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环: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目的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6-23 09: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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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环  
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启动政改,但泛民主派不满政府未提出普选时间表,立法会最终否决方案,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原地踏步。

  

   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给出了香港普选的时间表,即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普选产生后,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2010年,曾荫权在第二任特首任期,再次推动政改,以“起锚”为主题,官员多次落区推销政改方案,泛民主派起初拒绝政府原方案,但民主党与中联办官员“破冰”会面,所提改良方案,将5席本身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功能组别议席,改为由全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获中央同意及特区政府采纳,最终“一人两票”的方案于立法会通过,同时增加特首选委人数至1200人,确立区议员成为选委,成为至今唯一一次,成功走过“五步曲”的政制改革。

  

   根据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和予以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正案,2012年选举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的选举委员会共1200人,由四个界别组成,任期五年,2012年第五届立法会共70名议员,其中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各选举产生35名。

  

   2014年左右,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推动政改,期望于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回应社会要求普选行政长官的诉求,确立普选行政长官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如须组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等。

  

   反对派不认可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继续采取街头示威的方式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鼓动市民参与前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发起的“占领中环”行动,最终导致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占领行动。长达79天的“占领中环”不仅造成社会撕裂,而且破坏法治秩序。2015年6月,特区政府按照“831决定”的框架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以8比28的票数被否决。这意味着2017年的特首选委沿用1200名选委的方式选出,香港错失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

  

   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双普选”是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

  

   从以上简单梳理可以看出,香港的“双普选”问题已成社会重要政治议题,每隔几年就会引发讨论,而讨论必然充满争议,社会各方为此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达至最终普选之前,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二)此次选举制度改革对香港政治生态的影响

  

   2021年3月,全国人大决定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完善,这是香港回归后的第四次政改,是由中央主导、自上而下的一次政改。之前的“五步曲”不复存在,且此次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修订后,原附件一、附件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行。

  

   选举制度的改革,表面看是选举方式、选区划分、选民界定等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以期更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并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作出指引。

  

   1、“六四比”不复存在

  

   香港回归以来,在立法会选举中出现“六四比例”,指的是在分区直选中,泛民主派与建制派的得票大体是6:4,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市民对泛民主派政党和建制派政党的认同度,大体也维持6:4,即约六成支持泛民主派,四成支持建制派。这一现象经过媒体的渲染变成关注香港问题的人熟知的“六四比例”,并被视为“六四魔咒”,建制派多年来一直想打破这种现象。2012年的第五届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得票率追至四成五,泛民主派议员的得票率落至五成五,不过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由于激进本土势力的冒起,非建制派的得票率和建制派得票率重回“六四比”。

  

   此次选举制度改革后,直选议席由原来的35席变为20席,直选地区由原来的五区变为十区,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即每区选两名议员,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当选。新选制下,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得票如何还需再观察。不过,以往被视为“民情指数”的这个“四六现象”恐难再现。

  

   需要认识到的是,选票反映的是选民投票时的意愿,受到选举层级(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方式、选举议题和氛围、候选人个体等诸多因素影响,会出现“钟摆效应”“弃保效应”等各种不确定性,所以除了“铁票”外,其余的中间票会有各种不同的组合。而只要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就会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世界上只存在公平或不公平的选举制度,而不存在万无一失的选举制度。

  

  

  

   新的选举制度生效后,包括参选个人或政党、选民、选举管理机构等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一次按照新的选举制度进行的选举不一定能够真实反映各方实力。一般而言,要经过一两次换届之后,参选政党和个人等逐渐瞭解了这一选制的特点,会调整策略,而选民经过一两届的观察,也会更清楚自己需要怎样的民意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大战真正拉开,新的选举制度对参选人和政党以及社会的真实影响会逐渐显现。

  

   2、反对派⑤的三种选择

  

   反对派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的选择,是香港有了国安法之后的选择。脱离2020年中香港国安法实施这一大背景,就无法分析反对派可能的选择。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不仅对“港独”组织和“港独”分子产生震慑效果,而且对传统反对派也产生警示作用。前者中,有的宣布解散组织,有的离开香港;后者中,有的宣布不再参与香港的政治活动,有的公开与“港独”进行切割,还有的身负案子,但以各种方式离开香港。所以,继续留在香港的泛民主派会不会参选?

