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佩欣:忆陈寅恪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2 22: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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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佩欣  

  

   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我这个学识浅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的后生晚辈怎能是大师的弟子?但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陈大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称陈寅恪为“吾师”或“本师”的。

   不仅如此。1953-1954年,我还曾听过陈大师的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两门课。别的教师上课,一般是每次两小时,但陈大师每次只讲一小时,如1953学年他的两晋南北朝史课,课程表上定的就是星期一、五第三节各讲一小时。课堂就设在陈大师的住宅东南区1号2楼的长形走廊上,这个教室可坐三四十人。我记得在上两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时,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学生,还有许多老师,端木正老师及师母姜凝等都来了,可谓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讲台两边挂着两块小黑板,上面满满地写着资料,中间还有一块空着的黑板,供陈大师作板书用。陈大师坐的是藤椅,穿长衫。课是怎样开始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样几句:“重要资料我已请人写在黑板上了,但你们要好好听讲,光抄下资料不听讲,也不会懂的。”陈大师讲得很慢,遇到关键的词句,还要站起来写一些板书。因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往往把后面的字写在前边的字上面,重叠在一起。为了把课讲得生动,陈大师常拿身边的人和事进行点评,随意挥洒。他常提到的人是那时还年轻的姜凝师母,他呼姜凝为“端毛太太”,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把“端木”读成“端毛”。陈大师编写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后来被高教部作为大学交流教材油印出版。我大学毕业后因重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所以就千方百计找到一本,至今仍然珍藏。在听元白诗证史时,历史系负责同志曾问我:“你听得懂吗?”我回答:“听得懂。”其实,因为我那时水平太低,对陈大师讲授的内容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的。好在陈大师讲的是选修课,听课者可以来去自由,所以两晋南北朝史我大概只听四五次就不听了。我因喜爱唐诗,所以元白诗证史听得稍多一些,但大约也只听七八次。因为这两门课我都没听完,所以都没有取得成绩,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以上说明我虽是陈寅恪的学生,但却是一个既未升堂、更未入室的不成才的弟子。

   当时在康乐园(中山大学位于珠江南岸康乐村),陈大师有很高声望,流传着他的许多轶闻趣事。如说此人很厉害,懂十三种外语,过去在清华大学被称为“教授之教授”。现在看来这种传说不很正确,因为陈大师精通和能够利用的汉语以外的语种绝不止十三种,而是多达十六七种(见刘正《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文史哲》1996年第3期)。由于陈寅恪先生学问大、名望高,所以我们对他都十分崇敬,说到他时很少称其为教授、老师,而一概称之为“陈大师”。

   当时还有一种传说,是说陈大师在中山大学薪金最高,比校长还高。但到底有多少,我们做学生的当然不得而知。有一次,听说一位理发师被请到陈宅,给大师理发,最后唐师母付给理发师的报酬为一元钱外加一条毛巾。那时我们到理发馆理发只要三四角钱,就可以理发、吹风、落蜡,唐师母一付钱就比我们多好几倍,因此我们觉着陈大师一定很有钱,生活很阔。近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才知1955年陈大师的工资是二百五十三元,不仅是中大也是全国教授中的最高者。但这二百五十三元仅相当于抗战前教授最高工资的五分之一!这说明那时陈大师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宽裕,而是变得紧张了。当年我们在蒋湘泽师家中闲谈时,他告诉我们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一十元,那时蒋师还是副教授。这说明,陈大师的工资正好相当于一个副教授工资的二点三倍。50年代前期,物价很低,我们每月由国家供给的伙食费才十三点五元,但吃得很好。一些日本代表团到中大参观,一定要到食堂拍我们吃饭的镜头。他们说,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比日本人好得多。综合这些情况,可知那时陈大师每月收入二百五十三元,生活虽然较前紧巴,但比一般人还是宽裕的。

   陈大师因忙于科研,身体又不好,所以平常很少接见人。我们除了上课时能见到他外,平时就很难晤面。那时因为寒假很短,多数学生都在学校过春节,我们就成群结队地给老师拜年,有时一帮十多人,至少也三四人。我们到陈大师家中后,唐师母对我们茶水招待,陈师则很随便地和我们交谈,看不出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在我读大学时期,还不兴学生批老师、斗老师、打老师,所以师生关系十分融洽。那时不知为什么,我们把打牙祭叫做“高潮”。平时,我们除到老师家问学外,也经常到老师家“高潮”一下——吃饭或吃茶点,特别是在春节期间更是如此。大学四年期间,我曾到岑仲勉、董家遵、陈锡祺、端木正、蒋湘泽、何肇发等老师家中多次“高潮”过。但在陈大师家中,我记得只喝茶水,坐的时间也较短,大家七嘴八舌谈十来分钟后就告辞。但由于我们见到了陈大师,并且说了话,所以大家都喜滋滋的,真是比“高潮”还要高潮。

