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中国崛起打破三大发展迷思,走向“共同体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21-07-22 17:15:30

进入专题: 中国崛起   共同体主义  

鄢一龙 (进入专栏)  
这与许多西方国家承诺了无数的美好愿景却无法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需要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各部门、各领域综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从而形成一种强大合力,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推动国家发展每五年迈上一个大台阶,几十年积累下来整个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第四,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自由主义假设个体福祉完全取决于其在市场中的成功程度,然而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原子化的劳动者生存处境是异常脆弱的。福利国家为个体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国家保护,但是大部分所谓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并具有严格条件限制。要能够持续提供像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水平较高、普遍可及的福利,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较小的人口规模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三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陷入了财政不堪重负的“福利国家陷阱”。

   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法团国家主义、社会风险保障、社会权利等基本理念,民生国家最根本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也即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大家庭。这就意味着个体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个体自身,也要靠集体、社会、国家来共同分担,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建设者。

   对于弱势群体,福利国家通常花些钱把他们养起来,虽然不愁吃喝但是不会做出贡献,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民生国家所做的是扩大弱势群体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机会和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参与,能发展,能够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掉队,同时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进行兜底保障,从而使得民生政策能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不能完全用市场的逻辑来解决,不能是有钱才能看病、才能养老、才能有房子住,而是要高度去商品化,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共同体逻辑也意味着民生国家的筹资途径要远比福利国家主要依靠税收广泛得多,较大比重的公共资产、社会各方的协同助力都能为民生国家建设提供资源。

   民生国家具有社会保护与经济效率促进的双重功能,能够实现有效率的公平,既保障了个体的民生福祉,也避免了陷入“福利国家陷阱”。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但仍然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地方政府是平台型政府,是做大蛋糕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生产活动的关键环节。政府虽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搭建平台,优化市场生态环境,赋能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推动了中国经济起飞。平台型地方政府正处于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但是传统的招商引资搞园区,而且通过创新孵化平台、产业基金、促进人才要素集聚等途径更加积极主动培育地方产业新优势。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机制。由于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潜在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经济国家到一定发展阶段,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即便是依靠创新创造的新需求空间,也会被新产能迅速填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战争、产业转移、经济虚拟化等途径来解决本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诸多问题。

   中国同样也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但是我们没有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进“新需求管理”。把需求的“三驾马车”,按照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出口与全球潜在需求扩展为“六驾马车”。在这个新的社会总需求框架下,恰恰能够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推动公共投资、公共消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能够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增长,并有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既集中高效,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新路

   在政治道路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政治模式,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新路。

   在西方政治学视野中,中国政治体制经常被贴上“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党国体制”等标签,在这种标签式思维下,中国体制被看成一种过渡型体制,并不断预言,随着私人资本力量成长、市场经济扩张、中产阶级兴起,中国政治体制将难以维持,迟早要崩溃。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事实证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崩溃的并非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本身。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大国竞争的短板,反而是强板,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中国不可战胜的根本性制度优势所在。

   虽然“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分辨率很低,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政治实际运行,但是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始终坚持这种刻舟求剑式思维,将“威权主义”加上了几十个不同的限定语来描述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没能增强其解释力,而只是凸显其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中国政治体制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西方引以为豪的权力分立原则,到了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僵化与低效的症结所在。

   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是分立体制,而是“分工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七权分工”,包括:党中央领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政协协商权,国家监委监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中央军委军事权。正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功能使得中国政治体制是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分工协同,是“有为政府”架构;而美国政治体制基本运行原则是分权制衡,是“有限政府”架构。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表现出更高效率与更高效能。美国选择分立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权力腐化,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权力的滥用,但是它以体制的低效为代价,同时也没能避免一些人利用制度漏洞实施大量“阳光下的腐败”。中国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来避免权力腐化,效率和清廉二者可以兼得。

