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社会主义与乡村: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1-07-29 10: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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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  
2012)的要求如出一辙。只是后者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不再是报纸、黑板报,而是媒介融合时代的直播、短视频、微博、微信等。但作为一种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是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读报组的案例中,读报员不能只是宣讲政策和念读新闻,而是要求其能够结合村社中心工作,做到“一读二讲三讨论”,通过介绍相关新闻引导村民们讨论和排查在种子、库房、牲畜、场地等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有问题,则反馈给生产队、生产大队逐项落实(沙垚,2018)。潘祥辉(2019)也提到由于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事实上,一个外来的“新”媒体进入乡村,它不能只是单纯地用来娱乐或传达政策,只有其嵌入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或政治、经济,发挥了帕克所提出的“社会功能”——融入日常生活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胡翼青,2012),参与了社会治理,它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大众的媒介。

   三是乡村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文化宣传事业都归口到农村俱乐部,由它来进行农村文宣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包括广播、报纸、电影、幻灯、黑板报、戏曲等媒介形式,如何互动,如何更好地作用于乡村生产生活。不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政,而是有组织地、系统化地开展工作(沙垚,2019a)。问题在于,一方面,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来看,研究者们似乎更关注作为单体的黑板报、农村广播等,而很少注意到农村俱乐部这样一个组织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从传播实践来看,这种组织化,恰恰是日益空心化、原子化的当代乡村所缺失的。

   四是业余新闻路线。社会主义乡村的新闻路线是业余的,无论是读报组、黑板报、屋顶广播,还是戏曲等,人都是业余的,不是记者、编辑,也不是演员,他们的主业是农业生产劳动,而且识字水平比较有限,常常犯错误,但他们有热情和信念支撑,农民也能理解他们。李海波(2018,p.165)提出,延安时期新闻大众化的“业余路线”,或许可以构成一个他者,一种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历史资源。这就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传播实践的“话语霸权”。借用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说法,这个媒体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想象另外一个世界,“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汪晖,2010,p.51)。因此,我们需要“社会主义乡村传统”这样的“他者”,为我们打开未来新闻传播的新的想象。

   (二) 社会主义乡村与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乡村和传统中国乡村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和农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国寡民,相反,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样化的新闻、文化和宣传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徐勇,2010),换言之,乡村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和互动。

   首先,表现为同时性。通过听广播、看黑板报、参加读报小组、开会等形式,农民们开始放眼全国,主动关心国内外的时事政治,而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他们会把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生产工作建立联系,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等现代媒介帮助农民建构了一种“同时性”,即虽然一个村民不可能认识全国人民,但他大体上知道全国的农民至少都在按照什么样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时间上的一致”使得那些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和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p.26)。村民个体和生活“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乃至某种现代性想象之中”,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同时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蔡翔,2018,pp.59-61)。

   其次,表现为主体性。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国的农民画。“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也有木匠、扎彩匠,以及年过七十的民间剪纸老大娘,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同时也根据伟大和美丽的生活理想和幻想,他们大胆而豪迈地进行创作,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人民日报,1958)。倪伟(2007)由此认为,农民画是“农民自己拿起了画笔来描画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这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在今天并没有式微,比如乡村春晚,就是以农民为主体自编自导的乡村文化传播活动;“耍歪官”“骂社火”等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传统民俗依然绵延至今。

   但与此同时,乡村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文化惯性,在郝瑞看来,民间文化具有自主性的特点(王铭铭,1999,p.414),在威廉斯看来仿佛是一种“永恒”(威廉斯,2013,p.6)。正如那些民间戏曲艺人所理解的,任凭你政权更迭变化,我也只是有戏唱戏,没戏种地。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话语中,他们一边披着毛主席文艺思想宣传队的外衣,一边从事传统戏曲的传播活动。他们一方面,对盛极一时的主流政治话语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的坚持;但另一方面,也并非如印度底层学派所总结出的那样,将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以“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郭于华,2002)的方式进行抗争。

   相反,社会主义乡村在实践中,摩擦、碰撞出了一种新的传统,既能部分地承接国家意志的初衷,又能协调乡土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诉求。这种新传统的实践,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观众和演员、宣传者与被教育者在共享时空和共享身份中践行了中国革命的平等与解放的理想。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实践留下的遗产,成为经过20世纪再生产的新的“农村文化传统”(沙垚、付蔷,2018),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的文化传播实践。

