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启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9 次 更新时间:2007-01-10 01: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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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海内外学人和舆论界中引起了不少疑虑。一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形容词“社会主义”,只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才得以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在理论上成立的,也不会带来实践上好的效果。

  无论明言与否,这种观点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据于主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大致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不成功,因为没有走东欧和前苏联那种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爆炸”道路;另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相当成功,是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渐进主义”道路。这两种评价,在表层上截然相反,但在深层上却一脉相承:它们都接受改革目标就是“市场经济加私有制”,而只在达到这一共同目标的手段上、时间次序上产生分歧。

  发人深思又饶有趣味的是,正当东欧、俄国和中国的一批“新精英”阶层和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言人们将“私有制”奉为新“圣经”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法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但是,从19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1]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件。

  那么,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对中国有何意义呢?显然,常常做横越太平洋旅行的美国经济学家不曾提到这一变革。为什么呢?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比较脱离美国经济的实际,故不了解或看不出美国公司法变革的重大意义;另一种解释,是由克林顿总统三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创始人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他风趣地说,美国经济顾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可用一句话概括:“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Do as we say,not as we do”)[2]。这两种解释究竟何者更接近事实,这里不去管它;我想强调的只是,虽然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对中国介绍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重视、不思考该变革对中国的意义的理由。

  当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颇受斯大林“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即使他们主观上反对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阶段论”的思维方式。例如,前些年颇流行的“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之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现在,不难想象,有人会说:“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美国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中国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学习美国以前的私有制”。对此我只能说,我们即不能照搬美国的过去,也不能照搬美国的现在;但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理论和实践上的变化,认之作为中国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借鉴。

  本文将首先介绍美国公司法变革的著名案例,即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公司法及其引发的全美论战,然后集中讨论公司法变革的经济学和法学背景,以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可能性提供理论启发。

  

  一、“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

  

  美国1980年代兴起了一股公司之间“恶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浪潮。这一浪潮是“公司控制权的市场”(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的集中表现。该市场的运作机制大致如下:恶意收购者高价购买被收购对象公司的股票,然后重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改变公司经营方针,并解雇大量工人。由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股票卖给收购者,他们往往同意“恶意收购者”的计划;如果按照传统的公司法,经理必须、并且仅仅对股东股票价值最大化负责,那么经理就有义务接受“恶意收购”,事实上,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80年代大都发了大财,因为收购者提供的价格一般都在原股票价格的50%到一倍以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贝纳德?#24067;雷克(Bernard Black)生动地说:“本杰明?#23500;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89年断言,死亡和税收是生活中最确定的两件事。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实,即股东从收购中获利。[3]

  但是,这种股东接受“恶意收购”的短期获利行为,往往是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相违背的。一个企业在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的人力资本、供销网络、债务关系等,这些安排如果任意被股东短期获利动机所打断,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史来弗(Andrei Shleifer)和沙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被“恶意收购”的案例做了研究,他们发现,TWA股东收益的增加额是由工人工资的减少额带来的,后者是前者的1.5倍。[4]。也就是说,“恶意收购”只代表财富分配的转移,并不代表新财富的创造。因此,美国工人之反对“恶意收购”,是不难理解的。

  一些高级经理人员也反对“恶意收购”。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前总裁托马斯?#22696;非(Thomas Murphy)在1990年说,“许多所谓‘投资者’,只注意短期投机股票生意,这些人根本不配被称为‘所有者’。”[5]至于受“恶意收购”之害的债权人和被收购公司所在地的社区居民,也有控制“恶意收购”的强烈愿望。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许多州从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经理对比股东更广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从而给予经理拒绝“恶意收购”的法律依据,因为尽管“恶意收购”给股东带来暴利,但却损害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宾夕法尼亚州在公司法上的变革,以其与传统公司法的鲜明区别,引起了全美金融企业界的大论战。

  1989年,为了抗御“恶意收购”,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它包括四条新条款:

  第一,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这是为了对付“恶意收购者”常用的“借钱买公司”(leveraged buyout)策略的。这一条款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则。

  第二,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计划宣告后18个月之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所获的利润。

