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以数字中国为方法:新全球化语境下整体传播命题及学理路径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1-08-05 1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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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宇  
抑或是修正性。与之不同,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具有元时空框架,重视其主体性、创造性,以及与世界的交互性。此外,以数字中国为方法还要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提出现实建构的理论方向与实践原则,并以开放世界史为目标提出更为合理的未来秩序。

   此理论旨趣符合时代需求。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史观、军事霸权格局、以及技术经济垄断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该局面释放资本主义矛盾,已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极端身份政治、极端民粹主义等悖反趋势。值此历史转折点,中国走进新时代,更自觉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亟需以更高的“品位与势能”带动全球格局24。因此,数字中国研究探究的不只是产业与经贸发展,还关切道路选择与文化价值,亦倡导中国与世界同命运、人类休戚与共的“新世界主义理念”25。尤其在价值论意义上,数字中国概念需要支撑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定现实的批判性把握,也要以历史唯物史观的“建设性转向”为指导,探寻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实践原则、发展路径、制度形态,以及世界图景。5正如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指出的,“我们要重新定位与西方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应是‘接轨’,而是‘转轨’;我们不应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应该是作为主体去创造新的人类文明”26。

   面向新坐标开展新实践之际,数字中国面临何种现实挑战?在“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全球变局中,利益之争与价值之辩加剧,而互联网处于摩擦碰撞的中心地带,构成互联网地缘政治。一方面,互联网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新枢纽。作为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主要载体,互联网是汇聚社会经济文化多样性的物质主线,又悖论地因嵌入形形色色的语境和主体而成为“文明冲突”的利益及精神火线27,而其所包含的技术政治、网络结构以及传播权力,具有支撑、组织、实施传统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新一轮的全球发展是以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社会建设,其影响极大地超越社交媒体与虚拟空间,正成为重塑经济文化环境、重构劳动生产关系、组织远程监控与社会自治、重组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社会—技术过程。17随着技术黑箱化以及生态化趋势,全球传播研究已明确培育出新全球媒介研究———从关注网络地貌、传播通道、信息流动的媒介地理学扩展至关注以网关、滤网、穹顶为支撑的新型社会技术体系及其诱发的内外部传播关系重构。

   中国在互联网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成为全球秩序中已部分地克服“中心—边陲”格局并具备影响人类数字未来能力的新兴主体。全球信息技术趋势研究表明28,中国正在成为领跑者和引领者,因此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备受瞩目。这对数字中国及其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其一,国际社会尤为关注数字中国的自身发展如何在实然与应然层面具象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29。换言之,数字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特征与社会效益即是国际传播实践;其二,数字中国如何在观念、规范、政策、组织、技术、商业层面的融合与互动中影响全球公共领域,将是长期存在的国际传播议题30;其三,数字中国的主张与追求又如何通过新技术集群的跨域旅行得以实现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31,何种解释体系与传播模式更能够促进数字中国的持续学习、文明互鉴、自我反思以及自我超越;其四,沿用Robert T.Craig的“传播元理论”,数字中国研究在描述解释社会现象之外,自身也是传播实践,应以反思传播元实践为目标,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超越资本主义永续性的“可持续传播模式”32。

   数字中国建设与传播还发生在网络外交空前发展的语境中。以网络为前沿与支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实现了人类普遍交往,外交关系和传播关系已从政府间分散至广大的非国家主体之间纵深式的联系、合作、交换;33但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凌驾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建共享共治,而国家主体性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放大,这在中兴、华为、抖音所遭遇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政治围堵中得到印证。如何在地缘冲突激化的内外部条件下利用好网络外交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推动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涉及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纵横视野:在宏观层面,舆论、军事、技术、生产、消费各范畴都与传统国家机构形成竞争与张力,组织、沟通、整合、驾驭外交网络、技术经济网络、全球传播网络,以及调动非政府组织的能力至关重要。34网络关系不止于宏观层面,而是以几何形态连结中观与微观,广泛勾连个人、群体、组织、市场、国家。在技术必然性的表象下,多样性的历史经验、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多视维的社会文化在接触与协商中发挥影响力。正如数字变革经验研究所示35,新场景、新结盟、新主体、新主张、新惯习从中形成,构成数字化在重构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运营实操过程中的多样性呈现。以结合元实践成为元理论为目标,数字中国研究需合成多语境、联合多主体,合力建构可持续传播模式及其公约,以期更好发挥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主体性。

  

   三、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进路

  

   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需要以人类共同性为未来坐标,也需要从现实经验出发推动现实形态的变革与优化。5因此,对于数字中国研究,纯粹的经验方法与变革性的理论创新缺一不可。然而,犹如钱学森1993年提出的处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性“世界社会形态”,数字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已形成“多元异质的有机状态”12。在广泛联系中,数字中国是多样要素、复合单元、交叉关系、多重过程、结构力量在动态联动中形成的复合整体,是利益、观念、资源、权力在对接与结盟、支配与租用、摩擦与排斥等多重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构、物质形态、观念格局,以及交流可能。由此想见,以单一元素为基点理解和建设数字中国会导致研究与实践的片面化。那么,如何从多角度、层次、范畴中作出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成性聚焦呢?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野基础上,本节征用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拼合思想提出研究进路,即聚焦新型社会技术体系的传播—技术聚合过程与形态。

