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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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内容提要:自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探讨和评估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居于何种位置,学界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认知也不够深入。因此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构成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特别是两“论稿”)放置于20世纪前期的国际唐史学中,会处于何种位置。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冷静的学术选择,而是包含某种历史敏感度,即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

   关 键 词:陈寅恪/唐史研究/《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日野开三郎

   作者简介:陆扬,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史家中,陈寅恪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一位,这早已是国际学界的共识。他在唐史方面的工作更是他史学成就的核心,也是真正奠定他作为20世纪伟大史家声誉的基础。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仍广泛为史学界所征引。这种征引有出于对陈氏学术的仰慕或服膺,但也有出于学术上的便利甚至懒惰。但否定他在唐史方面总体或具体论断的学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自从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的探讨和评估从未间断。对于他在唐史方面具体而微的得失,学界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他为何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唐史研究之中,他这方面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又居于何种位置,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学界的探讨仍不够深入。唐史甚至中古史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他的具体论说之中,忽略了对史学论断背后思维框架的反省,而中古领域以外的学者在评论陈氏的贡献时又往往不善于结合中古史的研究脉络,于是造成这两个群体在谈及陈寅恪时虽各有洞见,却也存在各自的盲区。笔者认为,这类盲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陈寅恪史学研究特质的把握,也间接影响到唐史研究方法的开拓。这篇小文便是试图对这一缺陷作些弥补。笔者想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工作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影响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放置于20世纪前期的国际史学中,会处于何种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文章的目标并非对以上这些问题提出系统的看法,而是希望从一些不常受到学界注意的视角入手,对陈寅恪的史学遗产作出一些新的评估,由此促动新的讨论。

  

   一、作为史家的陈寅恪

  

   在具体讨论陈氏的唐史研究的史学构架之前,我们首先需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作一些概括性的说明,也就是陈寅恪在近代中国史坛上的独特性在哪里,其史家之养成过程又受到哪些思想和学术资源的影响。王永兴在总结陈氏的学术特色时,举出重要的两点,一是用“宋贤长篇考异之法”,二是“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①第二点或许相当于今日史学上所谓的历史想象力,或者类似于陈氏自己主张的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这种描述其实并不能精确捕捉陈氏“神游冥想”的微妙意蕴。现代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用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话说就是“始自于过去和现在的分离”:

   历史编纂学(historioraphy)假定在它寻求表述的沉默而不透明的“现实”和这一现实产生其自身言语的地方间存在一个断隙,这一断隙是由历史编纂学和它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来维护的。史学研究主体只有以沉默的方式才得以进入历史叙述,或者只有通过历史文献作为媒介,而这一媒介像是史家在被冲刷过的沙滩上看到的过去的印迹,还有通过那来自远方的窃窃之语,使人感受到那充满诱惑又让人惊吓的未知巨体。②

   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对象成了一种纯粹的客体,研究者清醒地在自身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后者犹如陈列在手术台上的尸体,等待着史家来剖解。在这一点上,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者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等人都是典型。这就使他们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史家。传统史家的杰出代表如司马光,固然也能在史学工作(比如《资治通鉴考异》)中呈现某种客观性和逻辑性,但他绝不怀疑他所处时代与过往的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更无法分割,他对过去的认知带有价值判断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相信带有价值判断的叙述将会影响到他正在经历的时代的治乱兴衰。在传统史家眼中,历史似一条漫长的河流,无法加以切断,史家对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叙述和评价,犹如上游的开闸关闸,会影响到中下游水流的大小、河道的壅塞与畅通。司马光或任何传统史家的工作,既是通过编纂和叙述保存和了解历史,同时又在介入和引导当下。他们处于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时刻之中,这个时刻可以从尧舜禅让开始,也可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开始。陈寅恪显然从属于兰克而非司马光那个群体。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史学革命,最终在20世纪前期影响了中国。用王汎森的话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民国新史学强调的价值与事实分离,或者所谓“历史化”取向已在史学界日渐明显。③陈寅恪无疑深受这一潮流的熏习,只是笔者认为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化”来概括他的史学。因为他的历史意识既具有高度现代性,同时又保存了某些传统史学的观照,只是这种观照不再是出于道德或政治的考量,而是历史的考量。他面对历史现象和古代人物时表现出来的出奇的冷静和客观,他笔下那种很少为个人情感立场所左右的分析,都说明他实质上更合于现代西方史学的禀性。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质上就是西方式的以史学为志业的展现。他常给人一种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感觉,似乎与他在学术上的超然态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其实恰恰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型表现,也就是一种不为主流观念的宰制所左右的精神。陈寅恪在纪念被人视为殉清的王国维时提出这一理念,目的是将王国维具体的政治立场加以抽象化,拒绝使其沦为世俗意识的牺牲品,王国维的自沉不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狭隘的忠节行为,而是抗拒以趋新为正确的独立意志的象征。50年代陈寅恪针对这一理念再次作出阐释,维护学术独立的立场更鲜明而具现实意义。这与西方中古史大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对学术独立和自由立场的坚持有着惊人的相似。④认为陈寅恪有遗民心态或土大夫情结恐怕同样失之于表面,甚至会造成对他的误解,他并无一种以传统士大夫自命的群体人格立场,他的立场更接近于西方近代以来的高度个人主义,史学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

