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大众高等教育再认识:农家子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7 次 更新时间:2021-08-08 1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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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  

   摘要:大众高等教育是20世纪晚期现代性若干转型之一种,是精英教育的自反。精英教育的诸多命题均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从作为奢侈品的精英教育到作为必需品的大众教育,高等教育已从积极投资转变为防御性消费;从后工业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人格资本而非人力资本应成为高等教育的培养重点;而随着工作社会的终结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大众高等教育培养对象已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缺失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的转型,简单且孤立地移植大众高等教育将面临风险。在高等教育的变局下,教育内在的知识内容与育人逻辑将面临什么挑战与转型?怀抱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将遭遇什么?

   关键词:大众高等教育; 精英教育的自反; 农家子弟; 教育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大众教育———精英教育的自反

  

   农家子弟是如何跨入高等教育的门槛的? 考试工厂看似是最有效的途径。安徽毛坦厂中学被冠以“亚洲最大的考试机器”、“高考工厂”、“大学生加工厂”等称号,考分是硬道理,提高分数的唯一秘诀就是时间加汗水,题海大战、重复训练。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工人在8小时外加班3、4小时,而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竟然长达16小时! 全年无任何休息日!1说它是“血汗学校”或者说“血泪学校”并不为过。毛坦厂中学不过是当下若干所“超级中学”的典范,超级中学成功于将广大的农家子弟输入高等教育,它的失败或许也正在于此。

   “血汗学校”与“血汗工厂”是同构的,考试工厂的学生不过是富士康工人的“形成史”,教育再生产着工人的行为与惯习。同样著名的河北衡水中学,流水线从每天清晨5: 30开始运作,到晚上22: 10关机停工,这条管理的流水线既精确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又量化评估学生的种种行为与品行: 在衡水中学的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晚间放学后,学生必须在10分钟内跑回宿舍并上床睡觉。学校全面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校规细致到“能否带橘子进教室和穿短裤睡觉”; 量化考评细致到学生的一言一行,学生发呆、吃零食、撕纸等都会被记录,就连处理学生早恋,量化考评同样有办法,根据男女学生非正常接触的频度,酌情扣除班级德行分。2经典的“衡中三问”———“我来衡中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今天做得怎么样?”是套在每一个学生头上的紧箍咒,它内化成为学生的心理动机、价值态度———“你们中要出更多的吴仪,要出更多的鲁迅”———这样的教育励志如同将一个心理陀螺安放在学生的人格结构中,让他们能持久地、不停息地运转: 惜时如金,相互比拼、积极竞争,严格自律。他们坚信: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有两重悖论,其一,学校工厂以“苦中苦”来再制适应工厂模式的行为惯习,又以“人上人”来激励成为社会精英的动机与态度; 其二,农家子弟带着动机与惯习之间的内在矛盾,跨入大学———此时已是大众高等教育时代。

   何为大众高等教育? 它既非一个简单客观的数字描述,如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出者马丁·特罗用数字所定义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指入学人数不足适龄人数的15% ,入学人数在15% 至40% 之间被称为大众阶段; 高于40% 可谓普及阶段[1]。也非一个热情的主观期待,即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受益,其后是一套教育民主与公平的积极叙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20世纪晚期现代性若干转型之一种,在面临相似的境遇与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类似的转型,它绝非一个孤立与自发的现象[2]。这一转型并不是一个主动的发生机制,而是一个回应机制,即应对社会经济与文化政治结构的转型,大众高等教育内部或被动、或主动发生了若干根本的变化———无论是学习者的人格类型与心理机制,教与学的内容与旨趣,还是教育的功能与定位,均发生着或隐或显的逆转。大众高等教育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自反或自我对抗,在此阶段,精英高等教育诸多基本命题与功能均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2]。

   何谓自反性( reflexivity) ? Reflexive,这个词用于一个人身上,可谓内省的、反思的; 若用于一个系统或结构,则有折转、折回的、在种种压力之下的回弹,呈现出混淆、不确定、碎片化,甚至破坏[3],或呈现出“自我对抗”( self-confrontation)[4]9。贝克与吉登斯等学者用“自反性现代化”来描述1989年后的西方世界,其特征为“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地自我毁灭———工业社会具有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不可抵抗的活力与趋势下,“工业社会”被创造性自我毁灭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正是资本主义自己,催生新社会的推手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相应,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并非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以及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是更高程度的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再重新嵌合。这种创造性毁灭既非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非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4]5。

   大众高等教育同样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然而,两者在定位、结构、功能等诸多方面并非想当然地存在着一致性与连贯性,而是存在着根本的断裂: 在西方的语境中,精英高等教育以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为宗旨,而大众高等教育以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能”为宣称,高等教育大众化意味着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已经替代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理念主义[5]。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换,绝非仅仅因为学生入学数目的增加,也绝非仅是一个系统自身演变,或者说是范式的转型,即“大众”替代了“精英”,它是学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持续地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无休止地开放,以及由此而来的彻底的自反性( radically reflexive)[2]10。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之间并非多元的、融洽的包容关系,大众教育的诸多特征在很长时段内并未被妥帖地整合进高等教育系统中,或许由于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或许由于校园共同文化的消失,更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易变性,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较,大众高等教育不仅有社会术语上的异质性,也有认知维度上的异端性,它呈现出反机体、反系统、反规律与反总体的特征,它们拒绝一切,唯独体现出短暂与易逝性[2]3。

