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 周武华:回到未来-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的机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3:02:03

进入专题: 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   对华政策  

达巍   周武华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衰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背后的宏观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开始从不同方向探寻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民主党建制派人物拜登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宝贵的机遇。这一机遇并不是“回到过去”,未来拜登政府不会回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旧框架。拜登给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机遇是“回到未来”。中美两国如能在有限的机会窗口内为两国关系建立更多的“托底”机制,就有可能让中美两国的未来(也就是在中美关系的中长期新框架内)变得更为平稳。

  

   关键词:美国政治 2020年大选 拜登政府 新自由主义 对外政策 中美关系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逐渐尘埃落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即将开启美国新的政治周期。对于未来拜登政府任期的中美关系走向,学界与舆论存在两种流行观点。一种可以称为“复辟派”的观点认为,拜登作为民主党建制派的代表人物、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在其任内中美关系可能“回到过去”,并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一个总体稳定、健康和积极的轨道上。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或可称为“变化派”的观点则认为,中美关系所处之时势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中美关系或将在特朗普政府开启的自由落体轨道上“坠入未来”。

   本文认为,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与总体稳定,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这一背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消退瓦解,构成了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已经开始告别“接触”战略,并探寻新的战略框架。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折腾”,国际环境与美国国内政治又发生了进一步巨变,指望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可谓是刻舟求剑。与此同时,拜登作为美国民主党建制派代表人物,其世界观、中国观以及执政风格都与特朗普有着巨大差别。未来拜登就任后,其对华战略必然展现出与特朗普政府显著不同的面貌。按照过去20年美国政治的形态可以推断,拜登政府在很多政策上将“去特朗普化”。认为中美关系将继续“坠入未来”,忽视了领导人在中美关系当中的巨大作用。

   不同于前述两种观点,本文试图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拜登政府将带来的,既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坠入未来”,而可能是一次“回到未来”的机会。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抓住机会,使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那么两国将面临一个为期四年的机会窗口。当然,抓住这个机遇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双方如能快速行动,在窗口期建立起两国关系的宏观战略稳定机制,那么中美关系就有可能以相对较好的形态驶向未来。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和世界各地盛行。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化,主张尽可能推动市场开放和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降低税收并缩减政府开支。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强调推广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理念,宣扬西方版本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普世性。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里根政府开始推动一系列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这一思潮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就是国家之间妨碍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壁垒被逐渐降低乃至消除,资本、技术、人员和信息在全球流动,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同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也不断扩张,为东欧剧变做好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内实践的成功,使美国两党的政治光谱均开始向右移动。共和党趋于保守化自不待言,民主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观念,逐渐放弃了其传统的左翼政治主张而改行中间偏左路线。以克林顿夫妇为代表的“新民主党人”,构成了民主党的主流,并在全球推动“参与和扩展”战略。换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主流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今日美国政治当中两党的建制派,正是在这一思想潮流中成长起来并占据美国政坛的重要位置的。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政治上的宣言。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扩展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是肇始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但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要素,至少在工具层面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借助经济全球化过程,通过对外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国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深度地参与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中美两国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关系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的“压舱石”。

   物极必反。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逻辑高歌猛进30年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社会分配问题。作为民主党内建制派的代表人物,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内初选中败给当时的“新人”奥巴马;最终意识形态上左翼色彩更浓、以“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当选第44任美国总统。这一变化的实质就是美国民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质疑与否决。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推出了“奥巴马医改”、制造业回归政策、出口倍增计划、“买美国货”条款等,其实质是加强政府和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缓解长期自由放任带来的美国国内社会矛盾。但是,奥巴马的治国方案与领导风格仍然不够“反建制”,显然也并未解决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在这八年间,美国政治光谱右端的“茶党”、左端的“占领华尔街”先后崛起。到2016年大选,在民主党一边,建制派人物希拉里·克林顿先是在党内初选中受到了左翼进步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的重大挑战,接着又在大选中败给了非传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非传统候选人大量涌现,最终特朗普赢得大选并当选总统。如果说2008年美国选民从美国政治光谱的左翼选择与以往建制派不同的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2016年美国选民则从光谱的另外一端(也可以说是在传统光谱之外)选择了特朗普,这就是奥巴马和特朗普胜选的基本逻辑。这两次选择意味着美国选民在2008年之后就开始了告别过去、探索新方案的尝试。