   (三) 社会主义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转型期中国城乡社会出现了全方位的断裂”(张凤兵、乔翠霞,2019),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文化上,很多时候,城市文化处于“霸权地位”(吴翠敏,2014),被视为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乡村文化则日渐处于依附位置。

   蔡翔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倾斜与失衡的城乡关系并非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出现。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物质得到了较大的丰富,但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反而可能动摇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担心的主要问题”(梅斯纳,1992,p.233)。于是,在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焦虑”,或者说“物的焦虑”(蔡翔,2018,p.331),青年一代发现,乡村在文化政治和精神价值层面的优越感似乎正在让位于象征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许多农村青年开始模仿城市的趣味和品味,追求较为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物的焦虑是一种文化领导权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新闻传播和文化宣传的方式在彼时的历史语境下回应和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如何平衡政治目标和现代化目标之间的矛盾,等等,或许可以给今天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当时一个重要的话语策略便是,通过对消费的质疑,来实现对生产的重返,反复强调是生产赋予了消费的合法性。只有在生产性岗位上的认真劳动,才能实现“大者”“远者”的社会主义理想。在此过程中,乡村是生产性的(蔡翔,2018,p.360)。在消费主义再次主导日常生活的当代,重提生产和劳动的重要性,重新搭建劳动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又具有了新的时代意涵和理论价值。

   应该说,从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生产性乡村,乡村始终是作为方法而存在的,可以解决城市,甚至是民族的危机。因此,近年来,赵月枝在受到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和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等论著的启发之后,提出“乡村作为方法”。尤其是,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乡村,将乡村本身作为克服当代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危机的方法。赵月枝认为,乡村不仅可以解决城市人精神层面的乡愁问题,传承农耕文明,还富含着有机性和多样性。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的时候,需要向乡村学习,从乡村共同体中寻找人类发展的另类可能性、寻找幸福生活的坐标、想象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赵月枝,2017)。

   这里并不是从一个机械二元论滑向另一个机械二元论,不是从以城市为标准的问题乡村,变成以乡村为方法的问题城市,而是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中批判性地去讨论和发掘一种弱势的文化和实践资源。以期在社会主义的视野下,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用于当下,实现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做到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播的统一。

  

   三、 结语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对乡村的关注,或者置于新闻史的框架内,去讨论延安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新闻活动;或者置于传播学的框架内,去讨论乡村传播与文化、权力、治理等议题,但两者甚少对话(沙垚,2019b)。因此,至少在乡村研究方面,新闻与传播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可喜的是,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新闻与传播学者对乡村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两者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此为契机,本文提出社会主义与乡村可以作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将历史视为有待开发的、面向未来的资源去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与国家和城市的关系,重新拾起被遗落或被遮蔽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如何重构?最为重要的便是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本文总结提出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四点经验,分别是:人民参与新闻生产、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和业余新闻路线。这些经验,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对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媒体中心主义的当代主流新闻传播学构成建构性的批判,而且可以在现实层面与当代新闻传播实践展开对话,转变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方向,真正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传播学。

   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社会主义乡村的建设,还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都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我们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的语境和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比如社会主义如何借助新闻传播去处理乡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这同样也是当今重要的社会议题。但是对于这样的宏大议题,本文很难展开详尽而全面的论述。因此,对于前者,文章重点强调了一种辩证的视角和实践论的态度,提出社会主义乡村既能保持一定的传统性和独立性,又与现代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一历史经验对重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对于后者,文章讨论了一个具体问题,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如何用文化宣传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理想与物质性焦虑,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办法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性,即回归劳动,以生产的价值去平衡消费的意义。

   阿兰·巴迪欧在1999年底,曾饶有兴致地讨论了公元前400年左右一支古希腊雇佣军的远征,他说“远征是一场自由随意的流浪,那将来会成为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在流浪之前,并不是作为回家之路而存在的”(巴迪欧,2011,p.91)。我们重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当初何尝不是一场“远征”或“流浪”,而今却成为“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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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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