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2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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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文章介绍了罗坎的“中心构成”理论和巴尔托里尼的“系统程序”理论,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欧洲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对民族国家领土空间中各种“中心”和“系统”的不同贡献,讨论了这些“中心”和“系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而指出:民族国家中的经济和法律等机制来自于国家建设历程,它们遵照功能性规律向欧盟层面转移;民族国家中的社会文化等机制来自于民族建设历史,它们根据民族性逻辑而滞留在民族国家层面;受到民族和国家两种力量双重推动的经济社会机制则在民族和国家“错位”的情况下被置于肢解的状态,转移的只是其中功能性的部分。欧洲一体化因此表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国家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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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欧洲联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政体(sui generis),①但是人们却不断地尝试在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寻找对于欧洲联盟建设的规律性认识。②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联盟建筑在国家之上(超国家),成长于国家之间(政府间),与国家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和很多类似的情况,更因为欧洲在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曾经历过一些波澜壮阔、甚至惊心动魄的社会和历史现象,而这些现象并没有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再现,因而留给人们很多的疑问与悬念:首先,产生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欧洲联盟是否处于新的“国家建设”进程中?如果是,它完成了哪些国家建设的步骤,有哪些尚未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步骤最终是否可能完成?欧洲联盟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欧罗巴合众国”?如果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能被看做是一种国家建设的过程,那么又如何解释民族国家在功能领域里的权力大量地向欧洲联盟层面转移的现象?其次,欧洲联盟是否避开了“民族建设”进程而直接进行“国家建设”?如果是,那么没有文化融合、社会认同和普及性政治参与权这些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条件,欧洲联盟怎么会快速地实现体制构成?还有,欧洲联盟是否只是一种多质和多速的“中心构成”过程?从“中心形成”而非“国家建设”的视角能否比较全面地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基本方式和路径?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了解构成民族国家的各种关键要素和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变异,从各种组合中分解出可变和不可变的成分,追寻它们在国家建设和欧盟建构过程中的演变和结构关系。

  

   一 关于国家建设与转型的两种观念

   对于国家建设与转型的认识向来都有两种主要的观念,一种认为“国家”有一个“先验的”原因,是为着某种目的、某种道德的前提,或者社会文化的前提,被国家中的“人”(或国民)建立起来的。③一般的社会组织可以根据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而改变自己,但是国家却不同,因为只有国家中的“人”才能根据人们的社会组合和利益关系确定国家的功能,让国家根据特定的原则调动资源和力量、建立体制和机制、规范冲突与保障安全,成为统治和秩序的工具。

   决定国家性质和功能的“人”绝不是抽象的,有关人和人的组织的内涵要比国家机器本身丰富得多。人来自于不同的族群,拥有独特的文字、语言、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共享方式等特性,这些特性由于经过了漫长而久远的发展历程,所以很难因环境的改变而轻易地褪去自己的色泽。

   另外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和管理的机器,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都在发展变化着。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到16~17世纪欧洲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17~18世纪的“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19~20世纪的“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 democratic state),再到20世纪的“民族福利国家”(national welfare state),④不同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现象说明,国家本身包含着多重的功能,由于时代的不同,国家机器的各种不同功能交替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认识国家建设与转型的规律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分解这些功能,并且考察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和作用。

   胡勒曼(Hurrelmann)等人的新作将当代欧洲的国家机制称为四种“核心的规范性福祉”的提供者,也就是说,国家首先要确保和平和人身安全,其次要提供自由和法律的确定性,第三要保证民主自决权,第四要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⑤他们和不少经济社会史学家们⑥一样,把上个世纪60~70年代看做是所有上述国家功能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欧洲民族国家的“黄金时代”。在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冲击民族国家体制之前,在欧洲的领土国家之内,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曾经相互制约而又相互支持,国家保证安全、法治、民主和福利的功能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和一种“相互协作的格局”。⑦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上述均势被打破,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的力量格局出现了重组,在国家之内,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变动导致了国家机制的改革和变迁。那么,这些力量是怎样变动和组合的呢?新的组合有哪些特性?新的均势是否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或更高的层次上出现?

