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国之忧患与地缘政治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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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摘要:地理学这门学科在我国教育体制的现行学科分类中属于理科(自然科学),但地理学在诞生之时就具有政治性质,与国家的生存忧患紧密相关。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地缘政治”这个语词也随之成为学界和传媒中的时髦用语。可是,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意识的基础在我国的教育建制中迄今仍然处于身份不明的位置。从政治史的角度讲,如果我国学界没有自己的世界历史地理学,那么,我们的地缘政治意识难免平泛和空洞。

  

   按我国教育体制的现行学科分类,地理学在高中阶段属于文科,到大学阶段就转到了理科,属于自然科学。按照常识性的理解,理科或自然科学旨在探究超逾政治和历史的自然理则,倘若如此,人们难免会感到费解:作为一级学科的地理学为何包含“人文地理学”这个分支,而政治地理学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

   政治地理学被划归为理科或自然科学仅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不大对劲。地理学和天象学一样,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科学,但这两门科学自古就与政治和历史紧密相关,而非仅仅与自然相关。事实上,在如今我国的人文科学建制中,地理学并非没有自己的位置:史学中的“历史地理”专业算得上史学中的基础性学科。严格来讲,历史地理学就是政治地理学,或者说,政治地理学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的史学或政治学的从业者究竟有多少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知识,迄今还是个未知数。

   不仅如此,我国史学建制中的“历史地理”属于中国史门类中的一个专业,即以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为研究对象,并不涉及世界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但在我国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建制中,人们又找不到世界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位置。

   笔者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事实上,“地缘政治”这个语词如今正在成为学界的时髦用语。倘若如此,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地缘政治意识有足够的世界历史地理学知识的支撑吗?

  

   一

  

   费尔格里夫(1870 - 1953)是英格兰的一位中学教师(教数学和地理),受麦金德(1861-1947)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激发,[2]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1915)发表了一部供中学生阅读的世界政治地理读本《地理与世界霸权》,随即走红。费尔格里夫的意图既简单又明确,即把麦金德的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政治地理观变成中学生也能了解的常识。麦金德是专业地理学家,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则堪称现代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不过,直到今天,《地理与世界霸权》的重印数量远远超过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豪斯霍弗(1869 - 1946)是德国职业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山炮旅参谋长做到旅长,战后进入学术界时已经年过5旬。1925年,他出版了在今天看来颇具前瞻性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3] 由他妻子翻译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也在同年问世。豪斯霍弗亲自撰写德文版“引言”,称赞费尔格里夫是杰出的教育家。我们应该注意到,德译本加了一个原书没有的副标题“地缘政治学导引”。这意味着,世界历史的政治地理知识是地缘政治学的基础。

   豪斯霍弗希望这本由英国人撰写的中学生读物有助于推动德国中学的地缘政治教育。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指出,德国读者应该意识到:该书对世界历史地理的描述看起来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其实作者带有“相当强烈的‘幸哉占有者’的盎格鲁-撒克逊本位立场”。[4]

   并非仅仅豪斯霍弗才有这样的看法,在1927年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中,德国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赫特纳(1859 - 1941)指出:

   英国人久已扩张到整个地球的范围,几乎每个家庭都和国外的利益有联系,从而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地理的理解。我们德国人缺乏这种理解,因而必须进行教育。[5]

   1930年代初,出生于奥地利的地理学家哈兴额(1877-1952)写出了带有德意志国家立场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1933 / 1953)。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入侵的艰难岁月,我国现代地理学之父、“中国地学会”创始人之一张相文(1866-1933)之子张星烺(1888-1951)将该书译成了中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1940)在陪都重庆出版。[6]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我国的地理学家才将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译者名叫强富康,这个名字让人觉得更像笔名,其寓意不难理解:中国若要实现自强、富足和小康,就得普及世界历史的政治地理知识,培育国民的地缘政治意识。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时期,中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很难普及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政治地理知识,尽管流亡陪都重庆的政治地理学家甚至成立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协会”(1941)。80年后的今天,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在同一年有了两个新译本。[7] 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界已经意识到,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新一轮大变局,我们的世界历史地理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

  

   二

  

   2009年,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科恩为美国大学的本科生献上了一部地缘政治学教科书(至2017年已印行6版)。他在书中写道,由于麦金德的启发,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正式表达了中国具有极佳的条件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8]在21世纪的今天,这话听起来具有特别的意味:似乎早在近100年前,费尔格里夫已经预见到中国将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枢纽位置。

   科恩的说法倒是让我们应该看到:由于霍布斯式的生存“恐惧”早已成为欧洲人的历史性本能,当今的美国政治家把“一带一路”视为最具威胁性的地缘政治构想,并非不可理解。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学家清楚意识到,中国人若想凭靠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繁荣来获得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只会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实,在结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描述时,费尔格里夫的说法是:

   中国的政治地位非常有趣,其历史尚未完成,唯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9]

   费尔格里夫不乏史学家的节制意识,他审慎地没有预言未来。我们甚至还应该称赞他说中国的“历史尚未完成”——说得好!

