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文如其事则雅俗皆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2 16: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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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抗日战争研究》要讨论“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承高主编看得起,要我也写一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题目的确重要,不过敢在公开场合教人写论文的,可不是一般人,至少也要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文字好。我没有这样的自定位(不是谦逊,实因我的文字本以不顺著称),但这事又不好拒绝,因为高老师前不久已约过一次(好像是要讨论学术史),而我居然因昏聩而忘记了(他并没忘)。现在弄得说也难不说也难,怎一个愁字了得!幸好第二期已经刊出几篇大作,我不敢“接着说”,却可以“照着说”(借用冯友兰语)。吴志军先生是从编辑角度说话,与我们作者的立场不同(他所说的投稿人缺点我多半都有),不宜置喙。下面就试试照着另外三位老师的高论说一说。

   三篇高论中我最佩服王笛老师那篇,特别是第三节,可以说字字珠玑,不能赞一词。刚看第一遍的时候还有点兴奋,以为有此“路线图”,我也可以按图索骥,不久文字就变清通了。后来转念一想,王老师在进入史学领域之前可是文艺圈中人,学过画画,听说还尝试过文学方面的创作,所以那文字能力,恐怕非一日之功。就像沈志华兄在外国作报告,据说不会中文的洋人也乐得前仰后合,那感染力,又岂是从文字来!好在学术表述更多是“学而知之”,而不仅靠“生而知之”,所以我们只要困而知学,依照王老师所说的勤加练习,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韩东育老师提到了文言,那也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记得周作人说过,如果有什么不得不说而又不知怎么说的时候,文言就是最合适的表达工具。他是想挖苦文言中有些说了与没说差不多的套路,然而那样一种婉转,也更能让读者“做主”,甚或产生举一反三的解读,与不说还是不一样的。看到“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这一题目,我的真实感觉就是周作人所描述的状态,故也立刻想到需要借助文言的写法。且昔人所谓文章义法,对我们年轻作者或也能有启发。

   我想“照着说”的,首先是王笛老师和桑兵老师都提到的诵读。中文的写作,能上口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必遵的规矩。以前鲁迅谈写作,说要把可有可无的字都删去。这话一度相当流行,后来看到有的老师照本宣科的范本,那真是删得干净,可惜有时忘了上口的要求。盖对鲁迅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一代)来说,许多人幼承庭训,从小背诵诗古文,文要能上口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后来白话文革命影响下,上口诵读的标准与前大异,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其实白话和文言本是相通的。如白话也要讲平仄和对仗,不过没有文言那么强调而已。对今人言,不论朗读还是默诵,多少知道点平仄,是有大用的(自己试试便知)。有此意识,写出的文章自然不同。而较为宽松的对仗,最适合表现史学所不得不述的那种“既……,又……”的状态,用好了便能增强文字的说服力。

   平仄和对仗之外,还有用字。所谓“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有些年轻人喜欢多用形容词,以为能使文字增色。然而前几天微信上有朱德熙先生谈写作的文章,便说到像“芳馨馥郁”这样的字眼,不见得“放到哪儿都是漂亮的”。因为“字本身没有漂亮不漂亮之分,用得是地方就漂亮,否则,就不漂亮”。这真是睿见。正如缪钺先生所说:“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

   这就是文言的讲究,与胡适提倡的“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可谓异曲同工(胡适要革文言的命,却仍延续着文言的思绪)。因为作者的所欲言并无恒姿,所以用字也无定检。字无所谓漂亮不漂亮,也不在乎雅与俗,用的是地方,俗也就成为雅。反之亦然。

   雅俗之辨是文言特别考究的地方。用俗字俗语而能雅,是最高的境界。不过那不容易做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显得雅一点,就会尽量用些看起来“漂亮”的字眼,而忘了用字的要诀是因宜适变。过去赞扬人常说“工诗文”。诗文都要讲功力,能用俗字入诗文而不陋,才算得上“工”。由于那样的雅已到“太上”层次了,一般人只能循“其次”,就是避俗。后者逐渐演为趋势,终成胡适文学革命的对象。

