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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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

   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波爱修斯两个年纪很轻的儿子早早封为罗马执政官。罗马遗老和哥特新贵常闹争端,当罗马贵族告发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了罗马人的产业,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强令侄子退还。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2万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带着愤怒的心情维持着和平和纪律”[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5页。]。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维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宏伟的城市,优雅的元老,盛大的节日,虔诚的宗教。

   英国史家吉本说,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全可以进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说的容易。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矛盾先从宗教开始。狄奥多里克宽容罗马教会,但罗马教会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了,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有学者对波爱修斯之死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波爱修斯之死并非由于东哥特统治者与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或者出于基督教正统与阿里乌斯异端之间的宗教矛盾,而是源于他本人在罗马元老院和东哥特宫廷中的诸多政敌的陷害。参见: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

   吉本总结说,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远不能得到罗马人的认同,“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参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6页。]。

   此时,狄奥多里克已至暮年。他发现,“他毕生为罗马人民辛劳付出,得到的却只有仇恨;他为这种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他因此性情大变。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却下令剥夺罗马居民的所有武器,只许留一把家用的小刀;一向光明磊落的他,此刻却授意告密者在揭发罗马元老时将波爱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宽容的他,准备禁止基督教的活动。]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波爱修斯刑前身披枷锁,在塔牢中写出了《哲学的慰藉》。这本书成为了中世纪学子们的必读书。处死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苦,很快也病死了,死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

   狄奥多里克死后第十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端的热忱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一方面,拜占庭教会同声发布了一项消灭阿里乌斯派的敕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黄金主动向波斯求和,稳住东方,腾出手来西征。535年,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战争,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3)罗马抛弃罗马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意料。

   当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西罗马的贵族与百姓纷纷里应外合。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

   而西罗马人对“王师”的热情却没维持多久。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先是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后是为缺少粮食而咒骂东罗马军队[拜占庭史家普洛柯比写道,“罗马民众完全不习惯于战争和围城的苦难。因此,当他们开始因不能沐浴和缺少粮食而感到苦恼,发现他们自己为了保卫城墙不得不放弃睡眠……他们开始感到不满和气愤,……于是他们自己集合成群,公开地咒骂贝利撒留。”参见: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6页。]。贝利撒留给查士丁尼皇帝写信说,“虽然目前罗马人对我们是友好的,但如果他们的困苦处境持续下去,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参见: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0页。]。

   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开锁,虚掩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但阴谋泄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任西罗马人,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经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

   这“一迎一拒”的转变,前后仅四个月。

   抛弃拜占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平民。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西罗马人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正如学者赫尔穆特?海米茨指出,“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参见:赫尔穆特·海米茨著,刘寅译,《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载于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西罗马人反对东罗马人也有理由,因为拜占庭毫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接替贝利撒留的将军纳尔西斯却建立了军政府,实行了15年的掠夺性税收。拜占庭税吏号称“亚历山大剪刀”,因为每笔税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据为己有,这激起了税吏们搜刮殆尽的狂热动力[“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对于他所能课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负担能力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限制了。甚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窃取。”参见: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5页。]。私人从国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从马其顿帝国到罗马的一贯恶政,拜占庭又将其变成国家行为。同时,拜占庭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终结。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4)中华选择中华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中国有两对人物。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先说第一对。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当时东晋也一度北伐,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天下名士对他期许甚高。王猛见了他,双方互摸了下底。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绝了。拒绝的第一个原因是桓温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统”。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统一天下之真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参见:《晋书·王猛传》。]。

   王猛选择了苻坚。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他一个氐族人,一生不论顺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偏要冒险南伐东晋,他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天命”[“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东晋明明有能力,却从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论,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绝桓温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理想不一样。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滞,显贤才,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参见:《晋书·苻坚载记》。]。东晋“天下户口半数入门阀”,而苻坚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胡人种落[参见:《晋书·苻坚载记》。]。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而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找的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再说第二对。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精通玄象阴阳,又长于计谋,自比张良。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参见:《魏书·世祖纪下》。]。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甚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在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鲜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伦理观,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于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密谋投宋——因为崔浩家族太庞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参见:《魏书·崔浩传》。]

   汉人与鲜卑的融合会因为崔浩之狱而骤然中止吗?鲜卑人和汉人的故事,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各个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当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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