   在描述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地缘状况时,费尔格里夫明显依据麦金德的观点,即以海上强国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冲突为基本观察点。在他笔下,当时的海上强国除了英国,首先是日本,然后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其实算不上海上强国),它们“几乎占据了环绕亚欧大陆边缘的所有陆地”。在对峙的两者之间,是一系列“破碎地带”(crush zone)。与麦金德不一样的是,费尔格里夫把美国纳入了自己的政治地理学视野。

   费尔格里夫的确提到,在这一“破碎地带”,德国和中国最为特别。因为,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予以组织化且强盛起来,其地位便会大不相同”。相比之下,“中国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处于主宰大陆心脏地带的位置,受外来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失去了活力,却仍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10]

   费尔格里夫在105年前这样讲,并非因为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式中立观点来看,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毋宁说,对于大英帝国的世界地缘战略利益来讲,中国的位置十分重要。毕竟,当时的英国不仅夺取了香港岛并强行租借新界,而且英国军舰已经沿长江深入中国腹地,为英国领馆和贸易公司提供武装保护。

   对于当时的海上强国的大英帝国来说,若要把边缘地带国家组织起来对心脏地带形成包围,那么,中国恰好处于英帝国的战略前沿的东端。费尔格里夫希望告诉英国的中学生们:大英帝国获得的全球霸权来之不易。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不难理解,这本书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再度连续重印,仍然是海上强国的基本教科书。[11]

   由此来看,费尔格里夫在1915年所表达的大英帝国“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在科恩笔下变成了“中国具有极佳的条件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并非不可理解。如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甚至担心,中国会背靠欧亚大陆与拉丁美洲国家联手,撕开美国南部侧翼,同时进入非洲地区,反过来封锁海上强国。[12] 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在这样说的时候绝口不提,自1950年代朝鲜半岛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力量的战略前沿一直部署在中国的家门口。直到今天,美国军机几乎每天对中国沿海施行抵近侦察。

   我们没有必要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脑筋过于神经质,反倒应该致力搞清楚他们赖以思考的地缘政治学原理。显然,无论当年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学界人士大多有相当自觉的地缘政治意识,而且十分敏感,反应迅速。

   无论是大战略、战略,还是战役、战术,都与地理因素有关,全球战略必须要有详实的地理情报,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地缘政治,因此,对地理分析如有出入,就可能导致整个战略决策上的差错。[13]

   海上强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竟然能如此之快地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甚至还让古老且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变得“强盛”。[14]不难理解,一旦中国被重新组织起来已经成为政治现实,海上强国凭靠其世界历史式的地缘政治意识马上会感觉到:危险就在眼前。[15]

  

   三

  

   历史地理知识是地缘政治意识的基础,从性质上讲,历史地理知识属于政治知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与欧美学界相比,我国的政治学人——遑论人文学者——普遍缺乏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基本知识。若要追究个中原因,恐怕就不得不说,这与中华帝国生长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

   如今所知的最早的世界地图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巴比伦人在粘土板上绘制的“巴比伦世界地图”,1881年出土于巴比伦古城西帕尔遗址(今巴格达西南部的阿布哈巴城)。[16]

   这幅地图呈现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圆形大地——尽管据推测它仍将大地视为平面。幼发拉底河发源于亚美尼亚山高原(位于北方),流向波斯湾,在那里流入环形海洋。实际上,这幅地图的目的像是要展示描绘成环形的“尘世之海”,与描绘成三角形的“七岛”(荒远之地)之间的关系。[17]

   如此描述出自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之笔,他没有意识到,这幅地图其实是巴比伦人凭记忆复原的苏美尔人征战时所认知的地缘版图——因此又称“苏美尔世界地图”(Sumerian map of theworld)。用今天的话说,它应该算是最早的两河流域历史地图。绘制地图不是为了贸易旅行,就是为了征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幅如此古老的泥板地图“确凿无疑地描述了巴比伦的力量和权势”(布罗顿,页2;比较奥沙利文,页5)。

制作地图需要精湛的技艺,我国西晋时期的裴秀(224 - 271)首创“六体”制图法,按“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方邪”(走向)和“迂直”(曲直)绘制地图。西方的文化地理学史家对此表达了应有的敬意,同时又承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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