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颖: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的“古今之争”及其时间错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1-10-02 2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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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颖  
尽管心怀善意,却在提供声音时向那些无能为力的失语者施加自身权力。戴维斯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恢复压抑的声音”和“想象遗失的声音”之间的差异,因为“维多利亚时代主体最初的‘沉寂’必将由于这一腹语术过程而变得更加复杂”。(27)马修·斯威特(Matthew Sweet)的《创造维多利亚时代人》(Inventing the Victorians)可能是最早系统论述当代社会热衷创造迎合现代需求和偏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论著,其标题已揭示作者观点:“维多利亚时代人创造了我们,我们转而创造了维多利亚时代人。”(28)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言:“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由阅读它们的社会‘再创作’的。”(29)历史小说也是当下社会的“再创作”,区别在于后者针对“历史”或者“过去”这一特殊范畴,必然涉及历史伦理或正义问题:对于另一个时期的立场意味着对于另一些人的立场,将他者简化为同一,不仅造成对于他者的忘却,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也是对于自我的忘却。这不只是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失败,更是一种伦理性错误。

   历史与正义的关系涉及相应的历史时间观,许多思想家就此展开讨论,其中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无疑占据辩论最鲜明对立的两端。尼采认为,历史必须立足“我们时代”、服务生活和“未来时代”,(30)而不应执着于实现历史正义;本雅明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仍被堆积如山的继往残骸所覆盖的历史非正义的无数受害者,他主张生者应善用其“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31)去纠正灾难性过去的不公。尼采和本雅明的对立立场源于各自对过去及其本体论地位所持的不同观点。在西方现代性中,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通常由过去缺席,也即不可逆的时间观所主导,导致后来者难以将其对过去的责任立足过去本身。无论何人高举历史非正义受害者之名去为历史争取更大的道德使命,都必将面对这一时间概念的反诘。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正是据此对本雅明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然而,这种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本身难道没有夸大过去的缺席或距离?难道没有忽视过去及其非正义于当下如同幽灵回归般的延续性?显然,仅仅聚焦过去缺席的历史时间观缺乏正义性和人文关怀,其道德层面隐含的意义无法为众多历史书写者所接受。这是新维多利亚文学不倦书写幽灵隐喻的原因之一,利用幽灵意象解构“所有扎根于僵硬时序性的历史主义”,(32)探索脱离时序锁链的过去,还魂者回归当下并发出过去被抑制的声音。伊丽莎白·霍(Elizabeth Ho)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将新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前殖民地幽灵视为“现在中的过去”。(33)露易莎·哈德利(Louisa Hadley)同样支持这种双重语境论,认为“尽管维多利亚时代与新语境结成联系,但没有被纳入新语境之中”,(34)而是作为独立个体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和对话。然而,过去和现在进行对等互动在现实层面是否可能?换句话说,当代作者是如新历史主义者或文化物质主义者所言,在文本中“与死者对话”,(35)还是在意义重建过程中“与生者的对话”?(36)或如戴维斯的悲观断言:“没有对话,没有交流,只有新维多利亚主义的自言自语?”(37)到这里为止,我们似乎又折回到上述关于历史书写的伦理问题,但这是新维多利亚文学作为历史书写本身所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定论的“古今之争”。尽管有批评者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的高下判断为自身辩护,主张新维多利亚文学为失语者创造声音,而历史学家只能强调“表征的纯粹理论性质”,但面对就历史真实和伦理正义的追问,他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没有义务客观呈现标准化的观点或描述冲突的双方”,更多是倾泻“不加掩饰的倾向性义愤”,去谴责历史对无数“被排斥者、被驱逐者、被践踏者、被边缘者、被殖民者”(38)的遗忘。

   在梳理与分析关于新维多利亚文学创作方式和内容的批评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历史重写文类无疑符合彼得·威德森(Peter Widdowson)所总结的“当代小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辩证性摇摆这一更加普遍的历史化趋势”,(39)印证其中过去与现在的纠缠交错与密不可分。此外还需注意,当代新维多利亚研究领域的纷争面貌同样是历史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批评者开始争论关于自觉意识、历史伦理或责任,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及其表征等问题之前,事实上应该首先面对一个更加基本的发生学问题,这也是海尔曼和卢埃林在面对当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文化遭遇时所指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当代文学和文化一再回归19世纪?”(40)这不仅涉及新维多利亚小说诞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还扩展至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社会不断重返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殊历史、文化、思想和政治背景。我们或可在这一“当代”的历史化过程中获得审视新维多利亚文学涉及过去与现在的新视角。

   三、发生的原因:为什么是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是现在?