   在知识论意义上,西方主流互联网研究是脱胎于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结盟国家领导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进入低潮,前苏联以及后殖民国家陷入危机并激化全球市民社会思潮,而美国成功将国际传播事务限定于窄化的贸易行政管理范畴。值此历史转折之际,以赛博迷思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将互联网描绘为超越历史语境、外在于社会关系、决定发展阶段的天然且中立的本体。这一系列结构性、机构性、叙事性转变,促使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研究倾向于聚焦社交媒体、网络公众及其文化政治表达,抑或是研判新媒体的商业效果,总体表达并正当化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以及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相匹配的技术政治旨趣。与William Rowland所认为的媒介史往往“根据媒介所使用的传播形态来评估媒介的重要性,进而考察媒介的社会、制度和认知纬度”相一致36,主流互联网研究的媒介理论以自在自为的媒介技术属性为逻辑原点,考察所谓的科技无域潜质,导致媒介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对于社会历史语境复杂性及相关政治争论的忽视。

   传播政治经济学率先从历史结构层面破解赛博迷思。其承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新信息网络技术在生产领域诱发的生产力变革以及生产关系转变,探究该过程释放出的社会与观念力量如何在国家—社会复合体以及国际秩序中催生权力重构。学理关注既包括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维系霸权性观念—物质—体制综合安排的批判性研究,也包括在辩证视角下对具有变革潜力的新主体、新关系、新过程的建设性评估。37然而,总体而言,相关经验研究描绘冷战以来美国如何借助数字技术重建跨国资本联盟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统领地位38,因此亟需追问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普世化趋势中,中国何在?现有研究已阐明,数字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具有博弈式全球融合与不均衡社会地理发展的双重逻辑,也揭示出其内在所涉的差异性传播业态、多种权力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互构与牵制。39然而,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尚未跟进全球大变局中新一轮互联网发展以及智慧社会建设,并且缺乏对于精神活动与传播模式的整体性考察。

   从网络社会学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全球互联网激发社会传播能力,促成曼纽尔·卡斯特勾勒的从大众传播时代到大众自我传播的网络社会转向。在网络社会中,以性别、族群、宗教、职业为例的非阶级认同构成不可忽略的情感结构、记忆痕迹、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动力。在这些认同所支撑的惯习与反思驱使下40,个人、群体、机构透过新传播技术体系展开社会互动,构成难以还原至政治理性或经济算计的竞争性观念动能与策略性连线行动,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成为相对独立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传播力41。此外,网络社会还见证生产、消费、金融、信息传播的场域化过程。这些场域跨越传统边界,勾连多梯度,表现为抽象逻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碰撞与演化,进而成为改写传统一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多元范畴。以空间作为权力的表征,超国家组织、网络化国家、资本网络、跨国公司集群、社会网络组织、网络个人都指向从等级逻辑向网络逻辑的转变。

   然而,根据传统社会科学类别界定的网络节点与边界依然不足以捕捉数字技术泛在的社会新特征,即技术、知识、话语、时空关系聚合成的新兴物质系统。事实上,在新闻、健康、教育、创新、治理等重点领域,由传播技术侵入催生的新型单元、关系、构成、形态、系统正成为新的研究进路。以手机、健康码、平台型媒体、城市大脑、数字小镇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物质性现象为例,新型传播技术体系超越媒介作为“渠道”“工具”“中介”的常见定义,生成自由主义的工具论、现实主义的结构论、以及建构主义的互动论难以充分解释的社会技术系统。事实上,在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研究,以及以萨森为代表的全球都市研究影响下,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成为新研究方向42,并包含三个维度的范式流变。首先,该方向意在打破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突出现代物质文明的政治属性,并揭示社会结构以物质为介质所抵达的再现与重构以及物质体系嵌入在社会过程中的释义弹性;其次,社会技术系统还指向行动者,聚焦机构性行动者、群体性行动者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连接、排斥、互构的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协议、网络结构以及外在形态,并提出诸多行动者通过话语与行动达到再现、扩展、改变既有边界与等级的竞技场意识;最后,社会技术系统的拓扑结构本身携带着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烙印,对构成社会技术系统的诸多行动者具有辩证意义上的限制性与使动性,而非人类行动者在拓扑结构中起到生产性、时空性,乃至结构性作用,由此具有从局部影响全局的行动动机与行动能力。

   在此理论烛照下,新型传播技术体系意味着媒介自身定义发生变化,即从常识意义上透明的“容器”43转变为媒介行动者。无论是将城市视为交流体系的城市传播研究,还是探讨参与政治的平台研究,抑或是构成网络化治理的健康码微观权力44,都指向作为媒介行动者的新型传播技术体系及其通过内外部交互所构成的传播关系。它们既是生成社会连结、支撑流动性权力、整合社会意义、确认意识形态的社会生产领域,又是界定经济关系、社会分工、成本分摊、权益分配的政治经济空间和机构化场域。可以说,广泛的媒介技术介入与全球大变局中的国家社会形态的转变密不可分,是时空秩序重校、经济格局重构、社会政治秩序再表达、文化实践路径新辟,以及社会主体再建构的物质性与过程性本体。

  

   四、三元互构:技术—传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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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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