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 柳渝:中国传统逻辑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中西文化互补研究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 次 更新时间:2021-04-25 11:47:10

进入专题: 符号学   公孙龙子  

周剑铭   柳渝  

  

   摘要: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揭示了字母“符号”的“声响”在语言表达功能上的内在结构性,但把表意的汉字排除在外。中国传统学术理论中没有语法语言学和逻辑学,公孙龙子在“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中运用的中文古文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的内在结构性,包含有一般表意的语言学和中国传统逻辑实质的语言逻辑学上的深刻思想,通过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核心概念“所指”“能指”的参照性研究,不仅可以补充现代语言符号学应包含的缺失内容和克服一些困难的语言问题,也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互补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研究方向。

  

   目录

   一,洗枉历史  

   二,“符号”、“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概念

   三,“指非指”:“意指”与“所指”

   四, “能指”:“白马”与马“形”

   五,公孙龙子与现代语言文字符号学

   六,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互补的中西文化和学术思想

  

  

   在不确定性问题(NP)研究中,借助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案例,我们揭示了P vs.NP(“千禧年难题”)中存在的概念混淆和层次混乱的问题,从人们很容易接受对“白马非马”的集合论解释这一点看,集合论本身所包含的高于数学和逻辑学的工具本质性是应当受到理论上的充分重视的,实际上,数学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数理逻辑的基本理论以及集合论自身存在的困难问题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仅仅单方面沿着“工具理性”的西方学术思想或“大象无形”的中国传统逻辑都不足以胜任这种深层与复杂性交织的困难课题,我们认为,语言逻辑学可以在形式逻辑与中国传统逻辑之间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由于逻辑学与集合论的关系一直深藏在逻辑学和集合论二者自身的本质困难中,在西方哲学和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更深发掘也一直几无进展,因此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发掘公孙龙子中更丰富的语言逻辑学上的内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前沿。

  

   一,洗枉历史  

  

   公孙龙(Kung-sun Lung, Kung-Sun-Lung Tzu,前320年-前250年),中国战国时期赵国人,诸子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公孙龙子》虽不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所接受,但从未被抹煞,一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明灭不熄。

  

   《庄子·天下篇》称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荀子·正名篇》称其“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邹衍(《资治通鉴》周纪·周纪三)认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现代人虽然可以从集合论的观点接受“白马非马”,但无法接受“白马非马”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大多数人仍认为公孙龙是一个诡辩家。

  

   西方逻辑学的核心形式是重言形式(Tautology永真式),只能说“马是马”、“白马是白马”,形式逻辑的体系无法接受“马不是马”或“白马不是白马”这样的矛盾式,但公孙龙代表论点“白马非马”却不是矛盾命题。另一面,在日常语言中,“白马是马”是自然的,无法接受“白马非马”,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公孙龙的学说是诡辩,一方面不能否定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立论,只能说他“能胜人之口”,但“不能服人之心”,由于日常生活不需要严格的逻辑,人们说公孙龙是诡辩只是说他不应当把人们的日常语言变成名学(“以名乱实”)。普通人无法跟随公孙龙的严格的逻辑思想,但不得不承认他“能胜人之口”,以今天的方式说,就是从逻辑上无可辩驳,所以他的“错”在不应当以日常语言“白马是马”另说(今天才有的)超越普通语言逻辑的“白马非马”,因此是“易人之意”,就是说公孙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钻了人们的思想空子,所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诡辩”,而不是逻辑性质上的诡辩,因此说公孙龙是“诡辩”,其实是一般人在读公孙龙子时发生了语言逻辑学上的混淆和混乱而不自觉。所以,今天与其说为公孙龙作历史洗枉,倒不如说为不理解他的人或学术思想作历史洗冤。

  

