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我的《读书》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7 次 更新时间:2020-12-20 2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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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一、前《读书》时代

  

   回想童年,有两种体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种是饥饿的痛苦,另一种是读书的幸福。我们这个年龄都经历了国家困难时期。我家里生活条件不算最差,但一日两餐,早上吃过饭去上学,下午放学又累又饿,还要走几里山路。回到家还没饭吃,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放学之后要留下来批改作业、备课,还经常要在大队开会。她回家时,我们往往把饭做好了。也因为父母都是小学老师,我最幸运的就是比别的孩子更容易接触到知识。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父亲用小木棍在地上写的繁体“马”字的样子,栩栩如生,非常可爱。然而,在贫困偏僻的山村,除了课本,很难找到能读的书。每次到公社上的集市,我就会对着供销社玻璃柜下的“小儿书”(连环画)发呆,有时往往要节省下来几天上学的干粮从同学那里换来“小儿书”看。童年的许多故事都是和找书、读书、还书甚至偷书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哪一天,从父亲的旧书箱中翻出被撕得没头没尾、繁体竖排的《水浒传》,就这样每天抱着读,连繁体字都慢慢认识了。

  

   童年的故事书真的很奇妙,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那个兔子洞,一旦掉进去就进入丰富多彩的美妙世界,游走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人与事,从此与主人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与他们一同欢乐和痛苦,为他们加油,为他们自豪,为他们难过,为他们叹息。有时,甚至认为书中的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放下书回到现实中有些不真实的恍惚。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中不断获得滋养,不断成长。我虽然不能像博尔赫斯那样,将天堂想象为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但对读书的热爱变成了对艰难岁月所经历的生活伤痛的疗治。读书让我忘记饥饿和伤痛,让我忘记痛苦和忧烦,遇到难过的事情只要有书读就很快让自己重新变得明亮快乐起来,觉得自己的痛苦和故事中主人公的经历比起来根本渺小得不值一提。读书也让我变得性格沉静,心灵敏感,让我对古今中外的大千世界有了更多的想象。现在能回想起来很多童年的故事,不是和吃有关,就是和书有关。后来看到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和“乐感文化”,就猜想这是不是和我们经历的那个独特时代有关?

  

   上了高中,我老老实实准备高考,不敢多读小说。那时候,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我硬是忍住没有看。实在禁不住就看一会儿毛宗岗父子点评的《三国演义》。这套书可以说伴我度过高中岁月,成为紧张学习中最好的放松。这样的书不需要从头开始,随便打开就进入了美妙的世界,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有上大学读金庸武侠小说才有。尽管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蜀国灭亡之后的故事怎么都读不下去,到现在都没有读这些最后的回章。和目前流行的教育理念中强调批判性阅读不同,我读《三国演义》对历史思考、文学写作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中,让我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更深地体会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并由此获得反观自己身处当下世界的视角。难道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世界在别人看来或者后人看来,不就是历史小说或历史这个伟大的作家撰写的小说?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面临各种人生的不堪?书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原本就是各种世界叠加在一起创造的拓扑空间。后来,这套《三国演义》我一直带到身边,成为父亲留给我最好的纪念。

  

  

   二、《读书》的第一个时代:中西文化比较时代

  

   进入大学刚好赶上“文化热”和读书热,我的读书世界一下子打开了。不仅有充足的时间读书,而且有读不完的书。面对图书馆成排的书架,往往不免发呆。不像某些有志青年产生想读完所有书的雄心,而是困惑这么多的好书怎么能读得完,读书从哪儿开始呢?那时候,我见到有学识的学长、老师,都会问怎么读书,读哪些书。后来慢慢明白,指导读书固然重要,重要的是谁指导你读书。若没有好的老师指导,时代就变成了最好的老师,年轻人不可能抵制最浅薄流行的读物,反而是这些浅薄流行读物的虔诚信徒,因为它能即刻打动你,许诺你最美好的东西。当然,这个年龄,那个时代,流行的不是文学小说,而是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文化热”的旋涡中,开始毫无规划地杂读。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从李泽厚的“三论”到“文坛黑马”高扬审美与人的自由,从“走向未来丛书”到“文化:中国与世界”,从尼采到弗洛伊德。那时,读理论书对每个大学生而言,都有一种迷狂的感觉。

  

   原来掉进不同的树洞,会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可不是美妙的童话世界,而是残酷竞争的丛林世界,所有的概念、观点、价值都以战胜别人的姿态出现。我们就像一个杂食动物,需要一副好脾胃,在不断蠕动中消化这些未经咀嚼而又相互矛盾的东西。宿舍卧谈也就变成了反刍,试图用各种理论概念来战胜室友。由此,我们似乎变成了这些理论的奴隶,在宿舍、课堂、社团活动,以及更大范围的活动中展开争夺和论战。读书不再是逃避现实生活的疗治或放松,相反似乎让自己变得异常强大,具有了战胜别人的力量,甚至具有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力量。由此,读书反而让人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现实世界。童年阅读中我与书中世界之间那种亲密无界的幸福感分离了,读书让你的大脑有每天不断扩充知识的成就感,但不见得有原来那种心灵充盈的幸福感。读书渐渐成为获得理论工具的渠道,书籍就是工具,概念、理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武器,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直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当时信奉的“知识就是力量”被福柯概括为“权力—知识”。

  

