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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的政策形成过程也很不一样。西方基本上是立法先行，由议会、国会通过一个法律，然后由下面去贯彻执行；而我们的政策过程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往往从执行开始，由各地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同样问题的不同方式，或有组织地进行试验（试点）。在实践与试验中获取解决问题的经验后，也许会先形成地方性、部门性试行条例，然后在进一步实践、试验中将其逐步完善，变为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国务院行政法规，最后才会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整个过程与西方几乎正好相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十分重视“试点”“抓点带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还是一直这么做，从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到2019年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再比如在决策机制方面，西方强调“制衡”，我们强调“磨合”；西方决策机制中设置了很多“否决点”（Veto points），我们的决策机制中更多的是“磨合点”；西方通常采用多数决（Majority rule），我们一般使用共识决（Consensus decision-making）。“磨合”这个词很具中国特色，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词，但想找到一个对应的、适用场景同样广泛的英文词不太容易。[15]
以上只是过去十年来我在尝试政治学本土化方面一些粗浅的心得。如果深入、系统地进一步发掘的话，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民主理论、政策形成理论、决策过程理论。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有其他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大家一起探索，把政治学本土化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我们的美国同行学习，因为他们非常勇于而且也比较善于把本国独特的东西，提升至一般的、甚至普世的高度，加以理论化。而我们有些学者则往往比较谦卑，遇到我们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以为它们不值一提，无需理论化，甚至自觉形秽、自叹不如。其实，作为有长达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治国理政的经验比美国的经验更具普适性，非常值得认真地进行理论总结。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我们要让自己的眼光更敏锐，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独特，看到自己的优势，将我们的政治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注释：
[1] 文章收入会议论文集时，标题有所改动，见王绍光：《西方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华人社会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第21-55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 No. 6 , 1996.
[3]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 辜鸿铭：《〈论语〉英译》，《辜鸿铭文集》下卷，第354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5] （魏）何晏集解，（宋）邢馬疏（梁运华整理）：《论语注疏》，第11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6] 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53页，中国人民大学岀版社，2007年版。
[7]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陈序经文集》，第15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376、50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 何春中：《楼宇烈：中国文化，不能再“失魂落魄”》，《中国青年报），2017年4月21日。
[10]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5-22页，1997年第3期。
[11] 韩振峰：《“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光明日报》，2017年10月31日。
[12] 鲁问学：《王绍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派”》，《经济导刊》，2018年第6期。
[13] 王绍光：《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 王绍光：《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 主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绍光、鄢一龙：《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王绍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