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我们不细究“性格”二字的确切含义，可以认为这句话大抵上是对的。比如一个人为人处世胆怯懦弱，遇到事情六神无主，旦有危险就双膝绵软，吓得筛糠，这样的人一般都成不了大事。反之，一个人敢做敢为，千斤重担也担得，万般苦楚也受得，踏入生死之地还有心调侃“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这样的人是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业的，很多名留青史的家伙都是这样的人。
在生活中亦如是，目光短浅、格局狭小、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经常被忌妒心折磨、恨人有笑人无、做梦都想成为人上人的人，反倒不容易混出人样儿来。中国不是有“从小看老”的俗话吗？意思是小时候的脾气秉性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状态，甚至将决定此人最终的人生结局，每当看到身边人非常不幸地跌入这个无形深坑，我都免不了要在内心里赞叹民间智慧实在是太高明了，一句俗话、一句俚语往往能够揭示出一种事理。
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吧!
我小时候就学的中学距天安门咫尺之遥，那时候（1965年）北京人口和现在比简直可以用“稀少”来形容，譬如，你能想象我们的体育课经常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吗？如果放到现在，这是何等惊艳的事情啊！回想起偶然走进同一间教室的这群孩子，即使在今天我也发出会心的微笑，真是“人有千面，物有万象”，我亲眼看到同学们无遮无拦的天性显露：有的性情冷静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似乎永远都在思索着什么；有的看到书本就头疼成天招猫逗狗没有一刻停歇，淘起气来没边没沿；有的气定神闲专心致志于学业，既不参加打闹也不扯着嗓子喧哗；有的胆大妄为敢于跟不讲理的体育老师对骂“草泥马”，实在忍不住馋瘾还敢违背学校禁令爬到房顶上去偷柿子；有的在占便宜上拥有天才般的洞察力并且完全不知羞耻，看到同学嘴动就上前问：“你丫吃什么呢？”然后掏人家兜，硬性“分享”掉人家精心掖藏的零食……看到同学们的性情如此不同，那时候我就想：“真他妈逗！”这是一种带着疑惑的感叹，意思是：“他们丫怎么这样呀？”
1993年底，我从西安调回北京工作，这时候离我去陕北插队已经整整过了25年。回京不久，我怀着很大兴致参加了一次中学同学聚会。昔日那些成天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家伙们如今都沉静了，一个个人模狗样儿地坐在餐桌前，先是在惊呼声中做着彼此间的辨认，然后坐下来做正儿八经的交谈……我发现，除了岁月在所有人脸上都拧了一把，把人变苍老了以外，其他一仍如旧：性情冷静的仍旧性情冷静；气定神闲的仍旧气定神闲；招猫逗狗的仍旧招猫逗狗；爱占便宜掏人家兜的仍旧不拘小节下筷子又狠又准……这时候我就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要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话了。
然而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当我了解同学们的目前状况以后，心里大为惊讶，一个人的人生结局好像真的是与小时候的脾气秉性相匹配的：沉思默想、气定神闲的成就了一番事业，或者仕途或者财运都称得上令人瞩目；招猫逗狗的一辈子都在奔忙，一辈子也没折腾出什么名堂，如今仍然跟父母亲住在拆了半截的胡同深处；胆大妄为敢跟体育老师对骂的，插队期间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我听说招工以后又因抢劫坐了三年牢房；爱占便宜掏人家兜的则发了一笔小财，目前正开着一家有六张桌子的卤煮火烧铺，据说生意火爆……当然，也有例外，“例外”在没有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当中，这我放到后面再谈。
有了上述见闻，你也许很难质疑“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了，你似乎得承认，一个人的命运状态归根结底是由那个人的性格决定的，至少性格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性格”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就好辨析“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了。
2
在学理的意义上，我认为性格大体上属于心性的范畴，心性的外化即为性格，或者说，心的性情表达即为性格，而心性（性格）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事物……如果我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确切地说，从中国思想史中寻找对性格、性情做出解释的学说，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哪里？我觉得可以投向“心学”。
“心学”是怎么回事呢？众所周知，孟子（前372-前289）是坚持“性善论”的，他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意思是仁义礼智（可以理解为价值系统）不是外在因素强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不过你平时没有意识到它因而不觉得它存在罢了。以孟子的观点作为发端（一般认为孟子是心学的渊源和鼻祖），经由北宋学者程颢（1032－1085）、南宋学者陆九渊（1139－1193）一脉相承，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1529），终于集大成而发展成为了“心学”。
