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4 22: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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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  
但也建立了和亲与互市关系,民间贸易大量增加,北方的马匹等牲畜进入中原农业区,提高了生产力和军事水平;中原农业区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也大量运至北方,甚至成为草原游牧社会的生活必需品。由于经济上互补关系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农业区、游牧区和高寒草原,以及南方山岳地带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长期大量存在的,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而地区性统一政权建立之后,对地方经济的开发,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以及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等,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

   同时,在北方游牧区内、长城之外,亦存在着大量的农耕生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交流中,北方民族政权所辖的游牧区,如今天的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区,都出现了大片农业区,结果是“结束了中原农业区和北方游牧区南北对峙的历史”。49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北方民族政权的组织也必须适应这一生产方式的变化,统合两种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例如,鲜卑在进入河套地区后,大量采用汉法、汉制,吸收汉文化,很快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同样起到了整合力量、使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作用。实际上,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民族政权,大多是因为一方面继承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中原农业社会发展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另一方面也保留了统合自身政治力量的特色,才使得其统治更加稳固。而且,很多来自民族政权的治理经验,也为“大一统”的巩固提供了借鉴和制度模型。

   秦汉之际,北方匈奴统一了草原地区。在此之前,秦始皇在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区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这两个历史传统都被以后的各个政权继承下来:三国、晋、宋、明继承了农业区统一的传统,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继承了游牧区统一的传统。局部的统一,为进一步大范围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而汉、唐、元、清这样含括华夷的“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又完成和巩固了这种统一。“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50

   (二)“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族所接受

   各政权之间的密切互动,包括战争,也形成了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观念方面的趋同和互补。陈育宁等总结了历史上民族性地方政权的类型,包括与中原王朝对峙后归附臣属或建立友好和亲关系者,如匈奴与汉、唐与吐蕃;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后,入主中原建立地方政权者,如建立北朝的鲜卑;内附中原王朝内迁后建立地方政权者,如契丹建辽朝、女真建金朝、党项建西夏等;与统一中央王朝并立者,如北元蒙古政权;统一王朝下有一定自主性的地方民族政权(同时也是地方行政建置之一);中央王朝监护下的藩属国,如唐代渤海国、南诏国、回纥政权 等。51这 些不同性质的政权,无论大小,都与中原或统一王朝建立了和亲、朝贡等关系,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政治组织方面,入主中原者或归附中原王朝者,皆取中原之法以治之。即便是藩属性质或对峙的政权,也大量吸收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借以巩固自身政权,例如南诏之官制,即按唐之三省六部制设立“六曹”“九爽”等职官;与唐对峙的吐蕃王朝,也吸收儒家的礼治思想,建构自己的王权 统治。52政治观念方面,在各民族政权争取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大一统”逐渐被接受并且扩大了内涵。

   魏晋以后,“五胡”势力陆续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先秦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包括天命、华夏、中原、“大一统”、华夏文化等综合因素的正统观,遂成为其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53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是炎黄族源的构造,一是对“华夷一体”和“天下一统”的强调。例如,匈奴自称或被认为是夏后氏之苗裔,鲜卑慕容称黄帝后裔,鲜卑宇文部则自称炎帝后裔,炎帝后裔之说甚至延续至辽代契丹起源的传说。这些系统客观上反映出“入主中原的北方诸族归属华夏一统的向往和主观认同”。54后秦苻坚完成对北方统一之后,称“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55且积极伐晋,以完成“天下一轨”、建“大同之业”。自晋以后至于南北朝,这些北方民族政权以建立“大一统”为己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政治上的割据逐渐走向统一;通过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逐渐消失,为更大范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6

   在宋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的对峙中,宋人虽强调夷夏之辨,以维护自己的正统,但同时宋儒亦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ー也。”57以天下之“合一”为正统的基本标准。而与宋鼎足之辽、金等,更扩大了传统意义上“中国”的内涵。辽自兴宗、道宗以来,往往自称“奄有”中国、区夏,并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58金朝自称“中国”更为普遍,其统治者在汉文化和儒家思想方面的修养更为精深,及至海陵王,更以“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为志。59辽、金自称“中国”,使“中国”一词的含义扩大到其统治的广大东北和西北地区,不再局限于长城以南。60而两朝对于华夷同风、华夷无间思想的推行,则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对“大一统”的认同。

