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实证思维为原则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五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9 0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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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为什么要调查,要实验呢?这在于实证思维。人是有目的的行为者。人们的行为受其思维所支配。政治学人进入农村,研究制度,必然有自己的目的和价值。但是,田野政治学一开始就将“三实”作为自己的追求,其中之一便是: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弄清“是什么”和“为什么”。只有在这种思维原则的支配下,调查和实验才可以持续,并通过调查和实验提炼理论,由此构成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一、从唯书唯上解放出来

   思想是行动的先驱。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思想解放开启的。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陈云也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法。尽管当时的政治学正处于刚刚恢复重建之中,解放思想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法已广泛流传,进入我们的脑海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走出校园,进行调查,从事实验,一是项目驱动,二是有了一定的思维方法的自觉。张厚安教授在谈到从事农村调查和实验时表示:

   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开始用政治学话语表达思维方法。“实证”这一词汇进入政治学人的思维中。一般来讲,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规范,一是实证。“这一分析框架是一个相对划分。规范的政治理论着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事实层面。实证政治理论,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袪除,来谈论政治问题。”我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总序中明确提出了“三实”方向,其中之一便是“实证”:

   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我们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率先走向田野,也率先建立起实证思维,且这一思维作为方法论原则一直贯穿在我们的研究之中,成为田野政治学的重要标识。我在2018年发表的《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一文谈到:

   中国的政治学一恢复,就是以研究制度问题为己任的,着重提供合理性与规范性。……

   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学人的视野开始从文本走了出来,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 ……研究者在调查自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点,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着力弄清“是什么”的问题。

   尽管最初我们对于实证研究还缺乏深入理解,但基本原则是清晰的,并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二、事实先于价值:从事实出发

   政治学本来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学科,特别强调价值。1979年,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规范方法,研究来源和依据是文本文献。但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实践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原有文本文献没有的现象。如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农村在经济上实行家庭承包,在政治上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亿万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实践活动。用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话说,“八亿农民实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当家作主,是一件很了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没有过。”

   对于这样一件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从一进入国家层面,便产生了争议。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什么体制有两种主张:一是要求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绝大部分来自于地方领导;一是主张村民自治,将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彭真等主要中央领导持后一主张。在中央高层推动下,1987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法律虽然通过了,但有一个限定词,这就是“试行”。这意味着对这一以亿万农民为主体的法律施行,立法者持十分慎重的态度。1989年到1990年代初,对于这一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原则仍然持较大争议。只是以上争议都只限于政界,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随着19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得到广泛推行,并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话题。村民自治因此进入众多学界的视野,并出现了对村民自治的不同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延生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的5万字长文《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论文主题是:“回顾历史上村政的演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批判,并提出村民委员会重新定位和未来村政建设的具体设想。这篇长文在当时对村民自治一片叫好声中无疑独树一帜,且理论非常扎实。但论文对于村民自治持否定性意见的依据却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作者认为: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以下简称群众自治),无论是在马恩列斯著作中,还是在政治学的学说中,均找不到它的理论源头。村民自治与毛泽东无关,因为毛的理想模式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村民自治也与邓小平无缘,在三卷《邓小平文选》中没有一句话涉及村民自治。

   有民主就一定有选举,但反过来说就不一定能够成立。希特勒是靠选举上台的,但他的上台标志着魏玛民主宪法的死亡。沙皇俄国的村社中也有货真价实的选举,但很少有人说那是俄国民主模式的象征,而是把村社视为沙皇专制的社会基础。

   群众自治则是一种理论怪胎。从理论的实质上分析,它更接近19世纪以前的地方自治,即国家机器尚不发达时期与官治相对而言的自治。从理论的渊源上看,又不能把它排除在社会自治的体系之外,其中主张“村企合一”的一支,更与人民公社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沈延生的长文立意宏大,视野开阔,提出了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设想。但他在否定村民自治的论述中,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思维。强调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否定事实上已存在的村民自治的依据,主要是没有理论源头、选举不等于民主、是一种杂揉了各种自治成分的“理论怪胎”,因而是不好的、不值得的、不应当的。但是,该文唯一没有给予回答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长时间普遍性的存在,什么才是“理论正胎”?所谓“怪胎”的判断便在于价值优先。

   我们是在争议中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要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摒弃是否好坏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从传统规范方法上,从价值上首先判断其是“怪胎”,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意义了。同时,如果不了解事情究竟如何,简单争论是否为“怪胎”,永远无法获得真知。我们在1997年就明确了实证思维的原则,这就是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正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价值出发,我们继续从事村民自治的调查和研究。因为涉及到两种思维方法,我们也没有展开争论,而是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事实过程来研究。

   从1998年村民自治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到2008年村民自治跌入无人问津的“低谷”。有人甚至宣称“村民自治已经死亡”。面对这样的状况,我表示不能过早地给村民自治召开追悼会,而应该继续观察是否已死?如何死的?为何而死?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广东省清远市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自治活动,解决了许多村民关心政府头痛的难题。但国家法律规定的是以“建制村”为单位的自治,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主管部门对于这样一种自治形态持慎重态度。《乡镇论坛》是主管村民自治事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的杂志,该刊2014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郑铨史”的文章《自然村设置村委会切莫一哄而上》。文章指出:“有的人认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划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建立村委会。这种意见认为,在自然村层面选举产生村委会比建制村海选更有优势,更能适应村庄治理的需要。笔者认为,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建村委会探索要慎之又慎,万万不可盲目跟风,把农村基层组织架构搞乱。”广东省清远市主政者对于这样一种“存在但不合法”的自治探索也缺乏足够的底气,专门邀请我们前去了解和研讨。基于“存在必有合理性”的实证思维,我对实践探索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发表《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的长文。论文描述了我国村民自治经历了三个波段,即:以自然村为基础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以建制村为基础规范规制的村民自治;在建制村之下的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论文从理论上论证了村民自治的价值及寻找有效的实现形式。

   首先,村民自治具有强大的内在价值。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是建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国家为主体的治理愈来愈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现代国家的力量将大大压缩自治的空间,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会愈来愈紧密。国家凭借工业财政所获得的巨大资源,也愈来愈依靠国家力量治理社会。一些地方动用成千上万干部帮助农民打扫卫生,修建水塘等,就反映了这一趋势。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崛起,便是补充国家力量之不足的产物,并显示出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村民自治需要有效的实现形式。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已实施30多年,但为什么这一制度未能完全“落地”和运转,为什么村民自治第三波实践都不约而同地在建制村之下开拓自己的空间,并取得相应成效,促使村民自治能够“落地”运转?其答案就是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一定要有有效的形式加以实现。没有有效的实现形式,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再大也无从反映,只能被“悬空”。

   第三,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与一定条件相关。村民自治是一项植根于群众实践中的制度和活动,对实践的“社会土壤”要求特别高。只有合适的“社会土壤”,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才是有效的。村民自治第三波的共同特性就是在建制村以下开拓出村民自治的空间。这其中,就反映出村民自治内在的要求其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利益相关、地域相近、文化相连、群众自愿、便于自治等,涉及到产权关系、社会联系、文化认同、自治能力等深层领域的结构。正因为如此,1号文件提出的是“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不同情况”就是一个界定,要求村民自治形式不能“一刀切”。

从我们的调查研究看,过往人们寄予了过多政治想象的村民自治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治理导向的村民自治并没有消失,并融合到整个乡村治理体系之中。作为规范性的村民自治在全国遭遇了许多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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