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特殊的地位。粗略地说，心学认为“心即理”，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怎么就叫“心即理”、“心无外物”呢？王阳明有一个通俗的解释：“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王阳明：《传习录》）这已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味道了。那么，“知行合一”又是什么意思呢？王阳明说得更为简洁：“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同上）经过上述这些解释，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心无外理”看作“禀性难移”，并进而将“心”视为性格、性情的本源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心学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潜移默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到了儒学之中，影响了很多后来的思想家。我非常敬佩的清代学者唐甄（1630-1704，此公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起被后世誉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也曾经说：“心之本体，无忧无乐者也，不受物加，不惧外铄。”他举例说：“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凿，虽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质不变。”(唐甄:《潜书·恒悅》) 意思是心的本体既没有忧愁，亦没有快乐，它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也不受外界事物的损害。就像黄金的冶炼，黄金虽被锻造打磨成各种器具，斧凿成很多种形状，但它的性质是不变的——就我们关于性格的话题来说，“心学”很贴合“爹妈给的”、“从小看老”的意蕴，虽然这种联想未必科学，也未必严谨。
“爹妈给的”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既有道理又没有道理。说它有道理，是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方面的例证；说它没道理，是因为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相反的例证，即：很多人非常好或者非常坏的命运跟爹妈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别的东西——这问题就有点儿复杂了，“我认为既有道理又没有道理”就是在这里说话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即便真理也是相对的，如果你觉得“爹妈给的”、“从小看老”之类的俗话有道理，由此就认定一个人的最终状态全部由这个人最初的状态所决定，这就等于把相对真理转换成了绝对真理，这很显然是行不通的。你想啊，如果朝廷大理寺将四十年以后杀人如麻的强盗提前审判，在丫七八岁的时候就将其凌迟斩首、剥皮炮烙，这不是太他妈野蛮残忍了吗？再比如我上学的那所中学，在组织动员赴延安插队工作时，老师忽然把张三扒拉过来，说：“这个人就是个在胡同里卖卤煮火烧的，甭让丫去延安啦！”这当然是不行的，在那样的革命年代，伤了自尊的张三一定会梗着脖子叫喊：“谁他妈是卖卤煮火烧的？！你凭什么不让我去革命圣地延安？！”你也不太可能看到老师让专注于学业的同学站到讲台前，指着他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啊，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你们现在就得开始向他学习……”即使被夸奖的同学也会蒙然坐雾，不相信老师说的是真的。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使人成之为人并最终决定人命运的，除了“从小看老”、“性格决定命运”之类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很可能不单纯由于性格，而是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外铄”的原因进入我们的命运之途，我们才成之为我们的。
3
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心理学创始人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曾经用河流和与河流并行的公路作为比喻，来说明社会与遗传对人所起的双重作用。
库利认为，“生命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出现的，是一个由共同的后裔按照共同的生存原则组合起来的大家族。除非我们能起码从大体上看到生命整体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联系，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这条生命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支流众多，却似乎是在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里流动的。也许我们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条生命的传递线更为恰当。河流是遗传或者生物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起来，最后发展为精致的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输量。”（［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
