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5 次 更新时间:2021-09-15 12: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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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谈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呢?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高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轻一代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

   我在课堂上常讲,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连续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两个指标,一个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过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能取得成功的屈指可数。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第三个。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简单说,就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和精英都一样。人民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们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比如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民间慈善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些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比重为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如果能把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将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是一座理论创新的金矿

   为什么目前取得成功的国家那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或暗含的条件,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就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把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北京大学在2016年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北大南南学院),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为目标,我有幸担任该院院长,曾跟很多人讨论过怎么办学才更有效。

   从组织形态和目标来看,北大南南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大家普遍认为肯尼迪学院很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许多总统、部长级别的政治领导人,所以北大南南学院应该学习哈佛肯尼迪的办学方式。如果仅仅看培养出的政治领导人数量这个指标,肯尼迪学院肯定是成功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和培训机构比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数量更多。但再往下思考,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官员们回到祖国以后能把国家发展好。而问题就在于前面说过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真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衡量,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效果要打个问号,这就好比开办一家医学院,培养的医生很多,但他们会去开业后却治不了病,因此不能说这家医学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认为南南学院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学生们回国后能把他们的国家发展好。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努力,社会精英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到英美求学,再回国当政治领导人,但真正成功地带来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消除贫困实现繁荣属凤毛麟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表明,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直如影随形的原因之一。确实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但又怎么能取得持续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还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这显然不能简单地仅仅用运气来解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问题,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否缺失怎么让一个存在许多问题的国家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理论 ?中国难道不是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如果能把中国成功的道理总结出来,可能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一直坚持给同学讲,你们坐在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上,如果去发掘这个金矿,你们做出来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挖煤矿。

   怎么去发掘金矿呢?一个要能认识到什么是“金”;另一个是要有能力去挖,这就涉及到了方法论。

   怎么能不坐在金矿上挖煤矿?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金矿,什么是煤矿?金矿指的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来做研究,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其次,要挖金矿则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已经超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混口饭吃”的条件,要具备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

   在北大当学生是为了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则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现象产生的因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并不是靠数学模型的推导,而是来自于他对现象的观察所提出的解释。他把自己所处的18世纪中叶及之前一两百年认真观察,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有些国家兴盛起来,有些国家发展停滞,他就从观察中不断分析和总结原因。国富论的英文全称叫《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quiry”一词的意思就是“探索”,对现象的探索,看到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能不能改造世界,决定于条件变化与否。如果条件不变,按照理论去做没有问题,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刻舟求剑就是愚蠢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必须不断涌现新的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价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都一样,不同之处在哪呢?发达国家由于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产业技术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就可以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去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的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行舟中去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都适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出现凯恩斯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连凯恩斯的坚定反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发展的条件变了。

   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什么?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猛增,产能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很多人负债累累乃至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都很低,经济陷入到恶性循环中。由于消费减少,投资变少,需求就更少,过剩产能更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经济就会陷入到通缩的漩涡,所以理论家要让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创造需求,重回良性循环。这个理论在当时很需要,但60年代以后出现“滞涨”:政府赤字增加,不管是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再实现就业和增长,只带来通胀。这是什么道理?二战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原有过剩产能被充分利用,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经济平衡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即便采用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实现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只会在短期内加剧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长期的适用,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条件很难相同,想“放诸四海而皆准”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产权关系相当模糊。但当时政府对私有制有所限制,发展私有企业比较困难,再加上当时各种商品都短缺,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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