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重建道统,传承学统——道统、学统及其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4: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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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导读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中国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政统断裂,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纲常堕毁,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走上了西化的道路。

   如钱穆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孔家店中之伙计,即本文所谓社会下层之士。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及可谓之全盘西化矣。”全盘西化的岂止是政统、道统,学统也是这样。“学绝道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无法得以体现。

   自清末废除科举与民国初年废除读经,儒学从传统社会的主流地位被边缘化已经上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全面涌入取代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现代中国学者在放弃了中国古代学术“学统”之后,由于也没能真正接受西方现代“学统”,而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学统”,他们的学术事业很可能会沦落为没有普遍、永恒的价值基础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即:易言之,现代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结果是“邯郸学步”,没有能真正建立自己的“学统”,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一百多年的旋涡流转,在20世纪末,21世纪逐渐沉淀澄清,使的中国人头脑也逐渐恢复清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整理思绪,梳理历史,寻找中国人自己的位置。

  

   一、道统

   道统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统是指中华道统,“在中国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以儒家道统及其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吸取了中国文化各家道论及佛教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有关思想、贯通古今包含甚广、广泛影响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道的理论和道的传授形式及其发展演变的思想体系。”

   狭义的道统就是指儒家道统,即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广义的中华道统包含了儒家的道统学说,以之为主导;狭义的儒家道统居中华道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华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神圣。古代文献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记载,如《左传》、《国语》、《庄子》、《易传》、《荀子》、《淮南子》、《礼记》、《白虎通义》、《汉书》等都有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使战国以来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三皇五帝的治术各不相同,但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易传·系辞下》就提出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脉相传的“五帝系统”。

   尧是传说中的一位圣王,史称唐尧。据说他曾制定过历法,并命羲氏、和氏以历法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以确定农业播种的季节。他在位时,君位实行禅让制,而不是那种父死子承的世袭制。故而他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察,然后将君位传给了他,结果天下大治。在尧帝告诫舜帝的话中,有“允执其中”的话。所谓允执其中,也就是忠实地坚持中庸之道。《尚书?尧典》之中通过并借助于描画帝尧放勋个人丰功伟绩的形式来具体展现唐尧之道:“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子要对其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舜史称虞舜,出身田间,孟子说他与草木土石打交道,与猪、鹿等动物相追逐。虞舜承唐尧“允执厥中”之道,“慎徽五典”,“克从”(《尚书?舜典》),“无违教也”(《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五典”之道,盖即亲亲尊尊之道。与此同时,他又与时俱化、推陈出新,行“五常之教”。如他曾针对当时社会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乃令于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曾针对当时社会的“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乃令皋陶说:“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尚书?舜典》)。这里的“五典”“五品”“五教”,一般认为,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帝”,其根本就在于他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被尧帝所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

   舜小时候父亲与后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待他不好,但他信守孝悌之道,20岁时就因孝悌之道而闻名于天下。在众人举荐和尧的选拔下,他做了尧的继承人。继位后,他遍访四方,选贤进才,使天下大治。因此,尧舜之道的核心内涵便在于“孝悌之道”。

   禹史称夏禹。在古籍和传说中,他的治水事迹十分动人。《尚书·益稷》称:禹娶涂山氏女,结婚后生子启,“启呱呱而泣”,禹顾不得照抚幼子,径自治水而去。《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韩非子·五蠹》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夏禹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传说他还划分天下为九州,为大一同的中华国家奠定了基础。禹以勤勉诚实著称于世,孔子对他极为称颂:“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效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汤史称商汤,是商族的领袖。夏朝末年,商族逐渐强大,眼见夏桀暴虐,失去民心,汤决心灭夏。桀担心汤势力壮大而威胁自己,便将汤召入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又送桀以重金,并贿赂桀的亲信,使汤获释归商。伊尹相传出身于奴隶。汤发现伊尹精通治国之术,就起用了他并授以国政。在他的策划下,汤积极筹备灭夏。后经历了10多次战争,夏终于被汤灭亡。又据《吕氏春秋》记载:“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总之,汤反对暴政,任用贤能,施行仁义,也是尧舜以来道统的重要环节。

   文王,姓姬名昌。文王继位时,周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大,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有“文王以百里”的说法。文王采取有力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周原地区在文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文王还能够以照顾鳏、寡、孤、独等措施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文王在远近方国部落中拥有很高威望,相传虞芮两国争讼,求周评判,见周人在文王率领下“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自觉惭愧,遂相让而去,于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诗经·绵》毛传)。为了抑制周的影响扩展,商纣王曾经囚文王于羑里。文王的谋臣闳夭等人献美女、文马等物于纣,文王才得获释。

   周文王实行仁政德治,是对尧舜王道之治的继承,史称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国语·周语下》),“文王以文治”(《礼记·祭法》),“(文王)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少闲》)皆谓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新出上博简《容成氏》第48-49号简也记载,“文王时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后来儒家对文王非常敬慕,孔子赞扬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辅佐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营建东都洛邑,创立礼乐制度,奠定了周代国家的基础。周公为政的主要政绩有两项,一是制礼作乐,创立礼乐制度。二是完善了宗法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复杂但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体系。

   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周礼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亲亲和尊尊上,植根于血缘基础的亲亲与维护宗法等级的尊尊是相互依存的。

   孔孟儒家从亲亲中推导出仁来,从尊尊中发展出义来。所以孔子特别崇奉周公,崇尚周礼。他要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建西周礼乐制度,以恢复西周那样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为己任,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后来,他深为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周公的思想自成体系,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惯、舆论等各个方面,上绍尧、舜、禹、文、武之绪,下启孔孟儒术之运,承前启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与周礼一起共同构成周公之道,对儒家学说及道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道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后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几乎无不将其视为宝库,言必称周公。

   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把礼乐文化观念化,对当时读书相礼的儒者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的品质,揭示礼乐文化精神内涵和人性本质,同时欲以礼乐来平治天下,这样就创立了儒家学派。

   这正如冯友兰所说:“后来的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礼乐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的局面,他不同于其它“儒”,他不满足于对礼乐知识的掌握和以此谋生。在他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他要在把握礼乐的一般知识和具体仪节的基础上,了解礼乐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他曾很自信的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八佾》)更重要的,他要探求礼和乐中“一以贯之”的“道”。这成为他终生奋斗追求的目标,“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对礼乐之道的追求就是对礼乐作为一种复合性文化实体进行解析,使之观念化、理性化、人性化。

   这样,他就超越了当时一般的“儒”,他不但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且编撰了被后人尊为经典的《诗》、《书》、《乐》、《礼》、《易》和《春秋》。对此,戴震曾经说过:“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孟子字义疏证·序》)

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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