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论废名的鲁迅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1-10-06 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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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  
1952年被从北京远远地调到长春, 从工作、生活多年的文化政治中心去到陌生的东北城市,从令人景仰的全国最高学府进入新建的东北人民大学,缓过神来的废名心里对此是失望和不满的。然而,在他最初的鲁迅研究著作《跟青年谈鲁迅》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废名在努力地营造一种欢喜、欢欣的气氛:“鲁迅如果活着,他该是怎样的欢喜,他一 定领导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着:‘太阳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12 这种欢喜的程度并不亚于他在《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所表现出来的,而其内涵更加简单明确,不仅是大张旗鼓地对新社会和新政权表示欢迎,同时也是借此宣示、再次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向上、对外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从《跟青年谈鲁迅》 《“阿Q正传”》通读到《鲁迅研究》,就会发现废名在论述语言、方式和腔调上的一些变化,欢喜的字眼逐渐没有了,不再将鲁迅作为一尊圣像来转发自己的情感,语气更加刻板,政治说教的腔调更浓。《鲁迅研究》的最后一章简直就是一篇为文艺而作的、标准时代化的主流话语系统,充满了时新的政治词语,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代言姿态,与一种下对上的忠诚和赞颂,倒好像与研究对象鲁迅无关,这与《跟青年谈鲁迅》一书的结尾已然是大为不同。

   王富仁曾对鲁迅研究史进行梳理和探讨,他认为1949年之后的鲁迅研究逐渐向高等院校转移和汇聚,除了周扬和冯雪峰所代表的派别之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鲁迅研究成果和现象皆来自“学院派”,这里既有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著,又有陈涌、朱彤、许钦文、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李桑牧、邵伯周等人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的作者虽然大都以个人的身份站出来说话,但它们与张定磺的《鲁迅先生》、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则有根本的不同。张定磺、李长之所使用的是个人的标准,他们陈述的是个人的感受以及在这种感受基础上的认识,这些作品的作者则使用的是带有普遍合理性的标准。前者实际说的是‘我感到鲁迅小说是怎样的’,后者实际说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前者有一个潜台词:不论你可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但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后者有一个潜台词:你假如不这样看, 你就是错误的。……他们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疏通了读者与鲁迅小说间的技术性隔阂,使鲁迅小说越来越被广大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在此基础上,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更带有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关于阿Q的典型性的问题等等,但对于这些问题,这时的业务派大都没有获得共识,因为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更根本的理论问题的解决。”13 十分可惜,在这部完成于199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没有论及废名的鲁迅研究,这很可能与相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有关,废名的鲁迅研究虽未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可以跟其中某些学者的成果相提并论。那么王富仁先生的上述论断对废名是否适用呢?如果这种截然两分的方法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可以说废名的鲁迅研究既非“前者”亦非 “后者”,而更多的是介于“前者”与“后者”之间。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的感受和认识”之上的,与个人经历和身份密切相关,但显然也引入了所谓“普遍合理性的标准”,他既告诉你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但同时不会武断地强加给你,他是反对将鲁迅神圣化和政治符号化的;在“疏通读者与鲁迅小说间的技术性隔阂”方面,废名的确有意做了不少工作,这在他对鲁迅几篇小说的反复细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也十分关注“阿Q的典型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由此实际上增加了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加入鲁迅研究史的大合唱之中。

   在更加晚近而且规模更加宏大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废名(冯文炳)的影子。该书下卷提到了冯文炳1957年发表的论文 《“阿Q正传”》,简略地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它是那个时代 “为了回避阿Q是个农民却又持有消极的阿Q精神这一矛盾”而产生的几篇论文之一,它们的目标是“寻找各种理由排除阿Q的农民身份”14 。我们在佩服张梦阳先生广阔而细致的研究视野、凭一己之力完成如此巨著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的这种评价表示惋惜和遗憾,将废名的鲁迅研究、得意之作视为时 代的“闹剧”、1950年代初“庸俗社会学”的具体表征之一,无论如何还是有些草率和笼统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张梦阳先生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废名的“奇谈怪论”,没有进一步考察或者有意回避了这些谈论背后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创伤,因此忽略了废名作为那个时代一位相当特殊的鲁迅研究者的某些长处。

   废名的鲁迅研究没有能够脱离、超越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规训,但我们不能也不应以此苛求废名。废名追求的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都是本阶级的事情,因此表现着局限性”15 ,但鲁迅“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决定鲁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因素”16 ,这两句话里的那层转折的意思乃至多方面的隐晦其词,可以说是废名的鲁迅研究在整体上最具标志性的思路和主线。主动高调的迎合归根结底是为了能继续说自己的话,学会怎样既不触犯政治的红线,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情绪,与其说这是写作的策略毋宁说是为了超越精神障碍而产生的智慧,由此而言,废名的鲁迅研究可谓囿于时代又获益于时代,是大时代之下个人心态的一种表现。

   从一个抑郁、独特、多愁善感、钟情于自己的园地的作家变成一个欢欢喜喜拥抱新时代、新社会的学者,特别是在此之后又经历了这“欢喜”的某些由“误读”而产生的、碾压式的、深层次的蜕变,当身处时代大旋流中的废名发出那样孩童般的、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疑问——“鲁迅如果活着,他该是怎样的欢喜”之时,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仍然会对这种难以辨明的历史心态发出相似的疑问:研究着鲁迅的晚年废名的心中又有一种“怎样的欢喜”?这“欢喜”里究竟有没有或者有怎样的不欢喜乃至忧愁、愤懑和悔悟?这或许是进入新社会、新时代的废名及废名们留给世人的一个终极的疑问。

  

   注释:

   1、冯止慈、冯思纯:《废名生平年表补》,《废名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3502页。

   2、3、4、废名:《“阿Q正传”》,《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1、 2384、2413页。

   5、废名:《读“论阿Q”》,《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374~2375页。

   6、参见陈建军《一场没有结果的争鸣——关于废名的〈阿Q正传〉研究》,《鲁迅研究月 刊》2010 年第4期。

   7、8、9、16、废名:《鲁迅研究·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在鲁 迅作品的反映》,《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0、2601、 2602、2616页。

   10、废名:《鲁迅研究·“药”》,《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697~2698页。

   11、钱理群:《一九四九:废名上书》,《书城》2014年第10期。在2016年出版的“知识分子 精神史三部曲”之《岁月沧桑》一书的相关章节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12、废名:《跟青年谈鲁迅·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和怎样研究鲁迅》,《废名集》第5卷,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页。

   1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14、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15、废名:《鲁迅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的表现》,《废名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2632页。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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