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铮: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00:12:05

进入专题: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  

王铁铮  

   内容提要: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涉及诸多对其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可归纳为七大问题: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氏族、部落、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统治;现代化运动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早期的伊斯兰教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潮;北非的政治剧变和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七大问题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案例,又是一个彼此关联、互为作用、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依据多层面的视阈和大量客观史实,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阿拉伯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独特样貌及嬗变,从根本上影响着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轨迹。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问题构建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一个大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路径,并通过多维度的比较研究来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

   关键词: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史学理论;古代北非文明;民族国家认同;殖民主义史;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思潮 北非政治剧变

   作者简介:王铁铮,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69)。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异常薄弱的领域。2010年底,以北非突尼斯的“布瓦吉吉事件”为导火线及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发端,引发西亚北非地区多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相继垮台,阿拉伯变局举世瞩目。2021年初,恰逢阿拉伯变局走过十年历程。阿拉伯变局折射出的内生性、突发性、连锁性和颠覆性这四大特点出人意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由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累积的各种内外矛盾所酿成,从历史的维度才能对其进行更全面的解读和反思。鉴此,当下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通史研究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龙头,它不仅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也在不同侧面代表一个国家史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水平。通史研究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其撰著的难度,而就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来说尤为如此。究其原因:一是国内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的积淀极为有限,尚未形成一种可供借鉴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和研究体系;二是从事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的资源,特别是有关非洲阿拉伯国家古代史研究的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阿拉伯人大都不太重视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历史研究,称之为“贾希利亚”,即蒙昧时期。这便造成阿拉伯人有关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历史论著的稀缺。而非洲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些小国,诸如吉布提和科摩罗等国,更是被国内学界喻为学术“盲区”,关注和探究者亦属凤毛麟角。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局限。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涉及诸多问题,一部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和勾勒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演进脉络的撰著,需要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审慎的梳理和辨析。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理论指导也是强化历史学科学性的前提。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属于综合性研究,涉及面宽广,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妇女问题和生活习俗等诸领域,用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非洲阿拉伯通史研究来说,它首先面临的是选择或依据何种理论来带动历史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先后受“西方中心论”和“五种经济形态说”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五种经济形态说”作为苏联史学的主要模式而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效仿。“苏联史学模式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学术性很强,中国世界史研究就是在引进这种模式的情况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但是‘五种经济形态说’的缺点也很明显,即过分简单化,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压缩成僵硬的发展模式,从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故此,这一时期问世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类似的缺憾。

   1978年后,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开始围绕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不断进行开拓性的探索,努力构建世界史研究的新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通过深刻反思,并在吸纳西方新史学流派和“全球历史观”有益养分的同时,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三种新史观:即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罗荣渠和钱乘旦教授提出的“现代化史观”;彭树智和马克尧先生提出的“文明史观”。“三大世界史观的提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和融会,以及史学理论和方法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三大新史观的建构在理论上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路径和方向具有指南意义。非洲阿拉伯国家多达10个,这些国家的国情独特而复杂,呈现多元的色彩。三大新史观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认知和新构架,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而且开创性地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再界定,从而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三大新史观的创新理论亦可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并以此为杠杆,从不同层面和维度来探讨非洲阿拉伯国家不同时期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以及非洲阿拉伯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怎样由相互闭塞逐步走向开放,由彼此分散逐步走向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历史

  

   古代北非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非洲阿拉伯诸国历史的源头。北非曾是多种古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不同文明在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所凝聚的强大能量,不仅推动着北非和东北非的历史演进,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早实践的地区之一。古代北非的多种文明大致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彰显出各自文明在古代北非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一)古埃及和古波斯文明对古代北非历史的影响

   埃及地处北非历史的十字路口,它把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埃及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沉淀性”的特点,埃及也是多种文明层层累加而成的国家。埃及古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建立了31个王朝,延续时间长达3 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独特的传统文化:象形文字、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卡纳克神庙、帝王谷、美农巨像等遗存,以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无不浓缩着古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古埃及文明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期进入伊朗。公元前550年左右,阿契美尼德人在伊朗高原崛起,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波斯帝国,从而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古波斯文明的辉煌,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宏伟华丽的新都——波斯波利斯、精美的浮雕和岩雕、连接帝国各地的被称为“御道”的交通网络,以及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基础设施。同时,它还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出现的各个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由于波斯帝国长期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古波斯文明又彰显出鲜明的宗教特点。如同古埃及一样,其对君权神授和正统观点的强调,深刻影响了波斯的发展。波斯曾一度是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它吸收了多种文明的先进性,表现出古波斯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而且它超越了原有的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130多年的时间里,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实现了亚非两大古文明的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北非历史空前的跨越式演进。

   (二)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历史的再塑造

   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在近300年的时间里,北非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阶段性文明。它使古代北非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都受到了希腊文明的洗礼。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西方文明,兴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太阳系的理论、解剖学的诞生,以及物理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诸多新成就,如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同时,这个时期的埃及也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东方文明仍是希腊化文明的根基,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

   迦太基是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出现在古代北非舞台的又一个重要国家,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它是由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腓尼基人通过不断与操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作“布匿”的混合语言文化。腓尼基移民建立的迦太基城展示了古代人强大的适应性,而创建一个混合了腓尼基和非洲柏柏尔人要素的“布匿”社会,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具有变通性。迦太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和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黄金和象牙交易。及至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易帝国,是当时的政治和农业中心之一。有研究者评论:“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

   但是,随着迦太基人在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败北,迦太基古城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迅速向北非拓展,陆续征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和柏柏尔部落,统一了北非,先后设阿非利加(即突尼斯)和埃及两个行省,北非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在不同程度上又实现了所谓的“罗马化”。在罗马人对北非长达近6个世纪(公元前146年至公元439年)的统治下,北非的农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不断为罗马提供大量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罗马人还在北非修建了上百座城市,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故此,北非的罗马遗迹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

   (三)早期基督教在北非的扩张和影响

基督教是继犹太教之后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一神教,具有跨文化的突出特点,反映了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北非、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之一。公元二世纪,埃及和其他北非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已出现众多基督教团体,而且基督教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中间传播得最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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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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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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