霍利举例说：“我们设想一个美国家庭抱养一个中国婴儿，并把他带回美国抚养成人。这个婴儿的生命历史仍然源于中国，他会生长出直的黑头发、黄皮肤和中国人的其他体征，他也会具有一切可能属于他们的遗传的意识倾向。但是他的社会性的历史将源于美国，因为他将从他周围的人们那里学到英语和在这个国家里发展起来的习俗、举止和观念。他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宗教、教育和经济传统的继承者；他的整个头脑将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头脑。除了他学习这些事物的遗传倾向和美国儿童的遗传倾向之间的区别(如果有这种区别的话)，中国河流和美国道路在他的生命中交汇在一起。”霍利接着说：“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孩子——不妨说是双胞胎吧——一个留在中国，另一个被带到美国，他们在体貌上脾气上也可能是相似的，好动或懒散，谨慎或急躁，但他们在服饰、语言和观念上将会完全不同。在这些方面，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与他美国小同伴的相似性，较之与他的中国孪生兄弟要大得多。”（同上）
这个精彩的比喻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从小看老”的现象：“他们在体貌上还有脾气上也可能是相似的，好动或者懒散，谨慎或者急躁。”而“他们在服饰、语言和观念上将是完全不同的。”用霍利“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的话来理解，我们可以把两个孩子的相似性视为性格（即心性）的相似性，而他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则是人作为精神容器而被填塞进去的社会内容。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说，这“填塞进去”（“外铄”）的内容才是决定命运的主要因素，我们说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说社会意义上的人而不仅仅是遗传意义上的人。
这里隐含着怎样的道理呢？道理是：即使我们认同“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性格”对“命运”的“决定”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比如我前面说的那个因抢劫而被判了三年徒刑的家伙，如果丫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譬如按照正常社会拥有正常的考大学机制（我们插队的年代取消了大学，因而也取消考大学机制），也去上了大学，而不是十六七岁初中都没有读完就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去陕北插队（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家畜的“散养”），即使这个家伙血管里流淌着罪犯的血液，丫会不会真的成为罪犯，还是两可的事情。
话说到此处，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更精细些，拆分一下“性格”。怎么拆分呢？我认为拆分为“自然性格”和“社会性格”比较好。所谓“自然性格”，就是来源于遗传的性格，这是爹妈给的，别人夺不去，也不可能改变它——你比如有一个孩子很执拗，想要什么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常常哭嚎吵闹，弄得爹妈精疲力竭，这时候你是不能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借助基因手术将丫改造得服服帖帖的，你改造不了。所谓“社会性格”，则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外铄”，即社会使他成为的那个样子。这个比较好理解，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们说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社会的人而非躺在襁褓里的婴儿——譬如你就不能说某位婴儿残暴，你却可以指证某位君王残暴，因为君王是社会人，是社会使丫变得残暴起来的。这里的“残暴”，如果我们将其定义为性格的话，它就不是“爹妈给的”性格，而是来源于社会塑造出来的性格，即社会性格。这样的话，你对暴君的议论也就不是对自然事物的议论，而是对社会事物、具体说是在政治哲学或者历史学范畴发表议论了。做这种拆分，会有利于我们在“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前保持必要的清醒和警惕，从而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对“社会性格”的关注上来。
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是将主要注意力而不是全部注意力都放到对社会性格的关注上来呢？”
这是因为霍利在同一本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把遗传和社会因素区分开来并且认定其中的一个是造成某种个人品质的原因，是不严谨的。人的个性发展一旦开始，这两个因素就不可能是各自独立的了，它们相互作用，个人品质的每一种表现都归因于它们的相互作用。我们只能说，遗传与社会中的一个因素过分异常时，我们就应当给以特别的注意了。”如果我们把霍利所说的“个人品质”替换成“性格”二字，那么整段话的意旨就更加清晰了：人的自然性格和社会性格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扰的东西，反之，它们是在相互作用下完成着对人的塑造的。换一句话说，人的产生是人的自然性格和社会性格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
好！现在我们设问：既然是这样，那么，究竟是“河流”（遗传）上发生的事情对人的命运起主要作用，还是“公路”（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对人的命运起主要作用呢？
我认为是后者，这是我们尤其要“给以特别的注意”的。
4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说，我恐怕还要回到前面提到那次同学聚会——在抒发对“从小看老”的感触时，我不是说“当然也有例外，‘例外’在没有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当中”吗？现在我就来说一说这个“例外”。
