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政治学本土化,时也,势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21-04-11 10: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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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但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群众路线则要求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底层民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我曾试图寻找西方有没有群众路线的痕迹,结果只找到两个例子。一是美国有位国会议员在无家可归者收留所待过一夜,让她感触良多;二是香港有位立法会成员到贫民窟(制房)做过一次清洁,让他终生难忘。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西方体制下决策者深入群众的例子。他们的所谓“选民接触”(Constituent Engagement)多为争取选票的配套动作。而在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是所有决策者的基本功,是贯彻执行了几十年的优良传统。[14]例如,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到中国最穷的24个贫困村去进行过调研;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每个月都会至少外出一次,到中国各地进行考察调研,更不要提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290万名驻村干部!

   中国与西方的政策形成过程也很不一样。西方基本上是立法先行,由议会、国会通过一个法律,然后由下面去贯彻执行;而我们的政策过程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往往从执行开始,由各地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同样问题的不同方式,或有组织地进行试验(试点)。在实践与试验中获取解决问题的经验后,也许会先形成地方性、部门性试行条例,然后在进一步实践、试验中将其逐步完善,变为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国务院行政法规,最后才会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整个过程与西方几乎正好相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十分重视“试点”“抓点带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还是一直这么做,从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到2019年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再比如在决策机制方面,西方强调“制衡”,我们强调“磨合”;西方决策机制中设置了很多“否决点”(Veto points),我们的决策机制中更多的是“磨合点”;西方通常采用多数决(Majority rule),我们一般使用共识决(Consensus decision-making)。“磨合”这个词很具中国特色,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词,但想找到一个对应的、适用场景同样广泛的英文词不太容易。[15]

   以上只是过去十年来我在尝试政治学本土化方面一些粗浅的心得。如果深入、系统地进一步发掘的话,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民主理论、政策形成理论、决策过程理论。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有其他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大家一起探索,把政治学本土化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我们的美国同行学习,因为他们非常勇于而且也比较善于把本国独特的东西,提升至一般的、甚至普世的高度,加以理论化。而我们有些学者则往往比较谦卑,遇到我们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以为它们不值一提,无需理论化,甚至自觉形秽、自叹不如。其实,作为有长达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治国理政的经验比美国的经验更具普适性,非常值得认真地进行理论总结。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我们要让自己的眼光更敏锐,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独特,看到自己的优势,将我们的政治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注释:

   [1] 文章收入会议论文集时,标题有所改动,见王绍光:《西方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华人社会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第21-55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 No. 6 , 1996.

   [3]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 辜鸿铭:《〈论语〉英译》,《辜鸿铭文集》下卷,第354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5] (魏)何晏集解,(宋)邢馬疏(梁运华整理):《论语注疏》,第11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6] 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53页,中国人民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

   [7]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陈序经文集》,第15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376、50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 何春中:《楼宇烈:中国文化,不能再“失魂落魄”》,《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21日。

   [10]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5-22页,1997年第3期。

   [11] 韩振峰:《“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光明日报》,2017年10月31日。

   [12] 鲁问学:《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经济导刊》,2018年第6期。

   [13] 王绍光:《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 王绍光:《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 主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绍光、鄢一龙:《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王绍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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