   胡勒曼等人尝试按照不同的功能领域分别考察国家机制的变化,用以观察力量重新组合的趋向与方式。他们根据国家作为“领土国家”的安全保障功能、作为“宪法国家”的秩序维持功能、作为“民主国家”的权利维护功能和作为“干预国家”的福利创造功能,对税收与安全、商业法的制定、因特网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一些社会政策等进行了案例研究。在上述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都发现了力量转移的现象。例如在民族国家征收税赋的领域里,国家的责任已经开始向国际和超国家的层面转移,特别是向欧洲联盟的层面上转移。欧盟的体制给成员国的税收法规设置了严格的制约标准,欧盟甚至在很多场合里都担负了原来属于国家的执行(行政)责任。留给成员国的只有最后干预的权力。⑧在国家的核心权力领域,如军事领域里,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多层治理的结构正在形成”。⑨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国家传统的规制和执行责任正在“分散”(diffusion),成员国和超国家行为者正在共同地履行着那些责任。国家的其他很多责任领域,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日益呈现出欧洲联盟相对于成员国的主导作用。尽管如此,研究也证明,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领域,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却“找不到为公民社会提供的高民主素质(high quality democracy)的参与”。⑩

   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功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正在发生着“分散化”的权力转移,乃至国家转型,但是这些转移在不同的功能领域中却有着不同的速度和力度。在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领域,例如税收和军事,由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拉动,成员国的国家并没有逃脱权力和责任被分散化的命运。国家正在经历着转型,虽然由于国家资源和结构的不同,以及功能领域的不同,转型的领域和先后次序也不同。在有些领域里,国家是转型的发动者,在有些领域里,国家是转型的配合者,在另外一些领域中,国家则是转型的主要管理者。但是,如果从民族民主国家的视角来考察,欧洲一体化运动却带来了很少的变化。在国家的层面上,民主的组织方式受到了产业信息化和政治欧洲化的很大挑战,但是却并没有在欧盟层面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程序和民主政治空间。

   关于国家功能转移的理论研究将我们带到了国家转型的边缘。无论我们怎样去证明国家干预功能、规制功能和执行功能的转变,都无法解释所谓的“民主赤字”问题。我们看到大量的国家职能和权力转向了超国家机制、多边国际机制、非政府组织、乃至私营部门,但是仍然不能解释民主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需要民族认同才能实行的国家政策为什么不能“溢出”到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洪流中去这个问题。

   对于国家功能转移的研究将我们重新带回到对于国家主体——“人”和人的组织方式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在欧洲,存在着不同领域里的一体化进程:当城市国家的市民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国民的时候,资产者的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创造了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货物、资本和劳力的市场都遵从于这套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由交换的规律。这套规律是一种“体制一体化”(system integration),“以金钱作为媒介的社会一体化(social integration)”。这种“体制一体化”与那种以行为者和他们的意识作为媒介,通过价值、规范和相互理解而进行的“社会一体化”形成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通过民主公民权而实现的“政治一体化”(political integration)代表了社会总体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经济的一体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本来就蕴藏着冲突。(11)

  

   二 “中心构成”、“体制建设”与“系统程序”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观察提醒我们去关注不同性质的一体化进程,为我们理解欧洲建设的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那么施泰因?罗坎(Stein Rokkan)使用过的“中心构成”(center formation)和“体制建构”(system building)以及不同的“边界”概念则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在罗坎的看来,罗马帝国的力量来源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经济、军事/行政和文化中心,以及它们各自的发展进程。这三个中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调动各自的资源发展自己的组织结构,它们只是在特定的时段和特定的条件下才会相互支持。由于这些中心的发展相对独立,所以当军事/行政组织结构在5世纪崩溃的时候,作为经济中心并履行贸易职能的“城市带”(“city belt”)网络依然存在,并且继续服务于从地中海延伸到北欧的贸易。作为文化中心的罗马教会以及借助字母文书而进行的长途信息传播的网络,也依附密布在“城市带”沿线的教堂、修道院和教会领地保留了下来。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控制领土的政治体制瓦解了,但是其经济和文化的设施却并没有寿终正寝,甚至还在和伊斯兰的对峙中得到了发展。因此,在罗坎看来,领土中心应当不是铁板一块,其中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功能中心,这些中心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成、发展、变化着(见图1)。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中心在不同时段的相互作用来为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冠名,如“军事威权国家”、“法治国家”、“宗教国家”等等。

罗坎不仅披露了领土中心内多种中心并存的现象,还通过定义“边界”解释了“中心构成”的动力和方式,从而也解释了人的因素与物质因素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他区分了“前线”(frontier)、“疆界”(border)和“边界”(boundary),进而提出,“前线”和“疆界”都与领土相关,但是“边界”却可以定义成员身份,因而既可以定义军事/强力边界,也可以定义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和政治/行政边界。在一个疆土范围内,可以有多个重合的边界,也可以有不重合的边界,例如文化或经济的边界就可能独自超出领土边界而形成自己的网络,现代的因特网和贸易圈就已经跨越了疆土的管辖。不仅如此,在各个边界内的空间里也实行着不同的规则。罗坎把领土空间称为“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把其他物质、社会和文化的空间称为“会员空间”(membership space)。会员空间的边界要比地理空间的边界严密的多。个人可以跨越领土边界,但是却很难被一个团体接纳为会员。罗坎认为,人类社会建构的历史就是领土空间与会员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历史。(13)因此,他的关注点在于中心构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个中心(或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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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京)200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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