   还有与陈大师会面的机会,就是见唐师母陪着陈大师在他住宅门前的小路上散步。这条小路原来是砖铺的,上面生满苔藓,很滑,当然不适宜于老年人散步。陈大师当时虽然眼睛失明了,但在光亮处仍能看到物形。所以,1956年初,学校为了照顾他散步,就把这条路改建成白色水泥路,路面比较平整,也宽了一些,陈大师散步时可看到模糊的白色路面。可惜那时我们见陈大师散步时,没有勇气走到他跟前和他谈话。

   我感到荣幸的是,现在我还保存两件与陈大师有关系的珍贵物品。

   一件是我们1952级全班同学在1956年8月31日拍摄的毕业纪念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东南区1号陈宅门前拍的。很明显,把拍摄地点选在这个地方,是为了便于陈大师与我们共同合影。这张照片在前排就座的都是我们的恩师,自右至左依次是:端木正、蒋湘泽、曾纪经、董家遵、王季思、杨荣国、陈寅恪、岑仲勉、刘节、金应熙、朱杰勤、陈序经、梁方仲。最左边一位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我怎样也回忆不起他的名字了。这张照片摄下了这么多文史学界前辈大家的容貌身影,说明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成为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了。在拍照前就座时,岑仲勉与陈大师亲切握手,岑师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陈大师点头唯唯,没有说话。他所以不说话,因为岑仲勉是聋子,说了也白搭。

   岑仲勉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著述等身,学问极其渊博,尤以治隋唐史著名。我曾选修他的隋唐史课,考试成绩为“优”。他给我们编写的隋唐史讲义,长达五十余万字,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贯穿了学术的自由讨论精神,岑师对各家各派的许多不同观点,都进行了剖析和商榷。岑师在课堂上给我们传授治学之道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头号名家,他的许多观点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岑师在课堂上批判的对象。岑师在课堂上揪住陈寅恪不放,陈大师当然会知道的,但他从未予以反驳。当他见到岑仲勉时,还表现得很亲切,这是我长久迷惑不解的。近读陈大师《对科院的答复》一文,这个问题才得到解释。该文称: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是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页)

   可见陈大师认为学术争论符合他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一贯主张,在学术上他可以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自己。看来,这就是他对在学术上一直对他进行批评的岑仲勉“不以为芥蒂”的原因。

   说到这里应当补充一点:岑仲勉对陈寅恪并不是一味批评,他对陈大师的学问还是十分佩服的。他在课堂上曾对我们说:“《元白诗笺证稿》写得好。”

   第二件我保存的与陈大师有关系的珍贵物品,是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的陈大师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初版,还在于本书中的一些排印错误都用墨笔作了更正,在本书有些页的天头上写了不少字,书中还粘贴许多写满字的纸条,这些字都是关于本书内容的补充。据我粗略统计, 补充较多的有十五处,约五千字左右。从字迹看,一小部分系油印,大部分应是陈大师的助手黄萱的手书墨迹,蝇头小楷,工整秀丽。我找出1955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此书相核对,发现此书就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排印的《元白诗笺证稿》的底本。1955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经过这次修订增补,较之初版本是更周密、更充实了。陈大师治学以严谨著称,但要严谨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即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得如此,这从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可得到证实。

   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便条,上面用红色钢笔写着:“四部丛刊  牧斋有学集  十二册  78000(元)”,便条的右下角写着“陈寅恪”三字。从笔迹看,似是唐师母所写。很明显,这张便条是写于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出版之后至1955年币制改革以前。大家知道,陈大师开始写《柳如是别传》是在1954年初,他在动笔前后买这部书显然是为写《柳如是别传》作参考的。

   我这本初版《元白诗笺证稿》是从哪里来的?我在大学读书时,端木正老师就对我照拂有加。大学毕业后,他仍对我十分关怀。他知道我研治魏晋隋唐史,所以在70年代就把这部书作为珍贵礼物郑重地赠送给我。端木师及姜凝师母同陈寅恪一家过从甚密,有很深的渊源,很显然这部书是陈大师或唐师母赠送给端木师或姜师母的,而端木师又把它转送给我了。

   蔡鸿生学长在其所著《“颂红妆”颂》一文中说:“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有幸在金明馆通向寒柳堂的过道上,听陈寅恪先生讲史论诗达一年之久。课程名称‘元白诗证史’,用1955年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作教材。这册有师母遗墨的赠书,历经风霜,如今成了寒斋中的‘镇库之宝’。”读此令人感慨万千。我不禁抚摸着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诗笺证稿》喃喃而语:“这难道不也是寒斋中的‘镇库之宝’吗!”

   郑佩欣(1933-2010),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文史哲》1996年第6期,第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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