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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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当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的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当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1.着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多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冯骥才笔下的活生生的故事,给王绍光的如下说法提供了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2.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瞭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识青年和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消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3.中国大陆1994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1989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激起了公愤。"?2?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4.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365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着作。虽然顾准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份子所瞭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370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添加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1)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查找,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2)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哈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3)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3?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4?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 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成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5?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6?。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生成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威,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1949年创建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2.2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Djilas)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 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常规的也相悖。当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7?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常规上看,都是"异端"。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生成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创建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份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8?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份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份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份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9?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添加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10?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产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农民共产党人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法"的影响?11?。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结,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论的所不可缺少的。

  2.3 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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