   从现代人的知识水平上看,用集合论的观点分析“白马非马”一点也不困难,“白马”与“马”是母、子集合关系,因此“白马非马”是可以成立的,但仍然无法在常识和逻辑学上接受“白马非马”,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可以被形式化的方式化解,但自然语言的直觉性、经验性却被舍弃,符号化的西方形式逻辑与基于中文自然语言的中国传统逻辑之间难以克服重洋远隔。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可以在语言符号学这个更基本的领域中发掘基于语言的内在性逻辑性质,以语言逻辑学这样的研究平台发展符号化的形式逻辑与大象无形的中国传统逻辑学之间的超层次关系研究。

  

   我们一直重视中西互补的学术发展道路,本文就公孙龙子中所隐含的现代西方语言符号学理论中的“意指”、“所指”、“能指”的内在性关系与意义作一个概述性探讨,以揭示与这些案例分析相关的更深刻、更复杂、更广泛的问题。

  

   二,“符号”、“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概念

  

   与“信息”这个概念一样,“符号”这个概念也是很难定义的,但这也正是其本质的基本性的表现。像“比特”这样本质性的符号,从图灵机到人工智能,无处不看到它们的身影却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定义。

  

   在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 – 1914)、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等现代学者的努力下,现象学背景的语言符号学(linguistic semiotics)成为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重要发展领域,语言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方向在语言学、哲学、文化符号学等领域中一度得到强烈的反响,但与基于符号的逻辑学却很隔膜。

  

   西方语言符号学的主要对象是表音的字母语言,索绪尔就是在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个术语的: “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2)。

  

   由于索绪尔所揭示的语言的内在性结构的视角,索绪尔忽视符号在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连接关系:“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记,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1)。

  

   这样索绪尔就把语言符号作为表达事物的概念(作为概念指向概念的对象)改变为指向空洞的概念自身,比如horse

   这个符号并不表达马这个概念(指向马的本质或实体),而只是“马”这个的概念的名称,作为马这个概念的名称horse(“所指”)与表达这个概念的内在“音响形象”(能指)相对应。而“符号”就被用作一个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内容的统一体:“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2)就是说,索绪尔实际上以“符号”的表征性代替了通常用法中作“概念”的语法意义(指向概念的对象)和“概念”的自身(作为概念自身的名称的符号)的双重用法。(特别注意,这一点对“概念”这个书写符号和它的语义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建立在表音字母符号的基础上,字母符号首先是直接以声音传达的,但索绪尔并不关心符号的物理声音,“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165)表达内心“音响形象”的“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 )就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所以他放弃以表音字母的“符号”的听觉印象:“我们是希望称整体为符号,还是听觉印象本身可被称作符号。(这是个我决断不了的问题)。”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6)这样索绪尔就把一个指向空洞概念的“所指”与“能指”相对应而成为具有现象学背景的结构语言学的“符号”理论。“所指”与“能指”就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和这个概念表达的(内在性)内容的相对性而成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的,这无论在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理论上都是一种深层的发掘。“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 )和所指(sigifiē, Signified)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范式概念。

  

   在自然情况下,符号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与这个符号发音的物理的声音是一致,但索绪尔不取物理的声音,所以符号只在字母形态上成为一个名称,但与一个具体名称和所名之实物之间的指代关系不同,在语言学的一般意义上,名称指向这个名称代表的意义——概念。比如符号horse就是马这个概念的名字,这就是索绪尔的“所指”。

  

   作为概念的名字的声音是与物质声音相对应的,这就是内心的声音,但索绪尔却不把内心的声音与作为概念的名称(符号的声音)相对应,而是把内心的声音看作“音响形象”与符号的字母形态相对应,这种对应才是“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语言符号学上的统一物——“符号”。

  

   索绪尔的“音响形象”其实是一个哲学现象学意义上的概念,现象学专业之外是很难把握的。索绪尔这样就以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的两重“形象”(作为名称的字符形象而不是名称的物理声音,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声音)取代了通常的符号是“概念”的名称(符号形态与物理声音自然一致,符号形态与物理声音共同作为概念的名称指向概念的内容或对象),这样的大挪移办法就把“符号”作为一个语言学的特殊“概念”从作为哲学意义的“概念”的一般用法完全剥离出来。这在语言学上是一大突破,但在语言学自身的基础理论认识论和哲学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三,“指非指”:“意指”与“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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