   (三)元朝和清朝的统一与华夷一体的治理格局

   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其所以不同于前代者,不仅有王朝版图的扩大,也在于其继承和发展了宋辽金以后合天下为一体、各民族共为“中国”(“中华”)的“大一统”观念,而开一新的“华夷一统”政治格局和多元一体治理体系。有学者甚至将元之一统与秦之建立并立,称后者为“统一多民族的‘天下一体’的开始”,前者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华一体’的开始”。61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即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62表明自身继承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正统地位。而郝经、许衡等发展出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型华夷正统观,亦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63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为了巩固其对广大疆域和多民族的统治,元朝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有所创置。继承宋金制度而来的行省制,尽管在初设之时,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色彩,但对于地方和不同民族的有效治理以及中央集权而言,是颇为有力的工具,因此成为明清以来地方行政之定制。64同样,元朝所创的土官制度,也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清代的“大一统”,体现为疆域和政治上的空前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65清代《钦定皇朝通典》称:“洪惟我圣朝应天开基……举凡前代之所为劳师设备,长驾远驭,兢兢防制之不暇者,莫不备职方而凛藩服,东瀛西濛,环集辐凑,固已无边之可言……汉唐以来所谓极边之地,而在今日则皆休养生息,渐仁摩义之众也,既已特设驻札驻防办事诸大臣统辖而燮理之矣。外此有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内之部落……咸奉正朔,勤职贡,沐浴于皇仁,燀赫于圣武,输诚被化,万世无极。”66以“无边”“无极”等极致之辞,说明其齐一天下、超越前代的“大一统”业绩。同时,清朝统治者明确其“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的原则,67发挥“华夷一家”理论,扩展“大一统”之内涵,以此构建自己的王朝合法性。在制度上,清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地方行政治理除完善行省制度外,在京畿和边疆地区设“相当于省一级的特别行政区”,“形成完备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制度,为大一统国家服务”。在文化上,“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利用宗教实现统一目的”;编修汉、满、蒙古等文字的文献集成与大型图书,展示国家之一统。68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格局与治理体系,到清朝发展到比较完备的程度。

  

   结 语

  

   “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有其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同时也建立于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维护的历史基础之上。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以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为制度框架,以“大一统”思想为认同核心,实现和巩固了对广土众民国家的治理,如汉、唐、元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更成为历朝历代不移之正统王朝。而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包括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在追求“大一统”目标的推动下采用的有效治理方式,也成为治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借鉴。正因为如此,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实践,以及历代统治者在“大一统”思想下对一体两面的“夷夏之辨”与“华夷一体”观念的权变运用,亦使得因俗而治的灵活治理方式长期以来在广大的范围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传统思想中中庸之道反对绝对僵化的哲学思想,以及治理方式的因时因地而用,保证了“大一统”的稳定与延续。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既有各自民族的特点,又日益形成着它们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点;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69正是各民族在“大一统”治理目标下,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的政治与治理格局,使得中国历史长期连续发展的进程,形成了“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趋向,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

   注释

   1.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0页。

   2.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该书第七章“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由刘正寅撰写。

   3.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关于“大一统”国家的边疆与民族治理,卜宪群也有初步说明。参见卜宪群《德法相依华夷一家——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三)》,《学习时报》2019年12月13日。

   4.杨念群:《论“大一统”观的近代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5.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

   6.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7.相关记载可参见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中传说时代和夏、商时期的相关章节。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形成,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在近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通常将古代具有某些共同民族特征的人群,即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形成一定认同意识,并且形成某种人群区分边界的人们共同体,都称为“民族”。本文也沿用此约定俗成的用法。

   8.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第560页。

   9.《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1页。

   10.《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036页。

   11.《春秋左传正义》,第1827页。

   12.《论语集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7、604—605页。

   13.《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6页。

   14.《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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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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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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