   对于当代新维多利亚主义存在本身所产生的基本疑问,哈德利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事实上与现在保持着完美距离——“近到我们足以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又远到生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41)也就是说,熟悉性与陌生性、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共同存在,正是该时期在当代英语世界文化想象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原因。首先,对于当下而言,相隔一个多世纪时间的维多利亚时代依旧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建筑的物质遗产,还体现为政治结构、法律系统、社会组织方面的建构直接发展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变革。因而,当代西方人在现代世界中的认同感至少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而现代身份始于19世纪的思想或许正是当下作者将目光投向该时期以探寻、挖掘甚至塑造那些在彼时公共媒介或聚光舞台上无法包含或展示的社会内容及隐秘角落的原因。另外,素有“文献时代的起点”(42)之名的19世纪本身确为当代实现这种追本溯源提供物质基础和客观可能:国家层面推行档案改革,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归档技术的发展与摄影技术的诞生意味着大量时代和个人的形象与信息得以保存。这些都有助于当代人追溯至19世纪的宗族谱系,并对过去产生联系性和现实感。这也是新维多利亚作者热衷描绘书信、日记、照片等档案意象的原因。其次,维多利亚时代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果说现代主义者对待维多利亚时代如同青春期孩子反叛和排斥父母,那么对于当代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占据类似祖父祖母的地位”,(43)时间距离上展现的“异域风情”,也即陌生性和差异性,可能正是其最为蛊惑人心的魅力所在。

   如果从文学史角度来看,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维多利亚小说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是新维多利亚创作的原始资料和营养来源,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相似性,但后者描述性象的方式在过去显然被认为不适于公共消费,对于性别和种族身份的处理方法也截然不同。因此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论,新维多利亚文类时常呈现混合乃至矛盾的观点,同时对维多利亚时代持怀旧和批判态度。夏洛特·博伊斯(Charlotte Boyce)和埃洛迪·罗素(Elodie Rousselot)就此双重性作出总结:“新维多利亚既是对于19世纪的肯定欣赏,又是对其审视修正,充分表达了赞扬兼具批驳,回溯兼具前进的思想。”(44)但是,批评者未能解析为何该文类面对其文学发生学层面的直接祖先,同时表现出崇敬与厌恶。这不仅仅是由于扩展文类范畴导致当下作者地域背景多样化的横向结果;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对于其作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学范畴的分析。事实上,西方人书写或评论维多利亚时代并非近三十年的现象,也远远早于被视为该文类起源的20世纪中期。海尔曼和卢埃林认为:“在最宽泛的定义中,该文类的诞生几乎始于与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结束同时发生。”(45)踏入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从未停止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关注与讨论,且范围远远超出文学创作领域。

   在20世纪初期,伍尔夫(Virginia Woolf)声称1910年左右“人性改变了”;(46)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嘲讽19世纪小说为“硕大松弛而下垂的怪物”;(47)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同样厌恶维多利亚时代风物的废旧气息,希望“将它留在找到它的地方”。(48)显然,激进反叛的现代主义者拒斥再现现实世界、强调物质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不仅如此,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在其出版于1918年著名的《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中着重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将性象视作禁忌的性别公约,与此后半个世纪中的学者一同,使19世纪压抑性欲的刻板印象在公共想像和学术领域中得到固化。此时的作家和学者总体排斥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偏好和社会风俗,以彰显自身时代的进步性和现代性;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敌对性和排斥性明显消失,一种持续稳定的积极关注崭露势头。例如,与世纪初期斯特拉奇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人性压抑的结论形成对比,此时对维多利亚时代性隐秘空间有了空前的大发现:斯蒂文·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的《别一种维多利亚时代人》(The Other Victorians: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Victorian England,1964)、蒙哥马利·海德(H.Montgomery Hyde)的《色情文学史》(A History of Pornography,1964),以及罗纳德·皮尔索尔(Ronald Pearsall)的《花蕾中的蠕虫》(The Worm in the Bud:The World of Victorian Sexuality,1969)等。这些作品在沃特斯刻画女同性恋欲望的小说中被不同程度地援引。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将60年代涉及维多利亚时代性主题论著的密集出版现象描述为“关于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而为人所知之物的转变”。(49)然而,在卡普兰看来,这些新发现与其说导致该时期形象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不如说充当“维多利亚时代人集体欺骗性和双重标准的有力证据”。(50)因此,尽管福尔斯、里斯等作家以及研究者们有意识地重构历史,挑战早期关于19世纪的众多假说,但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可发现类似世纪初期学者的主题,即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差异性为他们提供自身现代性的证明;而在整个80年代,西方基本颠覆了世纪初期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负面评判和抵触态度,以撒切尔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Victorian values)(51)作为衡量社会弊病的标准,从政治层面将过去建构视为当下轨物范世的文化他者,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怀旧特征”。(52)这一切正是新维多利亚文类兴起时所主要针对的政治背景:一方面延续此前国家倡导的回顾帝国荣耀的爱国主义和怀旧叙事,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当时文学领域对官方政治挪用合法性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在这种复古与批判、复原与更新并存的文化语境中最先涌现一批具有双(多)重叙事结构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如查尔斯·帕利泽(Charles Palliser)的《梅花五点》(The Quincunx,1989)、拜厄特的《占有》、米歇尔·罗伯茨(Michèle Roberts)的《红色厨房》(In the Red Kitchen,1990)、斯威夫特的《从此以后》(Ever After,1992)等。作者或是以当代之力推动维多利亚时代回归“原位”,或是对过去延续至今的问题作出当下的回应。

恰如詹妮弗·格林-刘易斯(Jennifer Green-Lewis)所论,维多利亚时代“既处于历史之中又脱离历史;永远已经死亡——但仍然继续存活”。(53)它既“处于历史之中”,在历史编年中拥有确定位置,而又“脱离历史”。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54)及时间错位的当下存在,或是作为一种可触知的有形实体存迹于当下,或是作为被不断召唤的无形幽灵以新的姿态重新显形或重获肉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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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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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2021年第1期20-29,156,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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