自信,分崩离析的趋势愈演愈烈。1991年8月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12月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强大的苏联轰然倒塌时亿万苏联民众竟然鸦雀无声。

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数百年近现代史中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金银财物、贩卖奴隶、种族歧视压迫直至发动世界大战等累累劣迹更加背离主权在民基本理念。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国家长期经历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指责推诿和轮流执政,在西方式言论自由环境中上述早已公开的历史旧账不断被钝化,已经找不到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和长期一言九鼎的领袖来承担责任和作为集中批判之对象。

与意识形态僵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度陷于被动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不同认识间的公开争辩,从哲学基础层面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逻辑关系改造。西方古典自由民主理论主张在全体公民中实现多数统治原则,人口较多时这种直接民主变通为由民选代表作为政治决定人的代议制民主。二战后西方学者反思后认为现代国家大量存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和盲目的从众思维,从而在公共行动中往往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作出一致决定的情况,即不存在可供具体落实的人民意志。因此应该把选举政治决定人的重要性放到首位,使当选政治精英获得的公权力具有稳定而强大合法性。当选政治精英当然也会犯错误,但是就逻辑推理而言行使了选举权的民众对此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显然有利于以全面深刻的社会自省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自信。

上述对于主权在民理念在政治实践中落实方式正当性的再定义,既顺应西方启蒙运动将“自由”作为“民主”之锚的哲学定位,又符合西方基督教教皇选举的千年传统。既体现了自由竞争、自由选举中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的价值观,又有助于精英政治抵制盲目的从众思维。这些回归到哲学层面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没有随执政党的更替而忽左忽右地变化。经几代具有独立人格进行独立思考的学者数十年改造后,一度十分被动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学理上相对站稳了脚跟。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改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参照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三个社会主义运动大力主张的基本理念,普遍实行了扩大社会福利和扩大选举权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占有了科技、市场、金融和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优势,进而利用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和廉价的环境质量付出,实现了向发达国家实质上不公正的财富转移,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显着提升。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内部曾经长期愈演愈烈的贫富差异和阶级对抗逐渐得到明显改善。

汲取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合理理念的做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也得到广泛借鉴和深刻体现。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既有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精神,又有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道精神,还有尊重科技创新和尊重市场规律的求实精神。中国以国有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吸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活力,化解了市场平等竞争中的国有企业公共属性与竞争属性间的内在矛盾。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后有力地支撑起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除绝对贫困等维护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行动。与此同时得到全面恢复发展的民营经济在增加就业、增加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面对源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美国挑起的中美全面对抗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传播等大规模冲击,中国的反应效率和抗争韧性远超欧美国家。

那么是不是此后两种意识形态可以进入相互借鉴、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呢?不幸的是社会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以爱国之名掌控意识形态之争后,各方都陷入同仇敌忾易、冷静思考难的泥淖,失去了学习汲取对方优点的雅量。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根本的问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同时既作为灵活多变的社会再造工具,又作为高尚稳定的全人类共同终极追求。在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时期或抵御外敌的反侵略时期,革命意识形态主张的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顺应了社会普遍利益。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内部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意识形态是再造社会的思想理论工具,但是不能异化为维护公权力正当性的工具。意识形态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刀刃向内,以疑为贵地不断地自我找错纠错。

上述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自省和苦心改造,无法根本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逐利优先的痼疾。这种痼疾的集中体现一是美国使用美元和美军的霸权地位,一次又一次向外国转移金融危机和在他国强取豪夺收割经济利益,对敢于对抗的国家则公开予以经济制裁。二是美国金融巨头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将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至海外,导致了国内就业岗位减少、贫富差距增大和社会矛盾加剧。这些蛮横的行为直接背离西方文明主张自由民主和尊重逻辑思维的初衷。美国精英阶层判断是非时持双重标准的状况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一再公然造谣说谎。美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凝聚力由此一落千丈。美国近年与新冠疫情抗争中令世人吃惊的全面溃败和社会撕裂,美军在二十年阿富汗战争伤亡数万人后不得不仓皇撤离,事实无情地表明美国已经步苏联之后尘陷入了霸权大国难以挽回的历史性衰退。

把鱼龙混杂并且越来越庞大的意识形态总体打包,借助于权力或资本树立为不容置疑的精神信仰,必然造成人类社会的思想混乱。缺乏理性争辩的环境会导致政治正确之套话、假话和狠话盛行,同时专注于拥护和践行之从众思维很容易压倒找错纠错的哲学反思。东西方社会对各自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思想理论缺乏了解,也不愿了解。于是对内往往用自己意识形态过去的战绩政绩,来证明其现在和将来之正确,同时回避或封存过去的重大失误,打压社会自省中的不同意见。对外则缺少海纳百川的胸怀,往往用追究对方意识形态宣传和执政中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

