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艳:对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三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21-09-07 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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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  

   很荣幸受邀参加“研究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讨会。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为理论工作指出了方向与检验标准,就是要从中国实践中来、同时以中国实践作为检验的最终标准。本文从3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一是从国际视角浅谈社会科学更重视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二是讨论实证分析中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与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的关系;三是学者践行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需要的一些举措。

   首先,“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呼吁指出经济社会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理论研究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作用有限。这并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国际学术界也展开对社会科学是否应当更重视解决方案、让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反思。例如,2017年社会科学刊物《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Watts的“社会科学是否应该更注重解决方案”一文,将对现有的社会科学体系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比作“温切斯特神秘屋”,这个屋子由一位叫温切斯特的女士出资建造,其特点是除了外面看起来是个建筑,单独看每个部分都很精致,但却不具备居住功能:屋子的楼梯直接进入墙壁,门打不开、彩色玻璃窗也安装在室内等(Watts,2017)。作者认为,社会科学中也存在虽然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遵守了严格的学科标准,但没有人关心这些成果在现实中如何应用而 “百无一用”,故此呼吁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应从发表论文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与国际学术界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异曲同工。

   当然,社会科学理论重视理论分析而轻视实证工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和自然科学中大量理论可以用仪器、实验室验证相比,证实或者证伪社会科学理论在实际中的作用都更困难,故而研究重点更多在理论本身。对这一点,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展开反思。例如Leamer(1983)指出:“几乎没有人真的把数据分析当回事,或者说,把别人的数据分析当回事”,呼吁展开“可信度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

   过去30年“可信度革命”的主要思路是强调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思路是从实验设计的方向着手、关注如何对社会科学实际问题作因果推断。LaLonde(1986)是这一研究倾向变化的标志性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的目标是评估福利计划NSW的政策效果。将NSW政策实施作为原因,作者发现采用观测数据得到的结论与采用随机实验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甚至符号相反,因此指出随机实验的结果更可靠。Ashenfelter(1987)也认为,随机实验是未来大势所趋。Angrist和Pischke(2010)界定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可信度革命的主要内容为重视实验设计、强调因果推断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的研究范式。目前基于这一研究范式、有着完善因果设计的研究成果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论文,这对运用数据分析助力理解现实问题,有非常积极的贡献。

   但当前学界对上述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类批评,一是外部有效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一个实验或者准实验中得到的结论,难以外推到这个实验以外的场景中;第二个批评是,基于实验、强调内部有效性的漂亮的因果推断研究,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了实验的设计上,而不是对国家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这一批评持续数十年,Findley和Kikuta(2021)批评社会科学研究对内部有效性的迷恋已经像掉入了《爱丽丝幻游奇境记》中的兔子洞里。

   要让实证研究成果能切实经得住现实的检验,需要兼顾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一方面,实证分析中强调因果推断对于恰当评估一项政策效果的重要性仍然不容低估,这是因为样本选择偏误、数据测量误差等,仍然因为产生内生性而导致政策效果评估的偏差。另一方面,即便一项研究作出了完美的因果推断,其研究结论是否可以外推,仍然是实证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Findley和Kikuta(2021)的推导表明,忽略外部有效性和忽略内生性一样会导致错误的推断结论。

   至少有以下几个维度需要考虑。一是样本与总体的关系,也就是基于现有研究样本的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更一般的总体,比如基于一个城市的研究是否可以推广到全国;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二是时间,如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加平台化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革,那么基于历史数据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当下?三是作用机制。由于随机实验的理想状况是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被评估的个体在其中的行为都是应对外生冲击的本能反应。这一分析的一个代价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能评估出一项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政策为什么会用这种效果、如果在非实验状态下政策发生效果的机制语焉不详。

   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出兼顾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高质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这对学者了解现实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例如,需要重视田野调查。可喜的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学者对收集和采取可以与国际接轨的调查数据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如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的收集,不仅为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外部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也在收集调查数据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又如,学者需要加强对现实的了解,通过对自己所处领域、所在的行业、国内外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沟通,加强对中国实际的了解。

   当然,要倡导学者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还需要关注到学术培训和激励机制的设计。这是因为尽管社会科学旨在理解、解释和尝试干预现实世界的社会现象,但学者们在专业化的学科环境中成长,其训练目标是对自己所在具体领域的特定理论和方法框架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后将这些框架应用于研究,形成的成果经过同行评议后在期刊发表。在这种体系下,大多数人看重新颖的、违反直觉的或有趣的结果,而不是知识的稳步累积进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破五唯”等安排的恰当实施,将是这一机制设计的重要部分。

   最后,也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将倡导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和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对立。扎根中国大地,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将研究成果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发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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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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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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