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治国: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2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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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国  
德性的友爱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或其灵魂的实现活动而言,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很难说是外在的。在此意义上,才能比较恰当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断言,即“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着德性”⑩。

  

   再看第二层面上的友爱,即政治的友爱或公民友爱。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既有理性的本性,也有政治的本性。(11)而城邦作为可设想的最大政治共同体,它的主要联系纽带就是正义与政治的友爱。(12)两者具有共同的作用对象和范围(13),但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14)正义依赖于法律,适当的法律需要体现分配的、矫正的和互惠的正义原则,后者涉及不同公民个体间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安排,涉及不同公民的优长和缺陷的计算与衡量,注重公民的自我利益和独特要求。政治的友爱依赖于情感或善意(eunoia),注重我们自身的利益同他人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或融合。因而,政治的友爱更能将城邦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另外,作为守法的正义更多被经验为一种义务或责任,似乎是对公民行为强加的一套涉及与他人关系的规范,因而,它无法有效排除会给城邦带来种种危险的怀疑、猜忌、纷争等不安因素。(15)政治的友爱更多强调合作、信任和节制,更像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政治本性之正向实现和满足。

  

   政治的友爱不仅看起来具有诸多特别优势,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其可行性。政治的友爱包含着某种善意,譬如,公民同胞在某些重大、基本的政治事务上——国家体制结构的安排、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制定与保障、政治领导者的推选、城邦的对外结盟或战争等——达成的一致(homonoia),就体现着某种形式的善意或友好情感,尽管很难达到德性友爱的那种情感层次。另一方面,政治的友爱也被希望发展为德性的友爱,但在一般性现实生活中,它主要关切的对象不是德性——这并不否认有较高德性的公民也会参与政治的友爱(16),甚至发挥重要作用——而是共同利益或对共同利益的种种保障。(17)所以,政治的友爱,相对于守法的正义、荣誉、财产等,对于一个公民在城邦共同体中的幸福生活可能更为重要,不过,它应该是外在的善或“最大的外在善”。

  

   二、海德格尔:作为此在本真性存在之契机的友爱以及作为此在与存在之真实关系的友爱

  

   《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不过,占据前者五分之一篇幅的“友爱”,似乎并没有成为《存在与时间》的明确议题。严重的是,在对此在生存论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中,最本己、非关系性、不可逾越的死亡具有一种突出位置——似乎单纯通过这种完全个别化的“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此在就能踏上本真性存在的旅途。有鉴于此,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布伯、阿伦特、莱维纳斯、宾斯万格、图尼森等思想家认为,经由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化用而形成的“共在”(Mitsein)、“共同此在”(Mitdasein)等,单纯形式上属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后者实质上通过孤独地“畏死”而开启本真性生存,这仍然属于一种精致的单子论阐述、先验的唯我论或“自我帝国主义”,没有为任何形式的友爱哲学留下空间。最近三十年来,尽管仍有学者坚持类似的消极观点,但是,随着德里达、南希等人对海德格尔重要作品更为细致深入的解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重构或评估基础存在论中友爱哲学的可能空间、基本内涵和形态等。这一解读路向的转变并非没有道理:如果“共在”并非可以彻底悬搁,真正始终属于此在的本性,那么,此在本真地存在必然要建基于某种本真共在或共同世界(Mitwelt),而不是首先从共在之世界中抽离出来以获取本真的(单独)存在,然后再去重构或投身于一种本真的共在世界。

  

   按照新近解读路向,关于基础存在论中友爱哲学的一般探究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两处文本。一处文本出现于第34节。在这里,海德格尔聚焦于作为此在展开状态之一种模式的话语(Rede),尤其是倾听,而倾听“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的朋友的声音”(18),恰恰构成此在朝向本己能在展开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另一处文本出现于第57节。在这里,海德格尔勉力为生存论上的本真性设定寻求其可实现性的生存证据,而这种证据就是“倾听良知的召唤”或“愿有良知”,并且“呼声源出于我而又逾越于我”。(19)着眼于一种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友爱哲学之可能性,学界对这两处文本主要提供了三种解释方案。

  

   第一种方案主张,“倾听良知的呼声”体现了此在与自身的朋友关系。即常人式自我(das Manselbst)背后潜藏着的有待于发现的自我,既是完全陌生的,又关切沉沦着的当前自我,因而以“朋友”身份向当前自我召唤其本己能在。(20)这种解读颇成问题。就理论后果而言,这会导致单纯的意识内省或自我独白之趋向,后者恰是生存论—存在论现象学着力抛弃的东西。(21)就理论逻辑来看,这种解释有着难以消解的内在矛盾:当处于非本真状态,寻求非—个体性(non-individuality)的能力遮蔽着此在那种寻求自身真实个体性的潜能,本真存在要求两种能力秩序的一种倒转,然而,如果这种倒转单纯属于自我内部活动,那么这意味着,当前遮蔽着自我寻求本真性之能力的那种能力,竟甘愿将自己置于遮蔽之中。(22)海德格尔自身也许已部分觉识到其间困难:“此在既是召唤者又是被召唤者,在存在论上却不够充分。”(23)

  

   第二种方案认为,此在的朋友乃是与此在真正共在着、能够分享各自死亡可能性的朋友,并且在相互倾听的交流中,言说(本己死亡可能性)/给予(朋友死亡可能性)与倾听(良知的召唤或朋友的言说)是同时性的、往返循环着的无尽过程。(24)这种解读方案,将朋友定位于沉沦着的此在之外的特定他者,体现了思想上的勇气和洞见。困难在于,《存在与时间》不厌其烦强调死亡可能性之经验的向来我属性,也极少倾向于本真生存着的此在之间如此紧密而直接的互动。