   直到大三,我认识了梁治平老师,并专门请教读书问题,他推荐我读比较法的书,并指导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顺便也把《读书》推荐给我。说来非常惭愧,在那个时代,一个自认为热爱读书的学生直到大三才知道这本杂志。当我看到它就立刻动心了。当时对三联书店的历史一无所知,仅仅看到这个名字就猜想:创办刊物的人肯定有强烈的读书渴望,于是就办一本简简单单的杂志,满足“读书分子”的热望——这不就是我童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吗?《读书》的装帧设计古朴大方。我对纸张的印象非常深,就和我小时候读过的《水浒传》一样,是陈旧发暗的那种,质朴土气甚至显得有点粗糙,闻到的不是墨香,而是陈纸的味道。这似乎与那个明媚的时代有点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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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掉进了新的树洞。在那个躁动时代,《读书》让人慢下来、沉静下来,读书不再是为了获得概念工具去辩论、去征服、去行动,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书中体会古今中外的世界。梁老师关于法律文化的文章娓娓道来,与当时流行的主张改造传统法律文化和国民性、接受西方法治的呐喊在文风上就有根本差异。金克木的文章看不懂,但慢慢看下来也增长不少古典知识。钱理群他们三人关于文学的对话也就看个热闹,并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甘阳那篇《传统、时间与现代性》的文章有一种魔力,让你在似懂非懂之间不得不反复阅读。自己虽然懵懵懂懂,但还是喜欢这样的文章。许多当时读来醍醐灌顶的文章,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有读懂,但谁能否定今天看来没有读懂,恰恰是由于当年自认为读懂了呢。

  

   正是顺着《读书》上相关文章推荐,才顺藤摸瓜去阅读相关著作。那时心理学非常流行,我自然就会顺着弗洛伊德读到荣格、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其中,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就是先看到赵越胜在《读书》上的介绍文章才开始阅读的。他的文章有一种诗人的灵性,不由地喜欢。印象最深刻的文章是他在父亲住院期间写成的,似乎文章一开头就从陪父亲住院开始。这种真实的、生活化、情景化的写作是那个时代《读书》的风格。《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得知识、理论,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陪父亲住院并思考生命意义的读书人形象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想象中的这一幕生活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可后来在学术界一直找不到他的踪影,只是在和梁治平、甘阳等人的闲聊中才了解到关于他的片段信息。前两年看到他的《燃灯者》便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虽然是回忆导师周辅成先生,但让我对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切的理解。《读书》的这些作者,对于我们后来的读书人而言,哪一位不是这样的“燃灯者”呢?

  

   那个时代,知识界形成各种各样的丛书编委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书籍。我们往往是通过丛书编委会名单寻找相关的著作或作者去读,也通过听讲座、上课等途径认识一些“编委”。我那时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参与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包括邀请金观涛、陈越光等人做讲座,邀请夏俊、王鲁湘参加沙龙讨论等。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名单中,直到大学毕业,我只认识梁治平老师,也是在他那里见过周国平老师。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和同宿舍的赵晓力聊起大学生活。他一九八九年进大学,比我晚了三年。让我震惊的是,他进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头到尾系统地读了一遍创刊以来的所有《读书》杂志,为的是“补上八十年代那一课”。在他看来,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精华就体现在《读书》中,而我却差点与《读书》失之交臂,直到大三才见到《读书》,而且也不是每期都读。在那个“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世界,消耗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榆林司法局工作,伴随我的除了自己热爱的一些学术著作,也就是《读书》了。和现在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练就精明能干的职业品格不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将我塑造成吊儿郎当、不修边幅的读书人模样。单位领导和同事善意地提醒我要尽快适应行政工作,家里亲人们也担心我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有害无益的“书呆子”。长辈们为了旁敲侧击提醒我,就给我讲起民国初年榆林城里家喻户晓“李魔鬼”的故事: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每天坐在街边的凳子上读书,连冬天下雪天也都出来,和谁也不说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只知道他姓李便称呼他“李魔鬼”。在榆林这三年寂寞忧烦的日子里,我的脑子里常常闪现出他的身影。黑色的呢子大衣,再加上礼帽和围巾,而且拄着拐杖,像欧洲绅士一般,每天都出现在街边小公园里的长凳上,静静地读书,甚至雪花飘在身上也不在意,路人好奇而同情的目光所能遇到的,是他镜片后面冷漠、空洞、呆滞的眼神。究竟什么样的书能让一个留学生如此痴迷,以致将自己与现实生活世界隔绝起来?读书究竟有益于人生,还是有害于人生呢?

  

这些问题有时也让我对读书变得困惑起来,我一度也试图融入上班无所事事、下班抽烟喝酒打麻将的现实生活。然而,书籍真的就像魔鬼一样,不断诱惑你,让你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它让我丧失了融入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创造了一个虚幻美好世界,承诺把你从这种沉沦的现实生活中拯救出来。好在和“李魔鬼”相比,时代不同了。那时刚好有一群因毕业分配不如意而回榆林工作的年轻人,大家都怀着理想抱团取暖。有的很快就去深圳等沿海城市闯天下了,剩下我们几个就准备考研究生。其中不少是《读书》的爱好者,我们相互交换过往各期《读书》杂志。反而在这个时期,我才浏览了以前没有读过的《读书》。《读书》就是这样,当时看起来陈旧不入时,但恰恰因此永不过期,时代不同,阅读的书籍或许有不同,但读书人的心性永远是相通的,经典的魅力更是永恒的。于是,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最单纯的日子,躲开世事纷扰,自然也成了“星源图书楼”的常客。这是榆林籍香港企业家胡星源捐资兴建的,在当时榆林城里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它取代了“李魔鬼”时代公园里的椅子,成为读书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段时间我对面经常坐着一个小伙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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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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