那时候北京有几所中学是分为男校和女校的，我就读的中学是男校，学生是清一色的光葫芦头。这所录取分数很高的学校，曾经和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八一学校一样，只招收高干子弟。我揣想，大概是民间对教育特权有反映吧，到我入学的那个年代，教育阵线的领导同志决定逐步收窄“高干子弟学校”的数量，由此，我们才极为幸运地成为了这所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平民子弟。尽管改变了招生方式，然而在我们那届学生中仍有大约四分之一是高干子弟——假设全班有四十五个学生，大概有十来个来自于高干家庭。
那是困难年代，与我们这些黢黑干瘦的平民子弟相比，那些上下学有小汽车接送的家伙们一个个丰腴白净，即使从外形上看也不是一类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即使在孩子们当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法则也在发生着作用，在三三两两的学生“团伙”中，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泾渭分明，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线，把这些孩子分成了两部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在我所在的圈子当中，就有两三个同属于“高干家庭”的同学，我并没有觉得他们哪方面更特殊一些。就说其中一个同学吧，他父亲是总后勤部的，军衔很高，也属于“高干”之列，这个同学就完全没有高干子弟通常都会有的优越感，更不咄咄逼人，他平凡憨实，衣着朴素，成天跟我们混在一起。自然了，由于家庭原因，他和我们不一样，是躲过了插队的，我印象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参了军，但是他后来也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最终落在了湖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里，家境似乎还不是特别好，直到本世纪初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另外，我们和这几个来自高干家庭的同学相处得很好，是不是还有这几个同学的父母亲官阶都不是很高，还列不到“领导人”行列的缘故呢？我不知道。
那年我14岁，精神上还是一张白纸，所以也就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高干家庭”、“高干子女”、“特权阶层”之类的概念，尽管这样，我仍旧凭借着本能感觉到“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每天小汽车接送的人和为了省两块钱月票钱每天走十来里路上下学的人能一样吗？随手就把奶油面包扔到教室角落的人和只有在学校组织春游时才可以吃到家里给买的一毛钱一个的小圆面包的人能一样吗？就我个人来说，不怕读者笑话，还有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曾经极大地迷惑过我，那就是无论我怎么洗，我的衬衣就是不如他们的白，也不如他们的挺括。事情是以后很久（那时候我已经结束插队生活，招工到延安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算是可以拿工资养活自己了），我才弄明白，他们穿的是“的确良”（这种科学叫法为“涤纶纤维”的衣料，1965年前后在我们国家还是最先进的纺织工业品，市面上很稀少。当然，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成地摊货了）衬衣，我穿的是普通的“市布”衬衣，在白不白、挺括不挺括问题上，当然是无法相比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高干子弟”同学家里的情形。那位同学是我们“圈子”的人，而我是这个由七八个人组成的圈子的核心，因此，我们是一同去陕北插队并且在同一个村、同一个知青小组的，我似乎自然而然地被学校任命成了这个知青小组的组长。虽然那位同学最终坑害了我——那是“政治”第一次进入我的人生，那年我19岁，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2006-10-28）中详细记述了这个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件——导致我被民兵押解着在全公社范围轮流批斗，但1965年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玩伴儿，几乎形影不离。他父亲官阶不高，是北京市公安局很神秘的×处的处长。那时候处级干部就已经算是高干了，不像现在，在北京街头随便打个踉跄也能撞到四五个局级干部。
那位同学的家位于北京西单堂子胡同，不是独门独院，但住的是宽阔高大的北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电话，第一次看见地面铺着带有花饰的瓷砖，第一次看到电风扇，第一次吃到“大白兔奶糖”……社会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向我展开了书写着独特内容的卷册，这意味着塑造并最终形成一个“人”的社会过程开始了。我记得当时曾经短暂地想过：他们家与我们家为什么如此不同？然而一个14岁的孩子是不具备回答这种问题能力的，结果当然是茫然，我最终也不知道他们家与我们家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答案是以后很久，具体说是我读社会之书读到一定程度时才找到的，这还要得益于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就将其称为“张延生”吧。我与张延生并无交往，然而这个人对于我产生最初的社会见解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印象至为深刻，深刻到可以用“纳入骨髓”来形容的程度。数十年以后，我也还在《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2008-10-9）中将其作为社会学思考对象（也中和了其他人的事例）详细描述过他。在此之前我也还曾将其艺术化为小说人物，写进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1986）以及短篇小说《无产者林彪正传》（1989），也算是直抒了淤积在心里很久的某种胸臆吧！记得写作《无产者林彪正传》的时候，我还在西安工作，在那个灵魂无以附着的时期，每逢单位召开政治学习大会，我都假装在笔记本上记录会议内容而撰写自己的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就是某次会议中间用一个多小时一气呵成的。这几篇东西目前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