  

   第三种方案以德里达的解读为代表,即此在的朋友,乃是与此在处于同一共同体、保持着自身独一性、可能的每一其他此在。(25)这种解读有其自身的思想魅力,但就基础存在论本身的纹理来看,至少有两个因素抑制着这种过度溢出的解释。一方面,为了凸显作为朋友的他者之他在性(alterity),德里达认为,与其说倾听某个启发性的、既存着的朋友,不如说是追求本真性的此在对“尚未”呈现出来的朋友之召唤。(26)如果是这样,向本真存在的过渡,仍面临着那种自我内省式觉醒之难题:德里达插入了一个不可祛除的他者,但是,这种朝向作为朋友之他者的召唤是如何发端的?另一方面,德里达将朋友范围扩展到共同体中每一可能的他者,这也远远超出了海德格尔“本真共在”概念之范围。譬如,1924年夏季讲稿引述《尼各马可伦理学》1097b10以下一段有关自足(autarkeia)与涵括父母、朋友等在内的非孤独生活之间关系的讨论后,海德格尔评论说,“如若真实的彼此共在是一种无休止的与所有人共在,它将会丧失自身”(27)。

  

   相对于上述解读方案,我们认为,在向本真性艰难过渡的生存事业中,此在之外的某个他者确实发挥着一种激发性、惊醒性的“朋友”之作用,并且很大程度上对应于“良知的呼声”。(28)不过,这种角色虽然十分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但不是独立的,是同“畏死”或“向死而在”一起发挥功效的;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朋友,并非任意的可能他者,乃是既有示范性又拒绝完全被认同、被模仿,保持着不可缩减之距离的特定他者;此在与另一个朋友式此在之间的互动也是相当有限、有度的,是一种“风轻云淡”(有所关联但各自充分独立)乃至若有(形式上)若无(内容上)的示范与观看。个中理由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倾听良知的召唤,构成此在本真性生存的现实性见证,但良知的召唤既不出于“常人”,也不可能来自迷醉于常人之统治的一般性此在自身,这不仅因为此在“首先并且通常”耽溺于已经获得的当前生存状态,而且是因为当前已遮蔽着自我去寻求本真性之能力的那种能力,不可能自愿将自己置于遮蔽中。良知的召唤更有可能源于“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的朋友”,这个“朋友”既非与此在完全无所关联甚至无从知悉的遥远他者,也不是与此在难分彼此的亲密至交,毋宁说,他是能保持“非—自我同一性”(non-self-identity)又对我自己有所操心,却不会直接干涉或提供行动,居于“远—近”之间的那种生存论上的他者。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本性上是以自身为目的、自我意欲着的“去存在”(zu-sein),这意味着,本真性此在总是要以有别于当前生存状态的方式去存在,它能够觉识并保持内在于自身的间隙性或非—自我同一性,非本真性此在则遮蔽或遗忘了这种能力,执着于当前生存状态,而让尚未获得但可以获得的生存状态不起作用,并且当前状态往往还来自常人的规定。但是,当常人式此在遭遇到无论由于什么原因能够觉识并保持其非—自我同一性的他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彻底排除人类世界中突破非本真状态的偶然可能性,譬如,柏拉图洞穴喻中那个原因不明地首先走出洞穴的被解放者),这个他者的存在以及此在自身的存在都会随即成为一个问题,从而迫使此在回到自身去重新思考本己的存在可能性——此在无法以这个新近发现的他者来代替此前的常人为自己作出决定。(29)

  

   事情还是比较明了的。“良知的呼声”源于本真地生存着的“朋友”(30):作为朋友,他操心着我的本真存在;作为本真的另一此在——其主要特征就是“非—自我同一性”,他不仅自身处于不断地“去存在”之冒险过程,而且也不允许我去机械地模仿他的某种生存内容。换言之,除了期冀已然埋没了内在的自我区分(即所是和能是之间的持续张力)之此在,去重新觉识并保持这种生存论上的区分外,他一无所求。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友爱之道闪现出了独特心声:“具有决断性的此在,可以成为他人的‘良知’”(31),“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涉及他人的‘生存’,而不是涉及他人所操劳的‘什么’”(32)。

  

   第二,源出于朋友式另一此在的良知之召唤,对于此在本真性存在的开启固然重要,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此在在世存在的生存论结构具有相互交错的三重模式:话语、领会或理解(Verstand)与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如果朋友的声音以及它所期冀的悉心倾听,体现了生存论结构成分之话语模式,“愿有良知”和“畏死”大体上分别构成基本的领会模式和现身情态模式。如上所言,朋友的声音在于唤醒此在对其内在非自我同一性的觉识和保存,在于告知此在乃是“有罪责存在”(Schuldigsein)——作为去存在的此在,在其本性上总是内在地有所亏欠进而与某种“无性”相关——这一基本生存论事实,但朋友的声音并不负责也不保证此在一定能够倾听或真正接受这一事实。(33)倾听总是有所理解的倾听,这意味着此在可以在其自身的领会中以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方式来倾听——或让自己正视罪责存在这一生存论事实,或继续遗忘之。(34)当然,正确的倾听或恰当的领会应是“愿有良知”,愿意响应良知之声的召唤,朝向它的有罪责存在之最本己可能性筹划自己。

  

此在本真性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作为基本生存情绪的“畏死”或“向死而在”。当此在通过倾听良知的召唤而从通常消散于其中的世界夺回自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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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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