  第三,成功了的“恶意收购者”必须保证26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

  第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利,而不象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6]

  美国商业界的主要刊物之一《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对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极为不满,认为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董事会和经理对股东的责任”。另一家颇具影响的商业期刊《富布斯》(Forbes)则干脆有了“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Socialism,Pannsylvania-style)一词。[7]虽然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宾州的新公司法仍显示出生命力,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采用了类似宾州的新公司法。宾州新公司法的起草人沃尔曼(Steven Wallman)也被提升为联邦政府证卷委员会成员[8]。在宾州实践的影响下,美国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开展了对新公司法的大量研究,于1995年出版了《所有制与控制权:重新思考21世纪的公司法理》一书,其核心思想是将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9]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由此可见,80年末期以来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和反对“恶意收购”这一实践背景相联系的。但是,公司法的变革,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私有制逻辑的重大突破,因此不可能没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若干新进展。这些进展为突破私有制逻辑提供了管理上的条件。

  

  二、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的矛盾

  

  近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新领域--“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该理论旨在设计有效率的激励机制,以克服代理人的“败德”(moral hazard)问题,从而使代理人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从事“法律与经济”研究的学者[10],很自然地将传统公司法中的股东当做“委托人”,经理和工人当做股东的“代理人”。

  但是,颇有意思的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揭示出不仅“代理人”有“败德”问题,而且“委托人”也有“败德问题”。这一结论是“赫姆斯特姆”(Holmstrom)“不可能性定理”的结果。

  赫姆斯特姆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证明了如下的“不可能性定理”,“纳什平衡”(Nash equilibrium)和“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11]在经济学中,“纳什平衡”是“个人理性”的条件,“帕累托最优”是“集体理性”的条件,而“预算平衡”则指团队的产出将全部被团队成员分享(但不一定每人均等)。因此,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又可被陈述为: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最初,人们认为“赫姆斯特姆定理”可用来支持阿尔钦(A.Alchian)和德姆塞茨(H.Demsetz)的私有制理论。阿氏和德氏认为,一个团队的工人总无法克服“搭便车”(free rider)(偷懒)问题,因此需要在团队之外有一个监督者;而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氏和德氏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使监督者成为团队产出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即所有者。这样一来,“监督者”就有干劲了。“赫姆斯特姆定理”证明了预算平衡的团队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从而可有如下含义:为了同时实现“个人理性”(纳什平衡)和“集体理性”(帕累托最优),必须打破“预算平衡”,即团队成员所得之和要小于团队总产出,而作为“剩余索取者”的所有者恰恰满足了打破“预算平衡”功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对“赫姆斯特姆定理”的似乎有理的解释,却被发现陷入了自身设下的陷井。因为,若设原来有个n个人,那么加上“剩余索取者”之后,我们还可视其全体为一个“n+1”个人组成的团队。而关键在于,对这个“n+1”人的团队而言,“预算平衡”还是存在的(因“剩余”只不过是团队总产出减去成员总所得,现在将“剩余”加上成员总所得还是等于团队总产出),故根据“赫姆斯特姆定理”,这个“n+1”人的团队仍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12]。

  现在,如果我们将“n+1”团队中的“剩余索取者”的“个人理性”解释为“利润最大化”,将“集体理性”解释为“帕累托最优”,我们就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剩余索取者的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剩余索取者”是“委托人”,团队成员是“代理人”,团队成员的“搭便车”行为是一种“败德问题”,则“赫姆斯特姆定理”意味着委托人也存在着败德问题。例如,可以设想,剩余索取者和团队成员订下一个集体合同,规定产量若不到一定数值,整个团队成员不能得到某项收入;但“剩余索取者”却可以“败德”,采用收买团队成员之一的办法,使团队总产出与规定数值相比只差一点,这样他一方面不必按原定额支付收入给团队成员,另一方面又没有重大损失。而一旦“代理人”预见到“委托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设计的任何激励机制,对“代理人”来说,都不会起作用。

  众所周知,“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原则。“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做出选择。显然,“利润最大化”是属于“个人理性”范畴;而“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则属于“集体理性”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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