人对于触目惊心的事情总是印象深刻，尤其是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的精神鼓面还没有遭受过重击，任何触碰都能够发出长久而悠长的震动和回响。张延生留给我的印象之所以如此深刻，只因为一个“坏”字——这家伙坏得没边没沿，坏得登峰造极，坏得让人瞠目结舌。
一个孩子，怎么就坏成这个样子呢？
让我根据以前做过的描述，交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5
我们入学的时候，从上届学生留级到我们班一个长着很多青春痘的同学，这个同学就是张延生。
张延生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将军，他儿子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然的高纯度混蛋。张延生掌握用舌头弹唾沫的绝招，自从我们见面那一天起，丫就怀着极大快感把唾沫弹到每一个人的脸上，绝大多数人都敢怒不敢言，对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家伙敬而远之。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我们称其为“李忠厚”——由于家境困难，身上永远穿的是只有掏大粪工人才穿的那种暗蓝色再生布工装，头发往往要长到很长才让妈妈用剪子修剪几下。李忠厚的座位很不幸地被安排在张延生前面，上课的时候，张延生经常把痰吐在他后背上，把鼻涕抹在他脑袋上和肩膀上，污言秽语的谩骂欺辱更是家常便饭。李忠厚老实得实在太过分了，他从来不反抗，总是像木偶人一样逆来顺受，这愈发刺激了张延生的兽性，侵犯愈加肆无忌惮，无论班主任老师怎么批评都不起作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忠厚身上总是粘粘连连着很多肮脏的东西。张延生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看到的最缺德最没有人的形状的人了。
1966年七八月，学校突然沸腾起来，高干子弟率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张延生自然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红卫兵运动”称之为“太子党的青春期预演”，我认为至少我所在的学校是这样的）。当时“血统论”横行，绝大多数平民子弟是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只能作为旁观者置身于运动之外。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刷到操场围墙上，每一个字都散发出惊心动魄的震慑力量，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就像黑帮一样只能贴着墙角踽踽而行，连大气也不敢出；他们以各种罪名把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工友押解到审判台上进行批斗，种种血腥场面常常使我胆战心惊，不知道世界为什么忽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亲眼看到他们把课桌堆放到学校操场上用火点燃，亲眼看到他们在批斗会上用竹竿、木棍把老师打得皮开肉绽，我还亲眼看到一位领导人的儿子把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浇在一位工友（据说这位工友解放前是洋车场场主）的脑袋上，脑袋瞬间肿胀成了冬瓜，那位领导人的儿子又嬉笑着朝工友的脑袋倾倒了一大瓶紫药水，以至于工友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可怖的妖精；寒冬腊月，那位工友大概是喊冷来着，他们就用棍棒把工友杵到开水锅炉底下，丧心病狂地捅开了水龙头，工友发出非人般的惨叫，痉挛着死去了。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后来还把墙壁上用红色油漆书写“红色恐怖万岁”标语的“看守所”作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进行展览——这也是那个荒诞年代的荒诞之事：贵族子弟搞“红色恐怖”，跟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没有印象那位制造暴行的领导人的儿子受到了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北京发生过很多类似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读者可以从王友琴女士名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的专著中了解一二。
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坐回了教室。当时学校还在被军管（谓之曰“军训”），管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津贴给我们买了理发推剪，我们就都不到理发店去了。有一次张延生突然来了兴致，要给李忠厚理发，李忠厚自然欣喜不已，乖乖坐在了凳子上。张延生像给走资派剃阴阳头那样把李忠厚左半边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把推剪藏了起来，无论如何不再给理另一边了，李忠厚苦苦哀求都没用，最后只得顶着阴阳头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家在鼓楼附近，离学校很远，在那个剃阴阳头就意味着是“阶级敌人”的年代，我不知道李忠厚在公共汽车上遭受了多少屈辱。