   我们同样需要审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若不清醒地认识到大众高等教育内涵的复杂变化,将孕育于晚期现代性的大众高等教育简单且孤立地移植到发展中的中国,是否正当? 是否适切?在教育与社会诸系统之间一定要合宜,如同一定的物种适应于一定的生态,若无其他配套的转型,单一的教育转型究竟面临何种风险? 本文还将讨论: 在此高等教育的变局下,高等教育内部的知识逻辑与育人逻辑究竟面临什么挑战与转型? 怀抱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将遭遇什么?

  

   二、从奢侈品到必需品: 积极投资还是防御性投资?

  

   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还是积极的投资吗? 高等教育曾经是积极有效的投资,就个人而言,它关乎生活机会; 就经济而言,高等教育以增值人力资本的形式允诺高效的经济增长; 就社会而言,教育机会的扩大促进不利群体的社会参与,以实现社会民主。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成为重要代理机制,有效投资的魔法体现为事实层面的技术功能与筛选功能,以及价值层面的增长期待与公平承诺。西方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的发展,得益于“二战”后经济的大发展,它将福特大规模生产的模式移植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中; 得益于西方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大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拓展民主社会福利制度庞大实验的一部分[5]133。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始于1999年,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 40% ,扩招前的1997年毛入学率9. 10% ,1998年为9. 80% ,1998年本专科招生数108. 4万,2013年,本专科招生数为699. 83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4. 50% ; 其中,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15. 00% ,已达到数字意义上的大众高等教育。1990年,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7. 30% ,2002年这一数据为83. 50% ,2012年,高中入高等教育入学率87. 00%。

   数据简洁且有力地说明,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因为机会的稀缺,高等教育如同奢侈品,只有极少数的青年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的大门不断开放,门槛不断下降,87. 00% 的升学率意味着上大学不再要求特殊的学术资质,高等教育成为人生的一段经历,学历本身不再预示着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而是进入社会,叩开职业之门的“必需品”,即必需具备的条件,此处已有“强制性”的意涵。

   精英高等教育确能提升与改变个体的命运,这是现代社会多数成功者的生活叙事。在“智商+ 努力 = 成就”的贤能主义( meritocracy) 逻辑下,选贤任能,教育可以打破既有的社会阶层区隔,促进阶层之间合理的流动,实现社会必要的民主[6]。高等教育如同一块人人都想吃到的魔法蛋糕,其魔法的理智魅力在于: 用加法的策略来处理资源的重新分配,许诺人人均可从“增加”中获益; 其魔法的政治迷惑力在于: 它回避机会博弈,既无需劫富济贫,亦不会持强凌弱。然而,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与增加,既不能简单地类推于就业岗位、工作机会的增加,更不能推导出优势社会地位的增加。教育在此,被乐观的愿望塑造成为一个真空实验室,遮蔽或删除了一切社会身份,在此处,有且只有学业成就———分数成为硬通货。这一魔法在中国社会,还有更强的动员力: 这是社会留给每一个人体面且可视的成长通道。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本身即被视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年轻一代的励志期待,高等教育由此具有不同寻常的魔法。

   然而,魔法是有条件的。垄断性与排斥性为魔法保驾护航———制度的诡计正在于此。精英高等教育时代,其魔法最盛。高等教育挑选少数精英,使其进入一个高度排斥、文化优越的圈子,文凭即成为一种昂贵的身份标志,高等教育是一种奢侈品。当高等教育步入大众时代,醉心于将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能吃到; 然而,此蛋糕已非彼蛋糕,在社会的福利制度与民众的民主热望前,魔法消失了。

魔法为什么会消失? 教育的筛选功能面临困境: 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文凭一直被视为“信号机制”,即将人群中最聪明、最优秀者挑选出来。我们需要认识到,作为地位竞争以及稀缺机会分配代理机制的教育,尤其是它的文凭符号具有位置性商品( position goods) 特征。1958年哈罗德( Roy Harrod) 首先提出“寡头财富”( oligarchic wealth) 与“民主财富”( democratic wealth) 之分: 寡头财富基于特权,有两种情况,其一,特权不能被分配,除非毁灭它; 其二,一旦广泛分配,也就毁了它。民主财富则能广泛享用。赫什( Fred Hirsch) 针对个体与社会机会,进一步提出,有些商品,譬如健康关爱,是“非位置性商品”,享用者不因数量的多寡而受影响; 有些商品,譬如汽车或文凭,却是“位置性商品”,拥有者越多,其价值越低[2]。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借助教育通道,参与竞争,或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防御代际之间地位下滑,是当下中国人与中国家庭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在这样的民意下,促进每一个人的积极发展的教育本质( 教育的非位置性商品特征) ,已被扭曲成:教育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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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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