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1-01-30 2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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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随着历史

   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它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从《古文观止》到解放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二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三是教我们怎样做官。

   我们该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在中国古代,文章是官员政治素质的一部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古今有三种文章,一是官场应景,空话、套话,人们很快忘记;二是有一点思想内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记、表等),人们也已经忘记;三就是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既有内容又有思想的好文章。

   《岳阳楼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公文。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文章是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中国古代文、言相分,说话可以随便点,既要落成文字,就要讲究美。诏书、奏折、书信等文件、应用文字也一样求美。古代是把文件写成美文,而我们现在是把美文改成了文件,都一个面孔。

   “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为思想而写,二为美而写。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

   “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曰“三境之美”。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我现在把文章的境界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情境”,类似绘画的写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如毕加索。这“三境之美”,一个比一个高。

   “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之美”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

   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

   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原来暗合作文和审美的规律,所以成为一篇千古不朽的范文。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情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并具)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 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并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一做题人人都可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这些作者一般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很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有些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政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出思想之美,很难做到“四美具,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万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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