   同样地,陈寅恪在学术分析上的超然和他将古今联系起来的那种历史敏感度(historical sensitivity),形成了醒目的对照。这种敏感度更多具有一种在现代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个人经验,而不是中国传统中的朝代观或古今观。这种经验和陈氏个人所持的道德文化立场可以说是分离的,他对处于历史困境中的人物的了解之同情,主要基于史学考察。比如在《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中,陈氏以崇祯朝朝廷举措的失当导致最终覆灭为例来影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件之后的内外政策。⑤这其实和他的政治立场几乎无关,而是在严谨的学理基础上产生的历史观照。30年代前期,陈寅恪曾主张对日媾和以保存实力,也是在这种敏感度基础上的主张,这一主张并不妨碍他所坚持的民族大义立场。又如1937年发表的《论李怀光之叛》、1951年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显然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他的一些论文有感时而作的因素,但其论点和方法无不在其整体史学构架之中。《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的论点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相关论述思路一致,而且前者明显是用来补充后者提出而未展开的分析。⑥用古事来解析今事,两相融合对照,几乎成为他某种收放自如的学术表达。他在诗歌中也沿用这种成为极具涵摄力的表达,造成文义与现实之间的层累和折射。陈寅恪30年代以后发表的史学论文,时常有现实的针对性,看起来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似乎带有影射史学的成分。但笔者认为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托古喻今,而是出自一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陈氏一方面对历史持以超然态度,一方面又把自己视作能时刻经验到历史巨变的史家,现实中的事件会引起他即刻的共鸣,使他的史学具有强烈的介入感,这种介入感或通过学术论著,或通过用诗作来表达,后者显现出来的强烈忧郁感和学术论著中的超然反差明显。

   陈寅恪通常并不信从历史资料提供的表面说辞,而总是努力去找寻史料表面之下在他看来更为真实的意图和缘由。他对历史其实有一种强烈的超然和反讽(irony),这种反讽史学也是西方现代史学的重要特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中言道:

   历史学家的反讽来自于他的不信任感,此种不信任感要求他对历史文献作批判性的考察。在他的工作的某一刻他必须反讽式地对待历史记录,必须假定这些文献的实际意味不是它们面上所说的意思,或者它们所说的不是它们真要表达的意思,而他可以将表面话语和实际意味作出区分,否则的话他撰写历史也就毫无意义了。⑦

   陈寅恪史学的特征和怀特的这段描述可谓合若契符。这种拷问史料的态度即便在20世纪中国一流史家中都甚为罕见,这恐怕也是他的许多论断能震动20世纪中国史界的重要原因。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⑧,从此种思想自剖可见,他有将一己之学放在某种思想史脉络之中加以自省的意识。他的思想框架早在成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前就已成熟。我们不妨举出20世纪上半叶西方研究古典时代的俄国史家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作为比较。在一篇充满睿智的评论中,当代罗马史名家鲍尔索克(Glen W.Bowersock)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历史认知已在30岁前定型,此后只是不断精致化而已。罗斯托夫采夫在俄国革命前后的经验,深刻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判断。⑨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恐怕和罗斯托夫采夫相当类似。尽管陈氏晚年曾表示“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⑩,很少迹象表明他的历史观有任何显著的改变。他在学术上非常早熟,步履领先于绝大部分同时期学者,后来尽管每一步学术转型看起来似乎都有外界环境的促成,内在却非常自然而且游刃有余。

从30年代起,陈寅恪受中国史界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史学材料的掌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出同时代其他学人。由于客观原因,不少重要的新资料他未能有利用的条件,比如藏于英法等国的大量敦煌文书,但这一时期的史学资料鲜有未进入他的视野之内的。早在30年代,他就注重碑志的史料价值,在讨论玄武门之变时采用了藏于巴黎的敦煌写本《常何墓志》,在讨论李唐家族的出身时采用了河北隆平光业寺碑。他不只关注书写文献,还关注物质证据,很早便留意正仓院宝物的史料价值。(11)在中古领域,这种广度恐怕只有内藤湖南这样极少数的学人可比。严格来说,陈寅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家,在更多强调文献学意义的今日中国史学界,有些研究者会认为陈的立论不够谨慎,想象过于大胆,而更注重文献考据的学者如岑仲勉,会在论据的确凿程度上胜出一筹。这样的看法自然不难找到依据,但也往往忽视了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陈寅恪对于史学文献的复杂性的认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他对描述中古制度的典章材料明确作了规定性(prescrip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之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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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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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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