   中国常被诟病没有竞争性选举。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已经蜕变为“竞争性选秀”,成为国家领导人缺乏专业能力、体制短视、政策反复无常的根源所在。中国政府官员产生的主要方式是逐级竞争性选拔,同时也运用选举、考试等方式。竞争性选拔是基于实际绩效,而不是选举能力,选拔出来的是实干的、具有丰富经验,且受组织监管的领导干部,不是善于作秀的政客。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使得中国的政策具有延续性,避免了竞争性选举体制中不同政党轮流“坐庄”带来的政策不断“翻烧饼”。

   与“威权主义”标签相对应,西方经常说中国没有民主。其实真正了解中国政治运行状况,就知道说中国没有民主,就如同说撒哈拉沙漠没有沙子,《红楼梦》没有写爱情故事一样荒谬。中国式民主不同于以选举为中心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全过程民主、多渠道民主、实质民主。例如对中国决策过程经常贴的一个标签是“碎片化威权主义”,或者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黑箱模式”,这种解释要么张冠李戴,要么不明就里。事实上,中国决策过程就是中国式决策民主的体现。中国形成了“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能够通过民主机制来集中各方智慧制定高质量的政策。

   以五年规划为例,在长达两三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无数人在其中贡献智慧,大量的深入调研、课题研究和反复讨论才最终形成了短短几万字的文本,可谓是一字千金、一字千钧。“集思广益型”决策的参与主体构成了中国的“政策圈”,包括决策层、起草层、参与层三层。党和国家领导人引导规划编制,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决策会议对不同编制环节进行把关,规划编制成立起草组,有关人员负责规划起草,人大、政协等其他国家机关参与调研、提供建议,智库、专家和公众通过不同渠道参与规划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集思广益型”决策是先民主后集中,寓科学于民主的新型决策模式。我们有意识地用传统语言来描绘“集思广益型”决策的五阶段模型。(1)屈群策:在编制政策文本前期动员各方建言献策,这是政策制定前期的“头脑风暴”。(2)集众思:起草组落实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综合各方意见,收集有关信息,起草阶段性政策文本。(3)广征询:阶段性政策文本形成后,向各方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政策草案。(4)合议决:在不同决策层面,通过正式的会议集体商讨决定,形成正式政策文件。(5)告四方:将已经形成的政策文件,向各方传达和贯彻。

   五、“公天下”治理新路

   在治理道路上,中国也超越了西方“善治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治理道路。

   中国治理现代化并非西方化,不是要实现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所谓“善治”。中国的文明基础、基本国情与社会制度都不同于西方,中国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制度、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

   谈善治完全不必言必称西方,以为善治不过是舶来品。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最丰富善治传统的国家,《道德经》就已经提出了“正善治”,诸子百家学说主要都是在谈如何治理好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无数善治的伟大思想与实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传统善治可以概括为“公天下”之治,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而非“私本位”,政权不过是“上天”实行其公意,为天下人治理天下之治具,好的治理就是最大程度体现公共意志,保障公共利益的治理。传统的“公天下”之治包括以下具体内涵:

   其一,“天下为主,君为客”。“尊君以克个体之偏,民本以克君主之私,二者并举以臻于公”。立君是为治天下,君主是国家共同体的代表,而以君主之尊,却要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听为听,以百姓命为命,才能“上下交,其志同也”。

   其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封建郡县之争贯穿中国历史,举其大要,封建“多出于势所不得不然,郡县制乃是长治久安,大公之制,同时郡县亦有其专在上之失”,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是中国传统治理的有效模式。

   其三,选贤举能。中国选贤举能制度源远流长,天下非君主所能独治,而是要与贤能之士共治之,不问出身贵贱,唯德才是举。

   其四,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德礼为治本,而政法为治道之末。

   其五,中国为本,天下为怀。“远近、小大若一”,善治非治一身、一家、一国而是要治天下,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国为本,天下为怀”当恰若一而非一之意。

   “公天下”传统善治对于今天推进治理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善治是将传统治道与现代的治理观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技术有机结合,创造更高水平的善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中国善治可以概括为中国式善治“钻石模型”,包括“先锋性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

   理解中国式善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不能套用西方选举式政党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组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性是实现其组织性功能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式善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先锋党,精英党是在人民之上,而先锋党是在人民之中,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鄢一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崛起   共同体主义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653.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