1968年底，全国数千万中学生毫无选择地“选择”去农村插队，李忠厚落脚的村子离我所在的村子大概十几公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军的儿子张延生也到陕北插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将军受到了冲击，暂时无力为儿子安排比插队更好的前程。半年以后，张延生的父亲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公社突然接待了两个据说是“军委”派来的人，要把张延生调回北京。陪同“军委”的人来到公社的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唯唯诺诺，平时威风八面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张延生面前简直就是一孙子。
当我们眼巴巴看着军用吉普车绝尘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不断被教导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才突然醒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认同的那种常理在运转，它有不同的机理，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形态……留在我记忆中的孩童事件开始被充塞进社会学内容，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我的“我”作为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从无形走向有形，再加之个人遇到的事件，我才下决心当一个作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形成的。
社会像严厉的教师一样继续教育我们——张延生回北京以后马上参军，很快就被提干了，据说后来升至了团长。恰巧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改革开放，张延生适时转业到一家国企做了党委副书记。紧接着，工厂改制，张延生一转身成了这家企业的法人。再次改制以后，这家国有企业就顺理成章地从国家所有变为了私人所有，张延生名正言顺地成了私企老板。张延生适时在电信和房地产业扩张，据说目前在海内外已经拥有数百亿资产……这个曾经有很大的性格缺陷，“缺德”到没边没沿的人，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精英，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像所有伟大人物那样，我们前面从张延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性格缺陷或者说道德状态，完全被刺目的光芒遮掩了。
将军逝世的时候，电视台哀乐低回，播音员语音沉痛，试图让人们一起悲痛起来。我也很想让自己悲痛，最好眼睛里再浸润出一些泪水，但是无用。人的感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直接听命于心灵，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我心里想的事情和电视画面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此刻，我的那些作为普通民众的同学活得怎样呢？他们仍然挣扎在生活的煎熬之中：为了从陕北调回北京，举全家之力（这里指的是知青在北京的家，即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凑钱给大大小小权力者行贿，有的女孩子为此失去了贞操；回北京以后没有住房，就在父母亲房屋前的“地震棚”里栖身；他们有的在街道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仅能糊口，工厂解散，这些人就成为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人，靠趸卖针头线脑维持生计；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突然由于改制而下岗，也落到相同境地……我想，他们面对将军逝世也不会有什么心思落泪，原因很简单，与艰难的生存相比，将军是死是活对于他们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
没人知道我前面说到的性格绵软、心地善良的李忠厚现在怎么样了。我听到很多传言，拼凑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他跟一个陕北女子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插队七八年才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李忠厚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眼睛近乎失明，提前退休了，在县城附近一个镇子靠儿子卖羊肉粉汤过活。我不知道李忠厚在黑暗中独坐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小时候遭遇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看待那些事情？
6
听了这个故事，你还会笃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吗？你还会认为“忠厚”应当比“延生”获得更好的命运款待吗？我想你不会了。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说句不客气的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甚至不如说“时代决定命运”、“历史决定命运”、“权力决定命运”、“出身决定命运”、“金钱决定命运”、“格局决定命运”……更靠谱一些。