   要说雅俗,不妨以诗为例。作诗有意典雅,或是唐宋间的一大变局,尽管此所谓“雅”更多体现在器局而非词字上。从宋代起,读书人作诗可见明显雅化的趋势,甚至略带酸腐而显沉滞。到明末清初则典雅而能通达,或可以说达到雅化的高峰。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是主题接近的长诗,颇可见宋代前后的变化。两诗的开头分别是:

   白诗:“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吴诗:“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两诗均以说君王起,前者真所谓“实话实说”,后者乃述崇祯皇帝因吴三桂降清入关而上吊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吴梅村是在摹仿白居易。然就器局言,吴诗显然宏阔许多;意思虽不那么直白,却也并不迂腐,最能体现诗的雅化。故若以典雅计,吴诗肯定胜过白诗。但直到今天,在一般人心目中,《长恨歌》的“知名度”还是远高于《圆圆曲》。这不仅因为白诗语更近俗,恐怕也因那直白的率真中带着自然。既不避俗,又无意于“提高”,自然更能普及。

   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作者,正如《长恨歌》和《圆圆曲》皆为传世名作,诗文的好坏,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环肥燕瘦,一时一世一人,皆各有评判的准绳。在写作上,心里要有读者,我们不必总思提高,而忘了普及。惟真志向远大者,也可以不仅考虑当世,而且兼顾后人的眼光。本来文无定法,你能写出好的文字,就可能文成法立。

   史学论文不仅有专业的要求,也有文字的讲究。我想,能让读者明白作者之所欲言,就是成功(这方面我就特别不成功)。正如我们读史料,最好先弄清往昔作者之所欲言,然后才说得上下一步的解读、分析和使用。

   附带说,我们今日做研究,不能不与既存论述接轨,但也要避免写出一个后之研究者颇有兴趣,而对当事人却可能什么也不是的作品。一篇文章如果回应了所有相关论著的看法,却对理解文章所论对象在历史上的行事并无增益,则虽因表现规范而容易通过刊物审查关,但与不写也差不多。例如汉代画像砖,在专家眼中或有“粗犷型”和“柔美型”一类“范式”,然对史家而言,恐怕做砖人和用砖人的意态会更重要。就史学言,只有在后一方面推进了我们对的认识,才是论文的贡献所在。

   史学的一个基本点,即一切都建筑在史料基础之上。文字的表述,与我们所面对的史料有直接的关联。有些题目天生跌宕起伏,可以做得花团锦簇;有些就只能白描,于平淡中显功夫。

   以前学院派写歌,一首歌是要高低快慢兼具的,既考验也展现歌者的功力。然而民歌就没那么多讲究,往往兴之所至,妙手天成。我们年轻时听过的《玛依拉》,就是一首旋律简单、没多少回旋起伏的歌曲,考验的只是歌者的音色和“表情”的能力。后来提倡创新的时候,有人便加上一大段彰显功力的花腔,特别受到喜欢评审的专家和电视台的欣赏。这种创新在音乐人眼中的成功与否且不论,从史学言,把一个只宜白描的题材写得天花乱坠,是典型的败笔。想要以浓淡疏密而曲折生姿的作者,就要选那种充满山川沟壑的题目。

   史学表述的基本准则,或许就是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刘咸炘曾强调,“因史迹变动交互,必有变动交互之史体,乃能文如其事。”这方面中西史学是相通的,从文如其事的视角理解,兰克(L.Von Ranke)主张的“述史如史”,或许就是史学表述的最高标准。

   写作一事,确有章法可循。孔夫子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就是一切表述的基本法;他所主张的“言有物”,则是史学论文的津梁。若能进而“辞达意”,并做到桐城派所提倡的“言有序”,似乎也就所差无几了。到目前为止,我不过基本做到前两步,后两步仍在努力之中。关于更具体的学术写作,我曾写过一篇介绍缪钺先生表述主张的小文,推荐年轻人都读一读。缪先生最看重要言不烦,我若再多说,必陷入烦而寡要之境,何异自寻烦恼,就此打住。

   最后与年轻人分享一个百试不爽的学习窍门,就是临摹。广读与自己兴趣相关的论著之后,选一性之所近的名家,先看人家如何写,然后学着写;学得像了,再徐图超越。桐城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就是这个意思,谨与青年读者共勉。

   《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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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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