近现代历史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重大发展进步的前提,都是对自身错误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对于他国的严厉批判。较近的重大实例有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是以深刻反思自身意识形态理论在再造社会中的重大偏差为前提。前者使美国取得了持续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同时拖垮了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至今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以上的快车道,还使中国成了美国霸权主义控制世界难以逾越的中流砥柱。

意识形态之争中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策略是在妖魔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为名打内部压持不同意见者。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人。事后查明文件并非绝密而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谢伟思撰写,希望美国政府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报告的副本。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只好宣布谢伟思无罪。但是不久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反共”成了美国政治正确的惟一选择,几届美国政府都不敢与新中国接触,大批华裔学者被当作亲共分子严加控制。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美国中情局分析员斯诺登反感美国政府实施的秘密监控“棱镜计划”,将其传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消息公开后美国民众纷纷抗议,美国的盟国知道美国监听他们的通话都感到毛骨悚然。

在妖魔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西方主流媒体毫无道德底线地使用双重标准,暴露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性、掠夺性和虚伪性。西方政治判断的基石是世界问题源于“专制国家”的崛起,而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于是大言不惭地将在香港街头打砸烧的暴徒说成自由民主斗士,将已经全面实现高效机械化的中国新疆棉花种植业说成有着大量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劳动。尽管在全球化时代戳穿此类谣言的信息在各种媒体上比比皆是,但是西方的造谣者和信谣者都一直毫无愧色地乐此不疲,加剧了全球性的思想认识撕裂。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在近现代史中的错误也令人惊叹。苏联发生过党内军内进行大规模清洗处决的肃反运动、大量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导致饿殍遍野的乌克兰大饥荒、二战初期波兰军队被德军击溃后投降于苏军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秘密屠杀。其中有的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曾被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批判深入下去必然动摇苏共执政的思想理论根基,因而苏共领导层选择了赫鲁晓夫下台和封存斯大林严重错误的处理方式。问题拖到苏联解体后,失去政权支撑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入到百口莫辩和千夫所指的悲惨境地。苏共曾经的辉煌战绩和政绩并不能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内往往以反党集团、右派分子、走资派和汉奸、带路党等政治罪名,不经法律程序就把持不同意见者的公民从人民的行列中剔除。对于反右派、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大量非法侵害和暴力犯罪,长期以来缺失思想层面的认识根源分析、法律层面上的侵权责任追究和制度层面上的亡羊补牢改进。不仅如此,由于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互不否定的原则的片面理解,还导致网络媒体在公然否认上述错误事实的同时,给主张社会自省者扣上跪舔西方反华势力的恶名。在中国现代史中只讲过五关斩六将成就而不讲走麦城失误的状况,则给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巨大进步的顽固反华宣传提供了逻辑支点。中国对内一再强调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对外却一再强调不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和不输出意识形态,助长了当代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中进攻一方的肆无忌惮和防守一方的忍让回避。结果是中国的理性思维、合理主张和社会进步很难形成大范围的世界影响,甚至在血浓于水、一国两制的港台地区民众中都难以深入人心。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奔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功历史,这种被动态势的形成应该主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人”的问题。

一般科学理论具备真实性就可以被人类社会稳定接受。意识形态理论密切关系着社会各阶层利益,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和价值正当性才能被人类社会稳定接受。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有二个大教训,一是不顾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实际情况长时间坚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同时将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证据莫须有地打成反党集团。二是把工具性的阶级斗争理论当做“一抓就灵”的信仰,导致全社会陷入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平反冤假错案,把左倾路线错误切割掉后剩下的意识形态就更加正确了。没有从保障各阶层民众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的层面,刀刃向内地找错纠错全面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真实性和价值正当性。导致在亿万富翁快速涌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公平地保障好下岗职工、农民工和绝对贫困地区民众等阶层的基本利益。

从哲学层面看上述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设计,而在于如何认识人类社会永恒的基础性矛盾,即如何保障民众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仅仅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并不能为人类社会提供这种最重要的保障。例如核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巨大进步,反而大幅度增加了人类社会对核生化战争和转基因食品的恐惧。地震、海啸和烈性传染病等令人恐惧的自然灾害,也从未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减轻。人类社会的匮乏与恐惧更大源头是人类从未停息自作孽。从殖民侵略、战争屠杀、经济危机、种族歧视到政治迫害都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所有意识形态都有替天行道建设人间天堂的初衷,以高大上的社会发展远景引导社会自信和社会再造。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再造的理论工具,不可能将构建思想认识和反思思想认识双重任务一肩挑起。对于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实践进行社会自省,这个以疑为贵地找错纠错的重任应该由哲学反思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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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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