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6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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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各种主张、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无骄傲地认为,在他们之前,中国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有,也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插班生”,因为那些“插班生”只会从“政治和文化角度”谈自由主义,而不会从“经济角度”谈自由主义,不懂得财产私有、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根本,那么,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真的懂市场经济吗?这其实正是可疑之处。例如他们一般地说,市场经济可以代替和摧垮一个全能的政治社会。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苏联、东亚和拉美这些迅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地区,市场社会助长了一个权钱交易的社会,这项交易——权钱交易,被历史证明是市场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则的大买卖。在那些地方,市场摧毁的从来不是全能的政治社会,它摧毁的只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种类似于“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式的知识分子和无数奉行明哲保身主义的冷漠大众。自由主义的先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物的人,不能叫公民。”由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当代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都算不上。?

  实际上,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仅仅是在名义上、形式上独立公正的国家在面对强势的经济和弱势的群体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样美丽的空话还不如不说。马克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受社会公意制约,可以独自为社会立法的,具有“自组织性”和控制社会能力的所谓“市民社会”。?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从政治的、文化的、公众参与的——一言以蔽之——从民主的角度谈自由主义是肤浅的,只有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才是一个公正、自由、合理的制度的真正基础。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看作一个经济决定论思想的人们忘了,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经济学说,它同样是一种政治学说和通过政治竞争达到民主的方案。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是通向民主的途径。由于从“混合型民主”思想中汲取了在政府、市民社会、人民大众之间“分权”的互相制约互相竞争的思想,自由主义曾经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由于职业政客和政党的作用膨胀,代议制的弊端造成的人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经济力量对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干预操纵,消极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越来越面临危机。

  在当今世界,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竞争不可能公开公正。而市场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分配的不合理说明市场竞争也离公正差得更远。但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拒绝回答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漠,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大众在一个互相竞争的“混合政治”中扮演一个有竞争力的角色。像他们自招的,他们只喜欢从经济角度谈自由,刻意地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开来。就是在经济领域内,他们也不谈民主,或者说,不从民主角度谈经济和谈经济民主。难怪他们今天连“真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愿谈。他们好像不懂得,民主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自由主义不过是实现民主的一个方案,古典自由主义甚至是在实现民主方面不太成功的一个方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为了回应古典民主(在西方就是希腊民主)的欲求。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片面地理解自由主义,鼓吹“补上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课”,另一方面,则攻击古典民主制度,同时无视自由主义的当代自我反思和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眼里,人类历史仿佛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历史,是那种自由主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史,而不是民主的历史,不是民主的力量一次次被压抑、被扭曲的斗争的历史。?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统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见解即使仅从理论上看也是很成问题的。毫无疑问,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划出一个界限,这的确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明。但是,却没有一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加分析地像他们鲁莽的当代中国传人那样肯定地说,相对于政治这个“强制”的领域来说,经济领域是完全“自由”的、“公正”的、非“强制”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真义毋宁是:对私人领域不能进行强制和侵犯。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看到经济和市场成为对私人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和基本人权进行如此控制、强制和侵犯的力量的话;如果他看到这个市场使人“自愿”卖身、“自愿”欺诈、“自愿”辍学、“自愿”当奴隶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像要求对政治领域进行限制一样,立即主张对无限扩张的经济领域进行限制。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真义就是主张必须对那种全能的社会控制力量进行限制,这是由他们的民主追求所决定的,也是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具有活力和战斗力的原因。

  实际上,稍对自由主义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即使是功利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曾经为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设计提供了依据。而今天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留的实际上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词句,丧失的却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争精神。他们虽然声称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最多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些力图用十八世纪的头脑来思考二十世纪问题的智叟罢了。由于姿态化和简单化,某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称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真传的人走得离现实世界的确太远了。毫无疑问,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仅仅是表达了对官僚制国家和国家专制的不信任。他们只是在国家干涉经济事物方面划出了一个限制。他们既不敢,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动用国家权力,以法律和立法的名义,捍卫“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唯一合法性,同时压抑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和组织形式的存在。但是,在当代新右派或保守的自由主义那里,国家一方面要弱,要单纯地为经济活动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要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压抑那些对恶性经济活动构成压力的组织和声音。当代新右派自由主义所谓的“最低限度的国家”概念,实际上是与某种强烈的干预思想相联系的,这种干预就是要抑制那些向所谓“自由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挑战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必然是强制性的或强力国家。新右派已经把国家当作了经济利益集团的统治工具。这些人的确是要歪曲和限制国家,但是,他们限制的是对国家的民主性的理解和运用,并以这样的方式促进他们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大业。

  因此,需要问的是:当前企业集团化以及垄断化的趋势,是否意味着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的集中会不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如果自由主义还承认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认为市场不会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否应该对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怎样限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于声称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就是民主的终结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们不是自己声称是“民主的斗士”吗?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赞成参与,赞扬机会的均等吗?可是他们在面对现代社会最大的集权——经济霸权时又是怎么说的呢?在当代世界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重建集权政治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保护少数人”和“防止多数人专制”是自由主义的口头禅。但是,他们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问一问:这种说法是谁,为什么提出来的?它为现实政治的哪一方服务?无庸讳言,今天主张补古典自由主义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更多地是在重复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论,但是,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哈耶克对“经济人”的批判,没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论的困境,即使抛开哈耶克的理论自身的问题不谈,在现实运用方面,尤其必须慎重。在这方面,当代俄罗斯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教训。首先,哈耶克的理论是一种为了纠治西方福利国家制度之偏而设计的。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文革”中国,都不能算是“福利国家”,计划经济和国家官僚制度不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前一个制度里,广大人民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多少“福利”。斯大林主义制度也不能被看作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判然分明的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在那里,国家官僚抽取剩余价值,控制资本积累,剥夺国家企业,履行着有产者担任的角色——只不过是以匿名的方式。在这样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描述的“福利国家”所出现的“多数人专制”对自由造成的威胁,因为专制的还是少数人——无论是以人民的名义还是以公共国家的名义。

  由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多数人专制”威胁自由的恐惧自何而来是要再分析的。反过来说,市场对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吗?哈耶克起码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只有广大人民对政治事物和公共事物的参与,只有保证公民权和国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约少数人专制。这个问题是哈耶克不愿面对的。实际上,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对少数人专制形成制约。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价值,剥削国家企业,控制资本积累的官僚,可以通过市场化重新使统治更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们通过资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义与跨国公司携手,与世界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己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而把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和人口边缘化为“非洲”。而通过将国家机构和企业公司化、市场化,他们则巧妙地使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转化更加合法化。与哈耶克估计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在这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化,使权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来,其结果是:腐败盛行,贪污合法化,金融投机和生产徘徊不前,人民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漠。

  当“自由主义者”暗含着对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否定,表达他们对于“多数人专制”的恐惧时,他们没有拿出过哪怕是一件严肃的事实分析作为自己学术论争的依据,以说明人类现代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多数人专制”。就是在他们可能举出的唯一的例子里,他们自己不是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独裁”而不是“人民民主”吗?实际上,自由主义通过把社会简化为政府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把政治简化为政府行为——他们通过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把人民从政治活动中开除出去,另一方面,使掌握着投资和生产资料的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政府和政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就不再是人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形成的公共领域,不再是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利益集团讨论、竞争和表达自己声音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在社会的有机联系和利益分歧中思想的,具有总体眼光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再是穿行于不同利益阻隔之间的,为弱势群体争取发言权的“文化游击队”,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依附于政府和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的“有专业知识的管理者”。毫无疑问,根据“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这些“有专业知识的管理者”将会使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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