   2008年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是中美关系逐渐走向质变的重要背景。在美国内部反思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作为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快速发展和崛起的大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在政治上,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中美两国在国家发展方向上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在经济上,美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根本问题不满。尽管中美关系看似是在2018年之后快速恶化,但是相关苗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十分清楚。例如美国2014年至2015年发生的对华战略辩论,正是美国告别1979年以来对华战略框架的特别清楚的表现。换言之,中美关系告别旧的战略框架、美国开始摸索新的对华战略框架是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的。只不过到特朗普上任后,伴随特朗普以一种更为极端、激进的方式开始试图解决“新自由主义后遗症”,中美关系出现了加速度的下行。

  

二、美国对外政策:无法返回的过去

   美国民主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从美国政治光谱上的“左”向“中左”移动的过程中,拜登是开路先锋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参与了民主党内“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的活动。作为民主党资深政治家,他身上建制派、温和民主党人的烙印十分明显。奥巴马当年选择拜登作为竞选搭档,看中的也恰恰是他在华盛顿人脉广、协调能力强、可以中和自己左翼色彩等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的政治定位与2008年之后美国政治的走向并不相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所显现的诸多问题,迄今并没有找到让美国多数选民满意的解决方案。拜登之所以能够在2020年民主党内初选中击败进步派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主要源于民主党内部对于一个“击败特朗普”的极度渴望。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进步派候选人虽然可以满足一些选民进一步“求变”的心理,但是毕竟对两党中间选民的吸引力不够。美国两党建制派在过去四年虽然遭受巨大冲击,但是仍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民主党求胜的心理使得拜登在初选经历挫折后很快脱颖而出。桑德斯等左翼力量后来也同意支持拜登,一致对外;甚至共和党建制派也有不少人发起了“林肯计划”等项目,加入支持拜登的行列。因此,从美国两党政治光谱来看,拜登的胜选是在试图“复辟”的美国两党建制派与愿意妥协的民主党进步派的共同支持下取得的。也就是说,拜登为竞选组建了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再加上特朗普个人充满争议的执政风格、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拜登才得以击败特朗普。从选举结果看,拥有如此之多有利条件的拜登胜得并不轻松。投票选择拜登的选民,并不一定是因为喜欢拜登、支持其政策,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反对特朗普。所以,拜登“卷土重来”,并不意味着美国选民希望他的政策“回到过去”,未来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很难简单地回到过去。

美国国内民众对世界的看法不会简单地回到过去。即将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2019年就指出,“事实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对美国全球角色的拥护和容忍在苏联解体后逐渐衰退,继而又被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粉碎。无论谁赢得2020年大选,他都很难抵制这股起于特朗普之前且将持续到特朗普之后的潮流。”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非常有代表性。在对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和俄亥俄三州做了细致的案例研究之后,该报告指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革命的公开支持度很低。他们不支持拨回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时钟,限制合法移民,砍掉对外援助,放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不应当被过度解读为美国民众希望回到那些曾指导两党先前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共识上去。那一系列过度扩张试并图去影响其他国家社会变化的政策让太多的美国社区处于经济混乱的脆弱境地之中,美国中产阶级需要一条前行的新路。”报告建议美国新一届政府放弃陈腐的外交指导原则,打破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分野,优先处理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分配问题。报告也认为,未来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应超越贸易和制造业,而要“在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调整美国的社会契约。”这一报告的作者包括多名前奥巴马政府的高官,也包括即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对理解未来拜登政府的政策可能有一定的启示。苏利文在2018年6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新的旧民主党》中提出,“现在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人民现在需要政府帮助去解决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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