这当然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是具有浓郁历史意味的故事。好在这不忍卒读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老三届”书写了一个沉默的句号，已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张延生”还是“李忠厚”，都消失到历史深处去了，新人意气风发地站到了舞台前沿……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运行机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呢？是不是意味着舞台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呢？不是，远远不是。决定人命运的仍旧是社会，是时代，是历史，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马克思曾经提醒我们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这意味着，现在轮到新人来承接社会法则的无情矫正了，他们的命运也就寄寓在这无休无止的社会矫正的过程之中。
记住，年轻人，人生中最难缠斗的不是遗传，而是社会，那条“公路”上人来人往，相互推推搡搡，谁也不肯为他人让路，这才是需要你用整个生命去应对的事情。即使你看到过很多事都证明一个人小时候的脾气秉性与他的未来状态息息相关，你恐怕也无法否认，性格归根结底是决定不了命运的，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这么说吧——这里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算式，更没有“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消极委托，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归根结底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一切都发生在与“河流”（遗传）并行的那条“公路”（社会）上，你就在那条“公路”上裸奔，所有的人生故事都在那里上演；“公路”才是你真正的人生舞台，依据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你不过是一个极为意外地被抛到舞台上的一个卑微角色，仅此而已。
你必须认识到，自从你踏入社会的那一天起，“河流”就远离开了你，就像你小时候离开了母亲，从此以后，你就陷入到与社会缠斗的人生孤旅中去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倚傍，母亲即使肝肠寸断，也无法对你伸出援手，你必须独自承担命运的全部重负了。所谓人生结局，不过是这个无情过程的一个结果罢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公路”能否给你提供足够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否具有足够的宽度。“选择”是什么呢？选择就是自由——具体地说，选择就是在社会公正扶持下得以站立的自由，是将人作为万物尺度的自由与公正的社会价值系统……我觉得我把话说明白了。
谁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一种理想，要真正实现这个理想难乎其难，难于上青天。也正因为太难，所以对自由与公正的追求才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所有门类的学说，几乎全部都指向了这个理想。结果怎样了呢？学说、理论已经很丰满了，然而在人所奔行的这条公路上，一仍如旧，虽然历经数千年，直至今天你也无法指着某一块地方宣称说：“天哪！我竟然在这个地方把自由与公正全部都实现了！”你实现不了！
以前有很多人曾经认为北美有这样一块地方，心向往之，歌之颂之，岂知这不过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理幻象罢了。甚至可以说，那也不过是一种描绘，一种招摇，如果你有机会在那块土地上生存过，你就会发现，资本对社会公正的侵蚀、国家政治与民众利益的背离、特权与种族优越意识给社会肌体造成的溃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残酷，并不比权力社会来得温柔。
人类的苦难无边无际，人永远也无法逃离这个远非公正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才显示出独有的卓绝，连篇累牍诉说着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这种痛苦与人的智慧程度成正比，某些时候甚至会以几何倍数增加……如果我们将叔本华的肺腑之言引领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社会”不是上帝为人营造的温柔富贵之乡，更不是必然被正义呵护的天堂，它不是，它从来就不是。换言之，正义从来都不是馈赠品，它是被争取来的，它是人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
马克思反复强调，人只有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人创造环境，环境同样也创造人；而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定义更是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人为什么会以社会产品的形式成之为人。依据马克思的见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人——包括我，包括你，包括他——很难不被烙上他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痕迹，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决定人的政治人格，经济形态决定人的经济人格，文化形态决定人的文化人格……这就是我前面一再说过的，无论“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社会决定命运”，都是相对的，人生中更有无数小路和岔路，有无数挡路的巉岩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境，是遗传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成为了最终的样子。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人能够逃得脱这种命定。
这同样也是“命运”，一种带着复数的“命运”。
202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