  

   他们可能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杯葛(boycott,抵制)选举。杯葛意味着不承认现有选举制度的公平,但仍然参与,只是这种“参与”是消极的,旨在突出选举的不公平,如通过选举竞选向公众展示选举不公,故意投白票或鼓动他人投白票来进行“抗争”,全力降低选举结果的权威性等。如果选举中有大量废票出现,或投票率过低,甚至出现废票多于有效票的极端情况,选举结果自然会被认为代表性不足。当然,杯葛选举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可能触犯选举法例,有的可能只能在道德上谴责。

  

   第二种是放弃选举。放弃意味着全面退出议会平台。退出后或转向街头抗争或不再参与香港的社会政治活动。对于个体而言,会有人作出这样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政党或政团而言,全面退出议会平台,或意味着政党(团)的解散,之前在基层的经营和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等全部归零。我们知道,一个政党之所以参加选举,除了理念趋势,还有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支撑,如一个议员可以合法利用政府的资金宣传该党,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市民捐助。如果放弃选举,政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如果完全转向街头,须以和平示威方式来争取民众支持,政党发展同样会受到影响。这是新的选举制度下,反对派政党的“两难难题”。

  

   还有第三种选择,即转化为理性的合资格参选者。本来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做一个合资格的参选者并不难。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也规定了立法会议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客观讲,传统泛民政党也基本做到。然而,近年香港社会出现极端声音,温和泛民从政空间受到激进势力的挤压,为选票计立场也逐渐趋于激进,可以说逐渐偏离参政议政的初心。在香港新的选举制度下,已完成代际更替的传统泛民政党需要回归初心,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找到自身定位。

  

   上述三种选择,从反对派的角度看,无论哪一种都利弊兼有。站在香港政治长远发展角度看,反对派能以第三种方式参与新的选举制度下的“一国两制”实践,不仅是因为反对派背后的泛民支持者同样是香港的持份者,这部分人的利益需要有人代表,而且是重回“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本意,即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发展需要多方参与,中央不搞“清一色”,也乐见出现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政治运转,令“一国两制”稳健前行。

  

   3、建制派的机遇与挑战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建制派同样已完成代际更替,培育不少爱国爱港人才。然而,建制派也始终面临来自社会的检验与质疑,尤其是对于一些建制派人士参政议政能力的质疑。如果说,以前有反对派一些议员“为反对而反对”的对比,建制派议员只要反对反对派的这些做法,就可以赢得道德高地。随着反对派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可能无法在立法会保持“关键少数”议席,加之立法会议事规则的修订,一些反对派再无“表演式议政”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建制派议员的问政水平就“水落石出”,成为选民关注重点。

  

   近期,建制派政党如民建联、工联会等因应新形势作出改变,如民建联提出变革香港的建议,要由以往的参政议政走向参与管治,工联会提出“新时代,新工运”的工作纲领,要争取更多参政机会。可以说,不少建制派政党视此次选举制度的改革为政党发展和培养人才的机遇。然而,能否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身参政议政能力,担当起特区政府与社会民意之间的桥梁,切实服务市民、有建设性地促进特区政府的施政效能,对建制派将是一个考验。

  

   建制派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来自内部。与反对派的光谱虽然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理念上大致接近不同,建制派内的政党如工联会和自由党,在政治理念上差别极大,甚至在一些议题上观点会截然相反。这样的情况是香港的社会现实,也是建制派的难题。在对反对派讲了多年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后,面对新的情况,建制派内部如何实践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需要智慧、更需要从香港整体发展利益出发的无私,在公正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更公正的社会。

  

4、香港社会的整体转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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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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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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